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月初，柏林的上层已经分为了明显的两派，以克虏伯、西门子为首的工业资本家反对无条件的向协约国投降，而通用电气公司的瓦尔特·拉特瑙和大资本家胡戈·施蒂内斯、汉堡—美洲航线公司董事长阿尔伯特.巴林，则主张只有和协约国讲和才能保住资本的自由。
瓦尔特·拉特瑙是一个傲慢的犹太资本家，他曾经在1912年12月24日的《维也纳自由报》发表的文章写道：“三百个人（犹太人），他们互相认识，统治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命运，并从他们的追随者中选出继任者。”
在拉特瑙看来，德国虽然在战争中失败了，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失败，为了保卫资本主义对抗俄国革命的瘟疫，协约国必然会给与德国资本一个出路，毕竟犹太资本在英国也是有着极大影响力的，这种影响力将会协调战后的德法英三国的关系。
胡戈·施蒂内斯、阿尔伯特.巴林在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之后，也认为向协约国屈服要向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屈服强，因为后者已经证明了，他们是一群没有契约精神的野蛮人。
当然，对于德国的重化工产业资本家而言，他们对于协约国资本的不信任是天然的，他们同时也是传统的反犹主义者，欧洲传统的反犹，实际上是反高利贷，因为犹太人大多从事高利贷行业，于是犹太人就被欧洲人视为了高利贷者的普遍形象。
重化工产业资本家们之所以支持这场战争，本就是因为英法对德国的海外贸易进行了干涉，试图把德国工业产能和技术限制在一个规模以下，这场战争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也就意味着协约国的资本获得了胜利，因此他们很清楚，当德国放下武器后，协约国必然要拿走他们的股份和技术，从而控制他们的产业。
而像拉特瑙这样的犹太人，从事的又是当前的高科技产业，在战争结束之后能够很容易的就把资本转移到国外去，所以在看到德国战败的前景时，拉特瑙才会试图尽快结束战争，不让战火波及到自己的产业，但是对于重化工产业来说，他们是不可能这么轻松的逃过战后清算的。
至于胡戈·施蒂内斯、阿尔伯特.巴林这些资本家，因为他们的产业主要和流通业相关，而当前国际流通最重要的渠道其实还是海上航运，德国的战败实际上已经让他们失去了战后海上自由航行的权利，因此他们才会试图在德国战败之前签署一份较为公平的和平协议，从而不让自己的产业全面溃败。
德国资本集团从五月到六月的不断争论，最终形成了两大派系，重化工工业、本土银行倾向于泛欧亚联合，犹太银行、航运、流通资本则倾向于同协约国妥协，双方都不信任对方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拉特瑙认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不可能遵守自己的承诺，克虏伯则认为协约国甚至连承诺都不会给。
7月9日，在克虏伯家族在柏林的住宅内，位于施普雷河的一座城堡式大宅，一批德国工业资本家聚集在此和作为亚洲联盟代表的林信义进行了密会，此前林信义也见过了不少德国资本家，不过都没有这一次那么的正式，因为这些德国资本家已经确认西线皇帝会战的失败，除了和平之外，德国已经没有其他道路可选。
此前立场摇摆不定的钢铁大王奥古斯特·蒂森，也参加了这次的会议。作为对战争最积极的支持者，奥古斯特·蒂森也遇到了大、麻烦，蒂森钢铁公司虽然从军方手中获得了大笔订单，但是战争以德国失败而告终的话，蒂森钢铁公司也会遭到重创，这种重创来自两个方面，战胜国追究蒂森的战争责任，战后德国政府无力支付对蒂森公司的欠债。
正因为如此，奥古斯特·蒂森一方面试图通过拉特瑙获得协约国的赦免，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和克虏伯的联合，毕竟克虏伯给出的德国前景更有利于于他们这些工业资本。他今日来参加这个会议，就是希望能够从亚洲联盟的代表口中得到更多的对于德国资本的承诺，才好下最后的决心。
德国式的晚宴是无趣的，虽然已经使用上了电灯这样先进的科技，可是在就餐礼仪上和19世纪的贵族晚宴没多大差异，林信义也只能和身边的人进行交谈，大声喧哗是不容许的，就这点来说，法国人和俄国人的晚宴反而更适合中国人一些。
在晚宴结束之后，聚会总算进入了正题，一些资本家首先询问的是关于社民党改组的问题，谢德曼的被开除，让这些资本家有些不安，毕竟没有了谢德曼这些维持社会秩序的社民党右派，资本家很担心自己工厂内的工人们会组织起来发动另一场俄国革命。
