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印度人来说，反对孟加拉分割方案已经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了。这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虽然是由反对孟加拉分割方案所掀起的，但是到了1906年时印度民族开始把运动的目标转向了更高层次，取消那些英国人所制定的歧视性法律，捍卫印度人民的尊严和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为印度民族的独立铺设道路。
这一新的目标既是印度民族主义者所渴望的印度未来，但也是在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推动下形成的印度大陆各阶层的新共识。由于印度劳工党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面对国大党无所作为的20年，许多印度知识青年实质上已经对国大党失去了信心，这也是国大党激进派能够出现的原因，因为他们获得了印度知识青年的支持。
但是，相比起印度劳工党完整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国大党激进派就如同一群学校里的学生社团那样的幼稚，他们嚷嚷着要赶走英国人，但却不敢同地主阶级决裂，只要农民的运动从英国人转向本地的地主阶级，激进派分子就立刻畏缩了，这就使得农民对激进派丧失了信心。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据八九成的地区，没有获得农民的支持，那么任何革命都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而地主阶级显然是不可能支持农民通过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团结起来的，他们一边支持国大党内部的温和派打压激进派，一边则牢牢保住了英国人的大腿，试图从政治和武力上打击农民的参政热情。
在旁遮普地区，地主阶级联合了英国人把农民所组织的抗税运动给镇压了下去；在马拉塔地区，地主阶级对激进派领袖提拉克施以压力，迫使其捍卫印度教的利益，打击穆斯林农民的反抗，回避土地制度的问题。
可以说，印度地主阶级在乡村所具有的那种力量，迫使国大党的激进派放弃或缓和了农民工作，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不想让乡村变得一团糟。在印度地主阶级眼中，英国人占有的其实只有城市，所以反对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只要在城市里进行就可以了，村子里并没有英国人，激进派不应该到村子里来煽动什么革命或改革，这是在破坏乡村的安宁。
面对英国人、党内温和派和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下，国大党的激进派其实只有农民和工人可以依靠，但是他们又缺乏彻底和旧的社会传统决裂的勇气，毕竟这些激进派大部分都属于中上阶层的家庭，他们主要的诉求是和英国人取得同等的权利，而不是为了工农的利益奉献自己。
也许有一部分激进派分子在投入民族主义的怀抱后发现，假如不让农民觉醒就无法完成真正的民族独立，但大多数人还是看不到这一点，或假装看不到这一点。
劳工党的出现打破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这一比民族主义走的更远的劳工主义，不仅免去了他们和旧的社会传统决裂的现实，也让英国人和地主阶级的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现在，印度民族主义者可以通过劳工党提出的主张来迫使英国人和地主阶级接受自己较为温和的主张，从而可以进行他们眼中的有序变革了。因此，激进派虽然不认同劳工党的根本宗旨，但是对劳工党所提出的这个现阶段目标确实支持的。
而英属印度政府也发现了印度局势的新变化，按照某位副王参事对明托伯爵的说法，“我们现在在各地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正在让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势力不断增强，那些被我们所打击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现在都跑去参加印度人民委员会了。
我觉得这种行为很愚蠢，相比起这些只会口头抗议和表演街头闹剧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中国人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委员会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比哈尔地区和东孟加拉地区的形势都快要失去控制了，印度人民委员会不断的在这些地区的乡村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或者说是恢复了传统的乡村自治单位潘查雅特，取消了地主对村社的支配权力-司法权和征税权。
假如我们对这种情况放任不管，那么很快印度农村就不再属于大英帝国的治下了…”
英国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印度人民委员会现在恢复的潘查雅特和传统的潘查雅特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传统的潘查雅特其实是各种姓的族长聚集在一起的长老会议，他们维护种姓制度和地主的利益，和底层的农民毫无关系。
但是现在印度人民委员会所恢复的潘查雅特，则是和村子土地重新分配联系在一起的村内民主自治单位，劳工党则为此种自治权力提供法理依据。
在孟加拉地区，永佃户即乔特达尔是农村的实际统治者，他们有的是城市的商人在农村购地而形成的地主，甚至有人在邦政府身居要职，他们占有农村土地的90%，掌握城乡之间的商业和金融，邦内的商品粮至少有十分之一掌握在他们手中。
这些乔特达尔最大的权力就是对村子所有的土地进行管理，虽然法律规定分成佃农拥有永久的、可继承的耕种权，以及75%的收成(如果地主提供了种子之类的东西的话，则是50%)。事实上，由于大部分契约都是口头的，因此面对地主的驱逐和剥削，巴加达尔并不能从法律上得到多少帮助；而对自己所收获的粮食，他们所能分得的份额也很少能超过半数，少的只能达到四分之一。
