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信义所代表的亚洲联盟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外部支持力量下，三个德国社会主义左派团体终于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就是结束战争恢复德国工农业的生产能力，然后再谋求对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
林信义则提出了几个补充意见，“德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只考虑德国人民的生存问题，也要考虑欧洲各交战地区的人民的生存问题，比如法国人民、奥匈帝国的人民、意大利人民及东欧及西亚各地区的人民，我们必须要考虑出一个整体性的战后饥荒解决方案。”
对于林信义提出的这个主张，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联盟的代表表示认同，而独立社民党的少数派代表则有所迟疑，因为他们觉得德国甚至连自己的人民都未必能照顾的了，如何去照顾其他地区的人民，至少得先解决了德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才能谈及其他。
对此林信义没有正面进行回复，而是提到了另一个补充意见，“在回答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战后交战各国整体性解决方案之前，我先说说德国工农业的战后恢复问题。
当前德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完全在兴登堡计划的控制之下，所有的德国资源都被用于战争，这就是德国经济还能维持到今天的原因，因为德军最高统帅部实际上采用了战时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这一计划经济体系下，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都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力，但是却能够把德国所有的资源都挤压出来供应给战争。
从这一点来看，战争确实是推动人类社会制度变革的最大推动力，而这场战争发起的原因虽然是愚蠢的，但是这场战争却无疑为我们展示了公有制体系下人类社会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不仅仅是德国，英国、法国、美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计划经济，凡是计划经济程度越低的国家，都已经先于战争而失败了，比如俄国、罗马尼亚，或者濒临失败，比如奥斯曼帝国、意大利王国和奥匈帝国。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资产阶级虽然可以在战时实施公有制体系下的计划经济，可战争一旦结束，这种战时公有制就必然会瓦解，那么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能就是保住自己的本金和战争中获得的利润。我的意思就是，各战败国的资本都会选择外逃，以避免负担战争期间积累下来的国家债务和对于战胜国的赔款。
也就是说，先不提德国作为战败国对于协约国的赔偿是多少，当前德国1000多亿的国债都会落在无法逃离德国的无产阶级头上，你们的积蓄很快就会变成废纸。我以为，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应当首要明白的一件事，战争结束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更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里夏德米勒为首的工人代表们有些茫然，他们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但是其他社民党的代表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一下就听懂了林信义的意思，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显然是无法偿付本国在战争中积累的庞大内债的，因此一旦国际金融恢复流通，国内资本一定会变现逃离德国，那么没法逃离的德国民众就不得不为战争支付债务了。
在这些人的解释下，工人代表们也纷纷醒悟了过来，随着议论声音渐渐激烈起来，林信义才继续开口说道：“所以，我们决不能容许资产阶级主持同协约国的和平谈判，否则他们会为了自己的财产而出卖德国人民，不管那些资产阶级向你们承诺什么，其实都是在欺骗你们，只要他们能够和协约国达成和平，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去，那么他们的承诺就自动失效了。”
里夏德米勒忍不住起身向林信义说道：“这位同志，您说的对，那些资本家确实能干出这种事，他们的和平和我们要的和平不是一回事…”
李卜克内西看着这群情激动的场面一时都有些愣住了，他们刚刚在讨论如何取得和平时，不少人还在主张应当维护国家的团结下去争取和平，也就是支持资产阶级组建一个包容左右两派的新政府去和协约国进行和平谈判，并不愿意和那些资产阶级争夺新政府的领导权，这可能会引发暴力革命。
他可没有想到，林信义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让这些支持资产阶级领导和平政府的代表们改变了主意，而对方说的其实和他之前说的没啥区别，只不过他强调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的爆发，因此一定会和协约国达成有损德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和平协议，而林信义则强调德国资本会把债务留给无产阶级，自己逃离德国。但是两人话语的效果却相差太大了。
