这场和德国资本家的会晤，虽然还没有完全打消这些资本家对于革命的恐惧，但是林信义还是筹集到了一笔资金，用于社民党左派的宣传活动。
经过了四年令人绝望的战争，德国人民已经不再相信德国能够胜利并获得回报的谎言，他们不再支持皇帝和军方，但是德国民众并不认为革命能够拯救这个国家，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使得多数德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失败，而不仅仅是皇帝和贵族的失败。
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想下，德国民众认为能够拯救国家的不是革命，而是民主原则下的普选制政府，假如战时政府阻止他们获得这样一个政府，那么他们就会支持革命，但革命只是为了粉碎德国的君主制度，而不是让另一种集权制度代替君主制度。
简单的说，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的无产阶级民主是全民民主而不是阶级内部的民主。社民党多数派之所以能够成为多数派，就是因为多数派主张全民民主，反对暴力革命。
这种全民民主的思想在德国人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以至于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斯巴达克联盟也不得不承认，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普选的无产阶级民主政府。
这样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就无法和社民党多数派进行明确的区分，因为大家都是支持普选的民主政府，只不过多数派主张全民民主，卢森堡主张无产阶级的民主，群众实际上更乐于赞成全民民主。
在另一个时空里，斯巴达克联盟就是没法让群众区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民党多数派的政治主张的差异，使得社民党可以打着左派的旗帜替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权利，最终剥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之后的新政府中的权力。
不过这一次，左翼三派在德国全面溃败之前达成了联合，并在德国群众意识到战败之前提出了社民党左右两翼的团结，为了结束战争去成立一个民主政府，这使得大量的基层群众站在了左翼这边，迫使艾伯特所代表的温和派接受了左翼三派和基层党员的呼吁。
此种联合给了左翼以民主的原则开除谢德曼这样的右翼分子的机会，在德国民众意识到战争不可能胜利的情况下，支持战争的社民党右翼分子本身就陷入了孤立，再加上爆发了这些右翼分子和军方合作的内幕消息，更是激怒了工人群体，艾伯特等温和主义者不得不放弃了谢德曼为首的右翼。
不过这场斗争主要发生在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柏林地区的党的委员会中，在德国其他地区的党的委员会及工厂委员会中，左翼并没有占据上风。作为一个上世纪中页建立起来的政党，社民党虽然一开始曾经和卑斯麦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是这个党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原则，完全是依赖于基层民主选举来协调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联系。
在民主的原则下，掌握党的组织的实际上不是那些工人领袖和政治领袖，而是维系着各个地区党组织的实际工作者，工人代表和政治代表在民主的原则下可以不断更替，但是那些负责组织民主选举和资金分配的党员却开始官僚化了。
社民党多数派的骨干，就是这些地区党组织内负责具体组织事务的党员，他们习惯于照着规则做事，厌恶过于激进的变革，比如左翼分子常常希望打破规则，把其他地区的积极活动分子调动到不够活跃的地区发展党的活动，但这对于负责地区组织事务的党员来说就是增加了额外的工作，也破坏了他们对于地区选举的控制，因此他们反对过去没有在本地区党组织登记过的党员参加本地区的组织选举。
左翼社民党虽然在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打倒了谢德曼，但是并没有驯服社民党这个已经官僚化的组织。左翼社民党一度想要彻底摧毁社民党的官僚体系，但是被林信义所阻止了。
林信义对左翼社民党坦诚的说道：“摧毁社民党的官僚体系不难，但是想要重建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当前德国即将爆发自发性革命的时期，我们不为革命做好准备，反而试图摧毁一个能够利用的全国性组织，那么革命成果就会落入资产阶级手中。革命的时机一旦错过，就不可能再回来，我们只能把革命胜利放在第一位。”