对于这些资本家的担忧，林信义一边用餐巾擦嘴，一边则漫不经心的回道：“我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经历了四年大战后，除了天文数字的债务和亲人的去世外，德国人没有从战争中获得任何好处，这种情况下还不会爆发革命的话，我觉得德国人已经不属于人类的范畴了。各位能够坐下来和我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我以为你们应当是知道这一点的。我们坐在这里协商的是，如何在暴力革命摧毁一切之前让两个阶级达成妥协，而不是防止革命。”
奥古斯特·蒂森听了这话是不满意的，因为蒂森钢铁公司和克虏伯钢铁公司在对待工人的福利待遇上是相反的，克虏伯公司更类似于一种封建领主制度，及工厂对于工人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而工人也要把工厂主视为自己的家主，蒂森公司则更重视商业契约，不认为工厂对工人有什么社会责任，所以工人运动在蒂森公司较为频繁。
林信义的话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针对，毕竟就连同行都称他为强盗资本家，因此他不免开口质疑道：“在战争中承受损失的可不仅仅是普通人，我们在战争中承受了更大的损失，国家债务的近三分之一都是我们这些资本家们筹集出来的。而且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协约国对我国的压迫，同时国民也赞成开战，现在那些工人试图把责任推给我们，这是没有道义的…”
林信义抬头看了一眼这个留着白山羊胡子的老头，从他这种理所当然的语气来看，这位蒂森的董事长应该没怎么受过挫折，所以才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他想了想说道：“我来欧洲之后看过的德国报纸，上面的文章几乎都是在讲述一件事，为了胜利，国民应当奉献一切。很显然，现在德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没什么可奉献的了，能够继续奉献的只有有产者，所以德国人民的革命，就是为了让有能力为国家奉献的有产者奉献出所有。现在没人会考虑在战争中损失的问题，大家只关心一件事，就是为何还有人没能为国家奉献所有。”
奥古斯特·蒂森沉默了一阵后说道：“但是德国已经失败了，战争不应该继续下去。”
林信义慢条斯理的说道：“战争确实是该结束了，但是谁导致了战争？谁令德国战败了？这两个问题还是要搞清楚的。请记住，能够结束战争的不是战败者，所以不是你们宣称战争该结束了，这场战争就会停止了。”
一旁的克虏伯打着圆场说道：“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结束战争，只有结束战争才能拯救德国。但是我们要知道社民党的少数派究竟想要怎么解决和平问题，我们才能给与社民党以支持。”
林信义环顾了大厅内的资本家一圈后开口说道：“社民党已经没有什么少数派和多数派了，在开除谢德曼这些人后，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通过了一个和平纲领-保卫德国人的财产，这条纲领获得了全体委员的支持，很快各地的党支部也会通过这条纲领的表决的。”
很快就有资本家询问，保卫德国人的财产的涵义是什么。林信义对此解释道：“保卫德国人的财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不接受德国本土领土的割让，承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自治权，不对战争损失做出赔偿，但是对战争中摧毁的平民财产应当承担道义责任；
第二是保障国内经济体系的运转防止德国马克恶性贬值，在国民经济体系没有恢复之前，需要继续管理和控制外汇结算，禁止黄金和白银的流出，冻结大面值的国债，保障小额国债的兑付等等。
以上两点就是社民党对于和平的主张。”
在场的资本家们纷纷交谈了起来，这个主张不算好，但也不算太坏。当然，克虏伯、西门子等在中国有着分公司的德国资本还是比较镇静的，因为这个方案是他们和林信义、社民党代表多次磋商后定下的，虽然德国资本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作为交换，德国资本也就融入了泛欧亚贸易圈子。
对于那些战前没能在东方投资的德国资本来说，这个提议自然是不怎么友好，因为他们没法通过海外贸易转移利润，从而被社民党代表的工人阶级管束住了公司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对于战前在东方进行投资的德国资本来说，完全可以通过内部价格的设置，把利润留在海外公司，所以这种限制对他们来说伤害不高。
奥古斯特·蒂森对此是极为恼火的，他反对社民党对于资本的管束主张，虽然他支持社民党对战后国家经济体系的恢复意见，支持德国马克不快速贬值，但是他还是难以忍受工人代表对公司经营权、财权的监督，还有冻结大额国债等做法。
因此蒂森向林信义表示道：“德国并不一定要和亚洲联盟合作，我们也可以和协约国达成和平。我相信，协约国是不会提出过分的赔偿要求的，那样只会引发德国革命，对于协约国又有什么好处？”
