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谈完了教育问题也觉得有些疲乏了，毕竟他一向是下午和晚上办公早上休息的，今日难得的破例了，却也有些精力不济了。不过就在他预备打道回府的时候，田均一却主动的拦住了他请求道。
“香帅，还有一事，我还要向您做个请求。就是关于清理会党成立工会的事务。汉口是一个大码头，这里最多的就是码头工人，而会党就隐藏在这些码头工人当中，不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就不能清理掉会党分子。”
张之洞打了个哈欠后说道：“会党我也想清理，这些人总是和革命党勾结试图颠覆朝廷，此次军中差点酿成乱事，就是军队中混入了大量的会党分子。可是从开国的时候这些会党就已经出现了，两百多年里朝廷都没有剿灭他们，你打算怎么清理码头苦力中的会党？”
田均一看着张之洞说道：“上个月香帅下令成立了武昌警察总局，我以为这警察制度自然是比过去的巡捕制度先进的，但是当前的警察数量还是太少，也缺乏经费和责任心，所以我以为应当先确保警察局的经费来源，然后增加警察的编制，并成立道德委员会对警察部门进行个人行为的监督，清理掉那些缺乏道德容易和会党勾结的腐败分子。”
张之洞对这个提议倒是很感兴趣，他点了点头说道：“确实，我们废除了差役和书吏，就是因为这些人在官府和小民之间操弄权柄，坏了官府的名声，又让百姓怨气丛生。要不然你写个条陈给我，说说这个道德委员会该怎么成立，又该怎么监管警察局。只是保证警察局的经费一事，我也没什么头绪，你有什么想法吗？”
田均一道：“汉口每年的鸦片贸易约为300万海关两，今年来进口鸦片在减少，而本地鸦片种植数量在上升。大人想必也清楚，鸦片这个东西是完全有害无益的，但是因为列强的缘故，我们并不能公开禁止鸦片贸易，而鸦片贸易又是和会党最密切相关的生意，因为这一行来钱最快。
所以，打击会党的最优先之解，就是先断绝了会党的财源，禁止设立私人鸦片馆，在各地建立鸦片专卖局，对合法的鸦片馆颁发牌照，并征收100%的税收。在抬高价格之后，平民就抽不起鸦片，则鸦片贸易和鸦片种植数量都会减少。
专卖税收可以分为三部分来使用，一部分用于作为警察局和鸦片专卖局的开办经费，一部分用于帮助民众戒毒，最后一部分用于发展农业。只有改善了农业，农民才会主动的放弃鸦片种植，否则他们必然会因为利益而扩大鸦片的种植。”
张之洞颇为意动，只是他又有些担心的问道：“若是列强对鸦片专卖税的设置加以干涉，我们该怎么办？”
田均一道：“那就改名为牌照费，事实上按照法理，列强也只能对关税提出抗议，不能对我国国内的消费税横加干涉，那是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权力。”
张之洞终于点了点头说道：“那么这事你也写一个详细的条陈上来吧。我回去后好好参详参详，会尽快给你一个答复的…”
当天晚上，田均一召集了汉口的劳工党成员进行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对建筑长堤工程的一些经验做了总结，在大家各自发表了自己的亲身体验之后，田均一做了一个总结道：“从这一次的长堤修筑过程来看，临时雇佣来的农民和长期出卖劳力为生的劳动者之间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的。
前者只是想要赚一些外快，他们的本业还是农民，因此对于短期的打工只要有些收入就认为是赚到了，他们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家里的田地上，因此并不愿意在外头惹事。简单的说，就是这些农民还有退路，因此拒绝为了一份短工去反抗压迫。
但是后者是没有退路的，他们的生存就是依赖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假如被压迫的狠了也就危急到了自己的生存。因此后者愿意反抗不公正的待遇，追求合理的用工制度和用工报酬，假如能够给与他们一个稳定的组织，那么他们就会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想要劳动者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就得先有一支足够数量的职业劳动者，因为只有足够数量的的职业劳动者，我们才能在这座城市中压倒反革命的势力，从而夺取对于这座城市的控制权。
当前阻碍我们把这些职业劳动者变为革命力量的关键，不是满清的朝廷，而是混迹于职业劳动者之间的会党分子。这些人虽然有初步的反抗压迫的意识，但是他们并没有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意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员反而变成了压迫劳动者的一员。他们有破坏力而无建设性，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打倒的敌人…”