林信义的主张没有说服所有人，但是却说服了独立社民党人和卢森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卢森堡才明白列宁为什么主张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式的党组织，假如没有战争爆发之前列宁对于俄社民党的整顿，把取消派、召回派开除出党，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无法抓住二月革命之后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权力空窗期，发动十月革命来建立人民委员会这一无产阶级政权。
卢森堡在战争爆发前对于列宁式政党的批评，却使得德国的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个组建革命领导组织的机会，斯巴达克联盟虽然主张建立一个俄国式的人民委员会，但是斯巴达克联盟依然是一个松散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依赖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两个人的声望和他们的朋友组织起来的，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不少工人的支持，但是无法深入到工人群体中去发动和组织，因此需要得到革命工长们的支持。
林信义所推动的左翼三派联合，虽然稍稍提升了左翼社会主义者的组织，但是依然没法和有着长期党务工作经验的社民党多数派相提并论，幸亏双方现在已经合并，社民党多数派没法直接煽动工人反对独立的左派分子，否则左翼还真的无法再工人群体中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在德国的工人群体中，老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一直是工人阶级生活中长久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工作，使得工人们更信赖自己身边的社民党成员，而这些成员往往是多数派。
林信义之所以要提出保卫德国人民的财产，而不是建立苏维埃政府，因为前者才能得到多数派成员和工人们的认同，后者实际上只能引发工人们的混乱，因为工人们压根不知道什么叫苏维埃，通过普选制的全民民主原则建立的苏维埃和无产阶级政权毫无关系，苏维埃的本意是人民联合对少数反动阶级的专政，但这种解释只有俄国人和中国人会接受，德国人压根不能认可。
卢森堡正是意识到自己在革命进程上的领导能力是缺乏的，才转向了支持林信义的主张，因为她已经意识到林信义的政治理念或者不能算出色，但是在斗争手段上却并不逊色于列宁，和他相比，他们这些人显然都过于幼稚了。
这不是卢森堡一个人的看法，左翼领袖几乎都这么看，作为一名外国人，特别是东方人，德国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是轻视的，这点从革命工长代表们初步接触林信义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但是现在革命工长的代表们都认为，林信义的主张更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革命工长代表们这么看当然是有原因的，作为革命工长的主要支持者是柏林地区的工人阶级，在年初的柏林工人大罢工中，数万柏林工人被军方征召或抓捕到集中营看管了起来，这就使得德国的工人阶级出现了分裂，柏林以外的工人们为提高工资和物资分配而斗争，而柏林地区的工人们则越来越倾向于政治权利的斗争。
革命工长组织和工会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因为地区、工厂环境的不同，许多工人和激进分子政治观点也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完全对立的观点。不少左翼人士虽然反对战争，但是在和平与团结的口号下，他们支持社民党和自由工会，试图由社民党和自由工会代表无产阶级去成立新政府，从而结束战争。
简单的说，革命工长组织和各工厂工会，实际上是一个自下而上建立的民主联盟，他们虽然能够动员起工人阶级，但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治理念，只能以短期目标来作为工人运动的号召口号。这也是革命工长代表们反对社民党党员越过自己去号召工人们的原因，这一组织形式会首先消灭革命工长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保卫德国人民的财产，这一口号的目的，就是自上而下的重建工人组织，以解决各个工厂工会和各地区工人团体之间的协调和组织问题。正是在这一口号下，试图把革命工长组织改革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雷德布尔和多伊米希战胜了反对党的集权制度的柯林·罗斯和赫尔曼·米勒，这两位自称为工人代表，主张完全的民主，他们反对少数人的专政，也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无产者之阶级专政，后者明确提出：“我们不能走向已在俄国存在的那种专政。”
不过在德国工人阶级意识到，德国战败将会令自己一无所有之后，他们就转向了更加积极的集权体制。于是革命工长组织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拒绝听命于党的命令，他们只服从于工人们的决议”，他们接受了工人代表参与党的会议，在会议上充分进行讨论并做出的决策，各工厂工人组织都必须要服从。