因此分成佃农最大的愿望就是登记自己的身份，好让地主不能随意把自己驱赶出村子。印度人民委员会抓住了这点，把村子土地管理权和潘查雅特制度结合起来，其实就是驱逐了不在村子里的地主的权力，并保证了分成佃农的利益，村子土地的定期分配制度更是给了底层农民以希望。
当这一运动在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实际控制区进行推广后，群众立刻就成为了劳工党最坚定的支持者，而地主阶级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那些周边地区的乡村也积极的响应了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开始自发的组织起来和地主进行斗争了。
这就使得印度人民委员会都不需要主动的去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周边的农民已经为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借用某个地主较为形象的说法，“这就像是一场瘟疫，它们无孔不入，除了逃离之外，你没有什么可做的。”
这也是英属印度政府认为封锁政策已经失败的断定，你可以通过军警封锁物资的输入输出，但你没法封锁思想的输出，劳工党的思想正在控制区之外的地方泛滥，支持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农民越来越多，游击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他们要封锁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这样的局势继续下去，那么他们就不是在封锁印度人，而是在封锁自己了。和劳工党比较起来，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倒是变得可爱起来了，因为后者除了给他们增添一点新闻素材之外，很难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造成什么威胁。
这使得明托伯爵也开始考虑，是不是该重启和印度人民委员会的谈判了。和加尔各答的气氛越来越沉闷不同，印度人民委员会大会所在地布尔尼亚市却是一片欣欣向荣，虽然7月的天气正处于高温，但是避开了中午和午后，街上的行人就开始多了起来。
此前英国人认为，印度人压根管理不好一座城市，他们只会把城市变成一座肮脏的垃圾场，但是在布尔尼亚被解放之后，这座城市不仅没有变成垃圾场，反而变得更加干净清爽了。过去英国人总是占据了城市最好的位置，然后把自己的住所变成花园一样的庄园，他们严禁印度人靠近自己的住所，对印度人居住的地区很少提供公共服务，自然印度人居住的地方就干净不起来。
而在劳工党的治理下，印度人居住的城区也开始建设起了基本的公共设施，且由于对于乡村的改造，使得从农村逃亡的农民大大的减少了，自然也就让城市的郊区不再充满了流浪者。劳工党努力提高社会就业率，让农民能够在乡村生存下去，让城市的贫民能够获得工作，自然也就让这一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开始恢复活力了。
从火车上下来的安重根看到面前的布尔尼亚城，突然就生出了几分自豪感来，虽然这里并不是朝鲜，但是当他看到这座城市里那些面带笑容的印度人时，他觉得自己的工作确实是有意义的，至少他确实让一部分人获得了自由。
在一名等候在车站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安重根走向了林信义所在的新办公室，距离车站并不是很远，也就10来分钟的路程，一座位于树林内的二层红砖小楼。虽然午后的暑气并没有完全消去，但是踏入树林后他顿时感觉阴凉了下来，偶尔微风吹过就更加的让人遍体生凉了。
等候被林信义接见的人有很多，不过安重根还是在半个小时后被优先带入了林信义的办公室。他进门之后就先向林信义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主要是他是怎么建立11区的潘查雅特制度的，从中发现了那些问题，他又是怎么处理的。
安重根足足汇报了将近45分钟，林信义听完后对着他说道：“你说的这些问题，其他地方也有汇报，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我也看过了，我已经让人把这些问题汇总起来，然后加入到对农会干部的培训教材中去了。
不过，我把你叫回来并不是询问你现在的工作，而是有另外的工作要交给你。你先看看这份报纸。”
安重根接过报纸一目十行的看完了重点，他的表情也只是略略变的严肃了些，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林信义这才对他说道：“日本对俄国人宣战了，我之前就和你谈论过朝鲜的问题。当前朝鲜之所以能保持独立的地位，是因为俄日之间需要一个缓冲地区。
日本对俄国的宣战，破坏了东北亚地区的平衡，这就意味着，这场战争不管最后谁获得胜利，日本或俄国都会在战后吞并朝鲜半岛。”
安重根此时已经真正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对此倒也没有那么多悲愤的情绪，他于是冷静的向林信义问道：“我的新工作看来是和朝鲜有关，那么我要做什么？”
林信义注视了他一会后说道：“这场战争俄国不可能取胜，而日本一旦获胜就没人能阻止日本的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半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朝鲜半岛而是大陆，所以朝鲜半岛只是他们第一个要吞并的目标。
这样一来，当俄国在远东遭到重大失败后，东北亚地区的利益冲突主要相关方其实只有中国和日本，其他各国在本地只有次要利益，他们不可能为了朝鲜半岛或满洲和日本或中国拼命。
朝鲜的独立地位是否能够存在，就取决于中国和日本是否能势均力敌。当然这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去看待的问题，如果从无产阶级的角度去看待，朝鲜保持独立其实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就是消灭日中朝三国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阶级，那么三国人民自然就会和平共处。
所以，联盟希望你能返回朝鲜把朝鲜人民组织起来，为三国人民的联合建立组织和做好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