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月中旬，巴布什金在说服了捷克军团保持中立后解散了立宪会议，自此俄国东部边疆都被赤塔共和国牢牢的掌握，他随即前往莫斯科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要求尽快的和德国签订协议，以彻底解决盘踞在顿河、库班、乌克兰和外高加索地区的白色政权或军队。
巴布什金并不是单独抵达的莫斯科，和他同行的还有来自中亚地区的苏维埃代表，在革命之前俄国在中亚地区有草原总督区和突厥总督区两个殖民政权，在突厥总督区下还有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两个保护国。
战争爆发时，中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俄国政府虽然设置了各级行政区划和相应机构，但传统的部落等社会组织仍保持得相当完整，且保留着不少行政职能。
最早来到中亚草原的移民是兵农合一的哥萨克，斯拉夫移民也随着俄国对中亚的征服而来到中亚。这些移民来到中亚后，大多如愿以偿地从当局那里得到了可观的“剩余土地”，然而这些土地绝非所说的无主土地，而是政府从土着居民那里强行剥夺过来的。
不少移民自以为比土着居民高人一等，他们支持沙皇政府在中亚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沙皇政府在中亚建立起类似殖民统治的民族压迫制度，把中亚广大穆斯林土着居民视为“低等人”。俄国的黑帮分子和一些反动官吏更是把哈萨克大草原上的各族人民称为“成吉思汗和跛子帖木儿的后代”，叫嚣要像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那样来消灭他们。
无论在草原区还是在突厥斯坦总督区，都不是像俄国内地那样实行文官治理，而是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所有的总督和省督均由沙皇直接任命，且无一例外由军人担任，凭借其统领的军队对所辖区域实行武力控制。所以沙皇政权和当地居民的矛盾很深，这也是1917年中亚各民族大起义的根源。
沙俄当局对暴动人员和和平居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遭乱军所杀者估计有20万之多。七河省有30多万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为躲避战火和迫害逃往他乡，其中约有20万人远走新疆。
图尔盖省暴动队伍的首领是阿曼格尔德·伊曼诺夫，在俄军攻克图尔盖城后并没有放弃反抗，而是深入到了草原进行游击作战，当中亚民族解放军反击中亚的沙俄政权后，伊曼诺夫参加了解放军，并成为了哈萨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
草原总督区的统治是最先崩溃的，随着中亚民族解放军和赤塔共和国红军从南北两路向南乌拉尔地区进攻，草原总督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突厥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得知二月革命爆发时，还试图维持俄国对当地的统治，因此给各省督军发去电报，要求他们服从临时政府。但是三月中旬塔什干就先后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并很快合并。
塔什干之后，在突厥斯坦的一系列城市和矿区，苏维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至4月，中亚各省都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有不少地方还建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与全国大多数苏维埃一样，中亚各地苏维埃的领导权同样掌握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中，布尔什维克也是少数派。
由于这些苏维埃组织的成员主要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就是说和本地原住民的关系不大，因此趁着沙皇统治动摇之际，各民族在同一宗教的旗帜下建立了穆斯林代表委员会。
不过和以工业城镇为核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相比，各地区的穆斯林代表委员会基本以农牧民为核心，这就使得各委员会之间不仅缺乏紧密联系，而且水平也参差不齐，保守地区的委员会试图恢复过去的封建传统，而一些接受了俄国教育的穆斯林则试图改变旧的风俗。
所以一开始，穆斯林代表委员会和工兵苏维埃之间表现出了一定合作的倾向，但是随着临时政府试图延续旧沙皇俄国对于中亚的秩序，并继续镇压1917年反抗沙皇征兵的起义者后，双方的关系就开始破裂，穆斯林代表委员会开始萌发了独立建国的倾向。
十月革命之前，原草原总督区的各民族追求的是中亚各族人民应当在“同一个俄国”享有和俄罗斯人平等的权利。但在突厥斯坦，由于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民族主义情绪相对要强烈一些。民族主义者主张的是中亚全体穆斯林的统一，鼓吹建立代表整个民族的统一机构“穆斯林委员会”。
此外在土库曼人聚居的突厥斯坦外里海省，二月革命后也建立了一个民族执行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不仅有军队，而且跟伊朗的英国驻军有联系，准备与苏维埃争夺政权。