对此林信义是不意外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政治理论确实比他强，但是他们过于理智了，以至于难以激发起工人阶级的愤怒，而革命除了理论的指导之外，也是需要激|情来推动的，没有情绪高涨的群众的支持，革命就不会创造奇迹。
和资产阶级会向协约国投降的结论相比，其实德国人更担心的是资产阶级单独向协约国投降，也就是让他们来承担战败的责任，如果资产阶级能够带着他们一起投降，然后大家一去都对付俄国的无产阶级，搞不好许多人都是乐意的。
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实际上就是许多德国工人群体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试图通过站队来恢复德国在战前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最终他们得到的却是一场大通胀。德国人民深刻的感受到了被协约国背叛的愤怒，希特勒所主张的十一月罪人实际上并不是德国人所痛恨的对象，德国人所痛恨的是签订了凡尔赛协议的资产阶级和欺骗他们放下武器的协约国，最终这种对背叛者的痛恨被希特勒所利用了起来，于是犹太人变成了替代资产阶级上火刑台的女巫。
所以他提前指出了这一点，当社民党成员及工人代表意识到德国的资产阶级能够独自跳船逃生，他们就无法再信任资产阶级能够带给德国和平了。如果把德国的债务变成德国人民的负债，这样的和平对于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点醒了在场的代表之后，林信义才接着说道：“德国的资产阶级一定会欺骗德国人民，告诉他们一旦和平之后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就能恢复正常，但实际上德国的资产阶级会趁着战争结束后德国马克还没有快速贬值的时期，尽快的把德国马克资产变成美元及以外国货币计价的资产。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个事实，战败的德国是没法保住自己本币信用的，国际金本位制下，没有黄金作为储备金的货币都是废纸，而德国的黄金在战争中就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那点黄金，协约国一定会以战胜国的身份收缴过去，所以他们一定会在协约国动手之前把黄金变成自己的财产转移到海外去。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没有黄金支撑的德国马克要如何从海外进口原物料以满足国内工厂的开工？假如进口不了原物料，那么德国又拿什么出口换回粮食和工业原料？
英国、法国、美国是当前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战后唯一可以向德国实施贷款的资本主义强国，现在的问题是，这三个强国为什么要对德国工业贷款，从而和本国的工业争夺市场？
所以我认为三大资本强国最优先的选择是，等待德国马克的崩溃，然后再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收购德国资产，这将会是一场对于德国人民的空前洗劫。哪怕协约国在和平协议中给出较为优待的协议，通过摧毁德国马克的信用，协约国也一样能够拿到德国所有有价值的资产，而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合乎资产阶级所制定的私有产权的保护法律。
德国人民想要逃离协约国设立的双重陷阱，第一个是政治上决不能让资产阶级掌握和平谈判，不能让资产阶级制定战后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无产阶级应当对国内的所有资本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以避免资产阶级套取现金离开德国。
第二个就是避开国际金本位制进行国际贸易的结算，按照劳动价值观建立起欧亚大陆国际贸易的新结算体系，而战后各国都将会陷入通货膨胀之中，因为黄金在战争中流向了世界工业第一的美国，所以以黄金作为国际贸易结算，各国都会陷入资本匮乏的困境。
这就是我主张应当对战后各国的经济恢复提出一个整体性解决方案的原因，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开黄金结算，以各国劳动力的价值为基础进行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满足各国人民的需求，从而尽快的恢复各国的工农业生产能力…”
林信义所提出的补充意见极大的扭转了三个左派组织对统一之后的组织建立模式及对加入第三国际的争论，李卜克内西试图效仿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起一个严密的革命党，但其他人都不感兴趣，独立社会民主党反对等级制度，认为党的路线政策应当允许党员自由讨论，革命工长则反对党直接领导工人，认为工人的行动应当由工人代表们来决定。
但是在林信义提出的德国人民即将被资产阶级背刺的预告下，独立社民党的代表和革命工长的代表都做出了让步，他们意识到凭借自由民主和工人自己的力量，是没法阻止资产阶级出卖德国的，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获得对于政权的监督权，而没有一个严密的党组织是做不到的。