在柏林的大工厂内，每一千人选一位工人代表，在其他工厂里则是几百人选一位代表。这些工人代表和社民党左翼建立起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就柏林地区的工人运动做出决定，这意味着左翼社民党终于开始在工人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
而柏林工人苏维埃的建立，也开始向外地散发出影响力，法兰克福、汉堡、莱比锡斯图加特、布莱梅都开始推选工人代表和左翼社民党成立工人苏维埃。北德意志地区开始初步建立起无产阶级组织的网络，不再是过去各自为战的状态。
林信义获得了柏林工人代表的支持，被视为来自东方的无产阶级同志，影响力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不相上下，罗莎·卢森堡认为这已经证明了林信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上的立场，因此选择支持其对德国革命的谋划，以令德国退出战争。
7月15日，鲁登道夫亲自策划的对协约国军的大反击作战失败，这场失败出现了两个可怕的征兆，一名德国军官主动带着反击计划向协约国投降了，右翼德军在看到联军的坦克后迅速的崩溃了，德军士气已经跌落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鲁登道夫得到右翼部队溃败的消息时还在左翼集群商讨进攻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面色苍白的放弃了指挥的责任返回了德军总司令部所在的营地阿韦讷，虽然前线将领试图阻止他，认为当前最要紧的是在苏瓦松地区建立防御阵地，而不是返回最高统帅部。
但是鲁登道夫显然已经濒临崩溃，他表示这场失败不是自己的责任，是有人向协约国出卖了自己的计划，他回去后会主动辞职。前线将领对于鲁登道夫的虚弱目瞪口呆，只能目送他离开前线。
鲁登道夫于下午2点返回阿韦讷营地，在军事会议上他和老上司兴登堡公开的冲突了起来，这场会议最后不欢而散。16日中午，威廉二世抵达阿韦讷，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前来，霍夫曼带着自己的亲密部下跟随在了皇帝身边。
在红砖别墅内，威廉二世先是听取了兴登堡、鲁登道夫的战情报告，然后向两人询问道：“统帅部是否认为，我们还有胜利的希望？”
兴登堡思考片刻后回答：“总参谋部只能承担军事责任，但是这场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臣无法答复陛下的问题。”
威廉二世对于兴登堡的答复是不满意的，这意味着军方不肯承担起宣布战败的责任，也就意味着这场战争的责任都落在了自己身上，这点倒是被中国人说中了。
他沉默了好一会后问道，“那么军方认为，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应当撤退到何处？”
兴登堡没有回答皇帝的问题，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威廉皇储，威廉皇储实际上已经接受战败的结果，他现在的愿望就是保住自己的皇位，因此就需要得到军方的支持，为此他不得不作为军方的代言人向自己的父皇提出建议。
“战争胜利对于德国来说已经难以实现，但是过去四年来德军将士的奋战也能令协约各国难以轻视我国的战斗能力，如果他们想要一路打到柏林，那么他们必然也会付出重大的伤亡。所以通过中立渠道向协约国提出和平谈判，我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为了让各方相信我们对于和平的诚意，我们必须就德国发起这场战争做出明确的声明。我们只是想要保住阿尔萨斯-洛林，海外殖民地，要求法国割让布里埃盆地，不过我们愿意放弃战争赔偿，恢复比利时的独立地位…”
威廉二世听明白了，军方确实还在做梦，试图让协约国承认德国现在占据的那些地区的合法性，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甩锅行动，如果他真的按照军方的意见发出这样的声明，协约国不予理会继续进攻，那么失去和平谈判机会的就是他的狂妄，而不是军方的问题了。
如果是六月之前，他还真拿军方没办法，毕竟总参谋部控制了全国的资源，还把皇储控制在了手里。但是现在么，他已经和俄国达成了秘密协议，东线德军变成了自己而不是总参谋部的支持者，柏林的资本家们也认同了和俄国妥协以换取亚洲联盟支持的条件。
在西线面临溃败的前提下，他终于不必担心总参谋部发动政变了，因此他对着皇储严厉的训斥道：“显然你还没有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在德意志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居然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身上，我看你并不适合担任一支军队的统帅，我现在解除你的军职，立刻给我返回柏林去，现在离开这里。”
皇储不知所措的向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看去，但是两人都避开了他的求救目光，皇储只好向着皇帝行礼后退出了红砖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