十月革命爆发后，忠诚于临时政府的科罗维琴柯将军将两个西伯利亚步兵团中革命情绪最强烈的士兵遣散了。又派兵占领了塔什干苏维埃机构，逮捕了苏维埃成员。但是在解除第一和第二西伯利亚步兵团的武装时，科罗维琴柯的部队遇到了革命士兵和铁路工人的联合抵抗，塔什干武装斗争开始了。
在其他地区苏维埃武装的支持下，科罗维琴柯宣布投降，1918年11月28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塔什干开幕。布尔什维克按苏维埃俄国中央政权的样式建立边区苏维埃政府，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
不过该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于1918年12月10日在浩罕召开第四次穆斯林非常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成立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临时政府，又称为“浩罕自治政府”。浩罕自治政府宣布自己是突厥斯坦惟一的全权政府，否认苏维埃政权。
处于敌对势力包围之中的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处境十分艰难，尤其是杜托夫的军队控制着奥伦堡、特罗伊茨克、车里雅宾斯克等乌拉尔重镇，切断了中亚同苏维埃俄国中央地区的联系。
但是随着中亚民族解放军和赤塔红军击败了杜托夫的军队，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恢复了和彼得格勒的联系，并接受了中亚民族解放军和赤塔共和国的领导权。
1919年1月初，白卫部队推翻了外里海省的苏维埃政权，恢复了临时政府机构。但是浩罕政权在中亚民族解放军的进攻下，宣布支持中亚民族解放军，交出了军队。
这样一来中亚地区的反苏维埃势力就剩下了外里海省的扎伊采夫的部队，扎伊采夫向伊朗的英军寻求支援。
而中亚地区的青年希瓦党、青年布哈拉党开始主动与布尔什维克、中亚民族解放军合作。希瓦汗国的朱耐德汗不得不开启和中亚民族解放军的谈判，启动国内的政治变革。
巴布什金带着中亚苏维埃的代表来到莫斯科，就是要求最高苏维埃能够解决西线的和平问题，从而集中力量清理掉国内的白色政权。
他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强调，“扎伊采夫盘踞的外里海地区，把巴库变成了一座孤立的红色飞地，假如我们不尽快的消灭扎伊采夫的力量，那么巴库公社就会被奥斯曼帝国和英军同时攻击，邵武勉所领导的工人政权将无法生存。
相比起西线的领土变更，我认为保住红色力量比保住沙皇俄国的战利品更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波兰人民的自治？难道我们不信任波兰人民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吗？如果波兰人民宁可支持德国侵略者，也不支持我们，那么说明问题不在波兰人民身上，而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到底我们是去解放波兰人民的，还是去奴役他们的？”
巴布什金的发言获得了斯大林的极力支持，他也认为应当先确保巴库公社的安全，而不是继续同德国人浪费时间，斯大林的主张是，“德国人本身就有撤退的意思，现在他们只是要求我们不驻军波兰，而我们现在也没有能力这么做，那么我们究竟在和德国人纠缠什么呢？难道外交委员能够让德国人把波兰送给我们吗？既然不能谈出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应当接受现实。”
斯大林之所以在和平协议上改变了立场，一方面是他感受到了列宁坚定的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决心，另一方面则是他不能放弃巴库公社的同志，巴库公社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他最熟悉的革命战友，一旦失去了他们，他在莫斯科就陷入了孤立。
当然，巴布什金作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斯大林认为自己有义务支持这位革命同志，毕竟他也是老布尔什维克的一员，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斯大林认为真正值得信任的还是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现在新加入的新党员大多是投机者。
在巴布什金的支持下，列宁在党内终于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此时布尔什维克各支部中，彼得格勒支部作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发起者，在党内拥有极高的政治声誉，但是实力最为强大的还是赤塔支部，赤塔共和国作为一个红色政权早于最高苏维埃建立，因此培养了一大批行政人员，随着赤塔共和国对于东部边疆的解放，赤塔支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南乌拉尔及西伯利亚地区支部，军队、行政、财政都压制了其他支部。
当然，作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巴布什金对于布尔什维克理念的忠诚，使得党的中央委员们都对其抱有好感，毕竟巴布什金是唯一一个没有小团体意识，而是把全俄无产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党支部领导者，这给了列宁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以很大的支持。