对于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独立社民党和革命工长的态度不一，独立社民党觉得俄国革命的方式过于暴力，他们反对单一的暴力革命的路线，而革命工长在被军方镇压后，从原本的和平抗争转向了暴力革命的路线，里夏德米勒就从工人运动转向了苏维埃革命的立场。
而为了反对国际金本位制度，大家发觉第二国际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第二国际对于本国本民族利益的优先原则，使得各国社会主义者没法建立一个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国际组织，国际金本位制其实就是强国对于弱国的剥削和压迫工具，想要避开它就得先成立一个国际劳动力平价计算原则，单靠一两个国家的认同是没有意义的。
在承认了这两点之后，一个严密的革命组织的建立也就是必须的了，所谓党不能直接领导工人阶级的主张，就不可能被接受。于是最终三派决定成立一个类似布尔什维克的党，在林信义的建议下取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之所以林信义建议取这个名字，因为他主张在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后，应当尽快和社民党进行合并。对于林信义的这个提议，三方代表都表示了疑惑，因为社民党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左派最大的敌人，比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还危险。
林信义对此倒是不隐藏的解释道：“之所以德国社民党对德国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如此大的危害性，因为社民党的前身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联合，所以即便一些右派分子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但大多数德国无产阶级并没有放弃对于社民党的认同。
从社民党中独立出来，固然让左派脱离了右派分子制定的党的错误路线，但是也失去了对于全德无产阶级的天然号召力，大多是德国工人虽然不认同右派分子的主张，但他们还是愿意支持社民党这个组织的，这就是历史的惯性。
因此，我们不能容许那些站在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一边的右派分子继续掌握社民党，那样德国的无产阶级就会分裂，社民党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用以分裂德国无产阶级的工具。因此我们要重新回到社民党中去，去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不能让他们继续把持社民党的旗帜…”
林信义的主张实质就是，回去社民党，然后把社民党的右派开除出党，然后再更换党的名称，这样右派分子就失去了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号召能力。
林信义还指出，当前左派分子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菲利普·谢德曼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右翼联盟，后者在190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在工人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他信奉工会主义，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没有太大的兴趣，更多的是注意工人实际生活的改善，以及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观念，前者则完全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林信义主张道：“我们必须要在党内论辩中把菲利普·谢德曼及其党羽从无产阶级的代表中开除出去，然后用工人对战争的反对意见迫使艾伯特站在我们这边，这样社民党就能重新被工人阶级所掌握，接下来我们才可以利用社民党的传统政治影响力，在柏林发起一场结束战争的抗议，并夺取德国的领导权。”
林信义夺取社民党控制权的主张倒是得到了革命工长代表们的极力支持，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已经受够了被谢德曼及其党羽欺骗的行为，这一次一、二月份的柏林工人罢工，社民党也是站在了政府这边，分化了罢工委员会，而之后军方就征召了五金工人，并将一部分罢工工人给关押在了集中营，从而引发了革命工长组织对德皇、社民党的强烈不满。
里夏德米勒在意识到了政府和军方的无耻后，就从温和的抗议运动者转向了暴力革命路线，毕竟军方已经打算把他们这些反对战争的工人们送上战场当炮灰了，他们自然无法再平静的谈什么合法的斗争运动了。
独立社民党的代表们也认为应当把社民党的控制权夺回，虽然他们不同意社民党支持战争的路线而退出社民党另外组织了党派，但是就影响力而言是远不及社民党这种富有悠久历史的政党的，所以他们认为夺回社民党的控制权，确实是有利于无产阶级获得新政府的组建权力的。
而因此推导出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以保卫结束战争和控制资本外逃的政治路线。大家都很明白，光凭口头上的言论是没法结束战争，也没法阻止德国资本的外逃的，必须要有武装力量才能完成这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