在此之前，劳工党内一直都有两条革命路线的争论，一条是以长江沿线各口岸城市作为革命基地发动革命。另一条则是林信义提出的，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利用土地改革聚拢人心打倒控制农村的地主阶级，最终取得对于农村的控制权力，然后凭借农民的力量推翻城市中的清政府力量。
鉴于林信义此前做出的判断的正确性，一开始劳工党内的领导者都是支持这一路线的，但是后加入的劳工党成员其实是反对这一革命路线的。双方一直争执不下，直到这一次田均一等人亲自参加了长堤建设，并根据这大半年来对于农村的调查报告进行对比，田均一这次不得不接受了同志们的主张，就是以农村为革命中心，在当前是不适合的。
理由可以谈上许多，但归根结底就是两条，农村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破产，农民现在还活的下去，数千年的儒家驯化教育异化了农民，让这些农民几乎失去了反抗精神，只要老爷们愿意在灾荒之年借口吃的，老爷们就是恩人，自己穷是自己命不好，别人穷是因为别人懒。
过去田均一这些地主阶级的一份子对于农民的逆来顺受是漠视的，认为这就是同人不同命，正因为这些人的愚蠢，才需要他们这些读书人来领导，这就是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等到他们的思想转向革命的立场之后，立刻就发觉了农民的愚昧、懦弱和野蛮，实际上正是统治阶级的有意而为之。正因为农民被地域分割成了一个个的小群体，依附于士绅地主而活，也就使得革命的思想很难传入到村子里去，而村子里的农民对于外来者是不信任的，外人和洋人其实没什么区别。
面对这样的农村，劳工党的成员们自然就认为不可能有革命的土壤。因为他们在乡村里连基本的宣传工作都没法开展，凭什么去鼓动农民去反对士绅地主？
想要在农村宣传革命的道理，得先打破当前农村的封闭状态，要让这些村子加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来，然后给他们办学校，让他们出来见见世面，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才有可能引导乡村中的年轻人成为革命分子。
此外，以劳工党目前的人手，在城市中宣传革命，一个人可以轻易的向几十数百人进行传播，但是在乡村只能一对一，一对几个的宣传，这种宣传的效率完全不符合大家对于革命发展速度的期望。更何况，在要求党员必须参加劳动的决策下达后，这几个月里武汉的党员至少有40%退党了，真正成熟可靠的党员比金子还稀有，怎么能随意的把党员安排去农村发动革命？
经过了反复的论证和讨论之后，田均一、蔡锷等人决定接受大家的意见，暂时搁置农村革命路线，定下了以汉口为革命中心基地，传播革命理论，组建革命力量，等待革命时机的到来。对于乡村工作则转为发展经济，打破封建迷信的宣传为主，并加快生产合作社的建设。
从年初到7月，劳工党在湖南、湖北建立了4000多个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有3万多个，平均每户投入资本达到了3.5两。
生产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发展这么迅速，主要还在于它本身不涉及生产关系上的变更，只是谋求让农村的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力，因此士绅地主自然容易接受的多。再加上建立生产合作社搭上了新政的东方，也得到了一批改良派士绅地主的支持，因此这一新事物才能快速的推广开来。
对于劳工党来说，通过生产合作社先改变农村的生产环境，然后借助这个机构去同农民打交道，总比以个人的力量去农村蛮干来的有效率。因此大家极力主张，农村工作的重心应当放在生产合作社，其次是乡村小学教育，通过这两个支点去改变农村。
这场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杨衢云给田均一留了一张请柬，是威廉.西门子邀请他明日见面的，田均一第二天早上洗漱之后便先去了德租界。
在西门子公司租借的别墅内，威廉.西门子向田均一介绍了身边的弗里茨.克虏伯，并向其解说道：“虽然西门子也经营钢铁产业，但是在钢铁产业中，克虏伯公司拥有更加全面的技术力量。假如我们想要修建长江大桥的话，那么克虏伯公司的加入，将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包括卢汉铁路上将要修建的黄河铁路大桥，我们也能够对比利时人更好的施压。”
打动了弗里茨.克虏伯的其实并不是中国工人修筑长堤的景象，这只是说明了中国的劳动力是合格的，不代表克虏伯一定要投资中国。真正让他动心的，是中国人提出的工业标准概念，按照克虏伯的标准来制定中国的工业标准，那么美国和英国的钢铁公司在中国都可以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