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还能和其他人进行不客气的斥责，毕竟他们是革命的首先发起者，但是面对巴布什金时他们也不得不表示敬意，毕竟在他们发起革命之前，巴布什金已经在远东坚持了近十年。
当然，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讨论中，关于尽快和德国签订和约的主张，依然引起了左派盟友的抗议，弗拉基米尔·卡兹米罗维奇·沃尔斯基领导的右翼社会革命党宣布退出最高苏维埃。左翼社会革命党虽然对于波兰独立、民族自决等原则表示了不满，但鉴于列宁在打击富农问题上做出了退让，因此表示不会退出最高苏维埃。
列宁之所以在打击富农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是因为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好转，他也认同了亚洲联盟所主张的优先恢复生产的路线。林信义在和列宁交谈时表示，合成氨和柴油拖拉机的出现将会彻底引发一场农业科技革命，农业生产效率将会有一个飞跃的提升。
林信义可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拿出了美国及中国东北农业大开发的数据，这场战争引发的协约国的粮食危机，美国人是通过大规模使用农业机械来完成粮食增产的。而中国东北地区也大量的采用了国营农场的方式，有效的提升了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
林信义因此对俄国的农业下了个结论，“过去俄国农业的庞大规模是依赖于广阔的土地和农业人口来完成的，但是新的科技表明，分割土地的家庭式农业会逐步淘汰，也就是说现在那些占有了土地的富农，如果不尽快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那么他们就会被工业化的大农场所淘汰掉。
就俄国的工农业比例来看，农业人口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因此发展工业以迫使小农经济破产，比用政治手段剥夺小农土地更为合适。因为俄国的工业产能不发展，即便夺取了富农的土地，最终也还是要采取小农方式进行生产，最终不过是走回到了村社农奴制度，而不是完成农业工业化。
想要完成农业工业化，完善的基础设施，工业物流体系和机器化农具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俄国或是中国都没法达成这三条，因此容忍一部分富农的存在，是社会生产力不足的现实，但这部分富农也能够为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市场和积累，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列宁看过了林信义带来的中美农业发展报告后，调整了打击富农的农业政策，从而让社会革命党左翼保留了同俄共的合作。同时，对于富农阶层的安抚，也使得顿河、库班等地的白色政权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些白色政权反对苏维埃，但坚决不承认革命期间农民对于地主土地的没收是合法的。
列宁认同巴布什金的主张，只要能够在西线同德国达成和平，那么最高苏维埃就能把力量集中于南方，把顿河、乌克兰、外高加索的反动势力消灭掉。和各地苏维埃同最高苏维埃达成了政治立场上的一致不同，南方的各白色力量到现在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资本家和地主要求夺回自己失去的财产和特权；军官们试图夺回特权，重整军队，继续与德国开战，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其他知识分子呼吁召开“万能”的民主会议；哥萨克寻求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权；地方民族主义者希望独立建国；大俄罗斯主义者则要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
最可笑的就是，不仅仅南方的工人和农民不支持各种白色势力，就连他们自己之间都是互相敌视的，军官们认为俄国之所以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完全是那些知识分子的错，所以立宪民主党成员就算是反对苏维埃的，也没法获得白卫军的话语权，哥萨克虽然在反苏维埃问题上极为积极，但对于离开家乡外出作战则毫无兴趣，甚至还敌视那些从北方逃来的军官们。
因此列宁认为，现在南方的白色势力就是一团散沙，只要红军集中力量南下，就能彻底的解决掉国内的反革命势力，然后就可以开启国内的经济建设，再慢慢调整国家的政治组织了。
于是，在五月底，托洛茨基获得了来自最高苏维埃的授权，要求其尽快签署和约，并制定俄、德、波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列宁承认波兰的独立，但并不打算让乌克兰也分裂出去，因此他主张乌克兰应当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加入俄国，并且波兰的独立应当是真正的独立，而不是德国人改头换面的控制。
托洛茨基首先和霍夫曼就罗马尼亚问题达成了一致，罗马尼亚必须要独立，而罗马尼亚的旧政权也应当被推翻，从而令罗马尼亚的石油产业变成中东欧工业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