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提出的保全中国的外交主张，英国在华外交官和英国本土外交部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霍必澜一边诱使长江两总督保护外国侨民置身于排外战事之外，一边又指示英国军舰仙女号前往武汉护侨，试图扩大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力。
但是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却并不认同在华外交官的试图扩大在华战争的行动，他反对英国军舰进入长江的示威行动，并要求在华外交官通知总督们：如果为保护欧洲人的生命财产一旦有必要进行合作的时候，女王陛下军舰将准备同他们合作，或者是支持他们为维护秩序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索尔兹伯里侯爵对于俄国在远东的行动甚为警惕，他并不认可俄国人所说的，在华拥有重大利益的大国只有俄国和英国，他要求在华外交官注意日本的有利地理位置，日本的意图将是解决远东困境的极端重要问题。
而此前李鸿章试图北上前往解决华北危机时，曾经通过中国驻英公使向索尔兹伯里侯爵询问，尽管发生了大沽炮台未奉北京政府命令对各国军队开火这件事，各国是否认为他们自己与中国政府进行战争。如果各国认为存在战争状态，他前往北京将是毫无用处的。在相反的情况下，他认为自己能够恢复秩序及镇压义和拳。
对此，索尔兹伯里侯爵积极的响应了李鸿章的试探，他回复中国公使，假如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没有理由认为存在着战争状态，并劝说李鸿章北上时应当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东南互保的局势成型，李鸿章北上预备收拾华北乱局后，索尔兹伯里侯爵终于把解救北京外交人员一事放下，转而考虑起了战后事务。由于日本方面拒绝派出更多的军队，即便他通过驻日公使向日本方面提出，只要日本迅速派出一支两万人的部队去中国，那么英国可以向日本提供一百万英镑，但日本人也依然还是委婉的拒绝了。
作为一名帝国主义者，索尔兹伯里侯爵是不能容忍任何对于大英帝国挑战的行动的，否则他也不会支持发动布尔战争了。但正是布尔战争拖住了大英帝国数十万军队，即便大英帝国的军队已经开进比勒陀利亚，但是从开普敦到比勒陀利亚的漫长补给线受到了仍在抵抗的布尔人的袭击。
大英帝国在正面击败了布尔人的军队，但是布尔人还在那里，除非大英帝国消灭所有布尔人，否则这场战争就看不到结束。区区几十万的布尔人，已经让大英帝国进退两难了，要是东方那个4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学习布尔人打起了这样的战争，那么英国要去什么地方弄一支更庞大的军队去镇压中国人？
日本人的冷眼旁观，令索尔兹伯里侯爵感到了远东的危险，因为他不知现在在远东到底谁才是英国人的盟友。当德国皇帝派出了那支庞大的中国远征军后，俄国人立刻向德国人表示了敬意，表示俄国军队愿意在德国将军下接受指挥。
于此同时，俄国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也传回了欧洲，这使得原本是保卫侨民的正义之师，在俄国人的行动下沦为了又一次对于中国的入侵。俄国人的行动正在激怒中国人，原本在东南互保协定下安定下来的中国南方，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被揭露后，南方的中国人也展开了对于外国人的无差别攻击。
而德国和俄国对于中国的混乱局势沾沾自喜，要求联军扩大行动范围，不仅仅只在于解救北京的外交官和侨民，还要允许自由的行动。俄国和德国的接近，这显然是有违大英帝国的欧洲均势的，原本还积极主张扩大中国事态的法国人，也开始回过了神来，认为日本的保全中国主张很值得讨论。
美国人虽然还没有表态，但是也已经安静了不少，不再如之前那么积极的要求进攻上海保护侨民了。本就不想扩大事态的索尔兹伯里侯爵，在德国和俄国的积极表现下，现在就更加不愿意让这两个国家主导对华外交的方向了。他开始指示英国驻日公使和日本方面接触，就对中国事件的和平解决进行了交换意见。
山县内阁被迫在外交方针上屈从于伊藤博文之后，也同时连累到了孙文等一干革命党人的计划。孙文等革命党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并前往日本寻找资助中国革命的军政要员。在玄洋社的介绍下，孙文获得了陆军的支持。
原本按照日本人的打算，孙文等在南方起事，日军刚好可以登陆福建，孙文就成为了他们拿下福建的一面旗帜。但是伊藤博文用两次御前会议压制了山县的外交路线，从而使得山县想要入侵福建的计划破产，山县自然也就下令陆军放弃了对于孙文这次起义的支持。
没有了日军提供的军火，孙文想要趁着义和团在北方扰乱局势的情况下在南方起义的计划就破产了，毕竟那些会党可不会赤手空拳的都啃硬骨头。
而在此时，劳工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的影响渐渐大了起来，在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等问题上，联系了留日学生召开了数次集会进行讨论。
滞留在东京的孙文得知兴中会不少成员及梁启超的弟子都被劳工党的主张吸引后，就带着兴中会的骨干杨衢云、郑士良参加了八月十一日下午的一次集会。
集会的地方是一个日本式的长屋，数十位留日学生盘腿坐在房内，两侧的和门都被打开，好让光线和空气流动起来。东京的夏天虽然炎热，但是在这种日式长屋内倒还是相当凉爽的。
孙文想要听听这个集会主要讲些什么内容，因此就和同伴悄悄的走到人群后面坐了下来，房内的诸人正听着一人讲话，也没有怎么去关注孙文几人。
孙文坐下后安静的听了几句，发觉正在发言的人并没有讲什么革命道理，而是在讲日本纺织业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及纺织女工的待遇和生活问题。他顿时有些愕然了，这难道不是讲革命理论的集会吗？
似乎疑惑的并不止孙文，坐在他前面的人也有耐不住性子的，打断了前方正在讲话的人道：“松坡，现在还讲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是不是不太合适？俄国人都已经打进满洲了，各国联军也占领了天津，眼看着国家都要灭亡了，现在难道不应该讲一讲如何保卫国家的事了吗？”
蔡锷停了下来，看了看起身质问自己的某个义愤填膺的同学，又瞧了瞧下面窃窃私语的留学生们，他终于开口对着某人说道：“保卫国家是没问题的，但是保卫国家之前，我们得先问清楚，这个国家究竟是属于谁的。
假如不先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如何去保卫它？假如这个国家是属于国民的，那么我们保卫她就得先去把国民组织起来，向他们进行宣传和教育，告诉他们为什么要保卫这个国家。
假如这个国家是属于一部分压迫者的，那么我们就该先对国民宣传和教育，他们是怎么受到压迫的，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先去打倒本国的压迫者，夺取这个国家之后，再去保卫它。被压迫者没法拥有国家，他们无法去保卫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蔡锷的话让下面的留学生们哗然，几个人当即站了起来和蔡锷抗辩，但很快他们就理屈词穷，只能给蔡锷扣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然后不满的离开了长屋。
虽然大部分人并没有离去，但也有不少人显得迟疑不决，于是有人就向蔡锷问道：“那么，日本的纺织女工的生活，到底和我国的革命有什么联系？”
蔡锷思考了片刻后说道：“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但是相对于世界人口来说，也就占了2成。一个日本5000万人口，一个俄国1亿五千万人口，一个美国9千万人口…满清政府所宣战的各国加起来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我国人口了。而当今世界，决定一国之实力的乃是工业规模的大小，日本工业在各列强中规模最小，但即便这个最小规模工业的列强，也不是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国能够抗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