林信义耸了耸肩后说道：“亚洲联盟乐于见到欧洲进口恢复和平，如果协约国愿意以宽容的姿态和德国缔结和平条约，对于亚洲联盟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我们只是在做最坏的打算，毕竟德国作为欧洲文明的核心成员，如果这样也得不到英法的宽容对待，我们自然更加不敢相信英法会以平等待我。
如果协约国和德国真的能够签署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那么我们自然不会对德国革命加以支持，因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为和平组建的新政府完全可以和协约国试着谈一谈，但是社民党依然会主张保卫德国人民的财产，他们是不会在背叛德国人民的和约上签字的。”
奥古斯特·蒂森陷入了沉默，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对林信义回话了，正如林信义说的，德国和协约国和平与否同亚洲联盟没多大利益相关，亚洲联盟可以支持德国，也可以放弃德国，但是对于德国来说，亚洲联盟的支持却是不可或缺的。
即便英法愿意和德国签署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协议，但是德国在海外的市场也不可能恢复了，这一点克虏伯和西门子都说的很清楚了，美国人在战争中完成了产业升级，美国和日本在南美接手了德国工业品的市场，战后德国想要恢复美洲市场已经很难了，因为美国人是不会做出退让的。
德国工业品另一个重要的战前海外市场是中国，但是亚洲联盟正试图从国际金本位制中独立出来，所以德国如果在战后继续靠拢英法为主体的国际金本位制，那么中国可能会大幅度的限制同德国的贸易，以支持同日本的亚洲内部贸易。
之所以日本可以取代一部分德国工业品，因为当前的中国工业是跳过了蒸汽机时代，直接以电力为能源，日本在电气设备的制造上虽然不能和德国比，但是日本集合了德国和美国的电气技术，其国内也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更了解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该怎么发展电力设施。
加上日本和东亚大陆较近的交通条件，日本工程师在大陆做善后保障服务，比德国工业要有利的多，因此在战争期间，中国的不少工厂已经习惯于采用日本机器，聘请一个日本技术工人负责机器保养。
没有了美洲、东亚和俄国这三个主要的海外市场，德国工业想要恢复战前的规模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像蒂森公司现在的钢铁产能几乎都供应给了军队，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的钢材要卖给谁？美国人的钢铁产能据说比战前翻了一番，战争结束后世界钢铁市场必然会出现产能过剩。
奥古斯特·蒂森出现在今天的会议上，就是被克虏伯和西门子说服了，按照这两家公司的看法，战后德国工业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重新整合，把同行业的资源集中起来，然后才能建立起更具有优势的大型联合体。
克虏伯和西门子之所以如此鼓吹大型工业联合体，不仅仅在于战前德国工业已经出现了这种联合体的雏形，更在于他们在中国协助劳工党建立工业体系时，发现了这种大型工业联合体的优势。在德国，工业家们更加倾向于技术优先，规模和成本要放在次要地位，但是在中国这种超大型的人口国家，规模和成本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技术。
正是在中国的投资，让这些德国工业家们意识到，其实美国工业的大生产模式是有优势的，德国的技术优先虽然能够保住高端市场，但在中低端市场面对美国工业品几乎毫无竞争力，大生产模式对于中美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确实是最为合适的。
而克虏伯和西门子也从大生产模式中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过去他们觉得只要技术先进，用户自然就会迁就自己，但是在中国推动了大生产工业模式后，他们都意识到，市场其实是可以被塑造的，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大生产模式可以把成本压低到一个无法想象的程度，过去消费不起的对象，现在也能成为市场的一部分了。
因此，泛欧亚贸易圈子，并不仅仅是亚洲联盟的设想，现在也是这些德国工业资本的美梦。奥古斯特·蒂森作为工业资本的一员，自然就被说动了。拉特瑙虽然可以保护他的财产，但并不能为蒂森公司的战后发展提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