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要把这些列强国家的统治者和普通人都当成我们的敌人，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赢得胜利。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和各国人民一起联合，打倒各国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和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的数量相比，这些反动派永远都只是少数派，我们的事业必将胜利。”
蔡锷的话让下面的人一时群情哗然，虽然劳工党此前已经集会了多次，但还是第一次这么明确的把各国的统治阶级也列为革命的对象。
很快就有人反驳道：“我们现在连一个最弱小的满清政府都对付不了，难道还能去对付各列强？看看今日国内的困境吧，这同太后向万国宣战的举动有什么区别？这不是什么革命之路，这是根本是狂人之言…”
说话间又有十余人摇着头离开了，因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蔡锷要如何去联合各国人民一事。蔡锷并没有劝阻这些人，只是站在那里默默的注视着这些人的离去，等到长屋内再次安静下来，参与集会的人群已经少了四分之一。
不过蔡锷并不感到焦虑，虽然他知道留下的人未必就是真的支持自己的理念，这些人更多的是看不到出路，所以只能横下心来继续听自己讲的革命道路而已。而这也已经比几个月前好很多了，在义和团没有爆发出来之前，许多留学生一听自己要消灭地主阶级，不是反口相讥就是扭头就走，完全把他当成了一个疯子。
但是义和团爆发出来之后，满清向万国宣战，各国组织联军入侵中国，俄国人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制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并入侵满洲，中国转眼间就沦落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地步，这些留学生们才愿意坐下来听他讲一讲中国革命的道路。
按照他和林信义交流后对方的判断就是，“…他们是一群关在房间里找不到出路的蜜蜂，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的革命之路，而是中国还有没有希望。虽然他们未必会听了几次演讲就投身于革命，但是当他们看到中国确实无路可走的时候，终究还是会选择和革命同行的。”
所以，他现在宣扬的革命理念，并不是要求留学生们投身于革命，而是要告诉这些人为什么中国只有走这条革命之路，和这条革命之路到底能否走的通。
一向冷静的蔡锷，在这近一年的学习和思考后，变得更为沉着了。当房间内的人讨论声音渐渐小去，他突然大声的讲道：“刚刚那些离开的人以为，联合各国人民反对各国资本家、反动阶级的行动和慈禧向万国宣战的行动是类似的，都只会遭到各国的敌对，从而毁灭中国。我以为，他们的想法是大错特错。”
蔡锷的言论终于让房间内彻底安静了下来，大家的目光再一次的注视到了他身上，看着众人的注意力被自己吸引回来，蔡锷于是张口继续说道：“为什么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看一看日本这个国家吧。虽然明治维新是让一部分日本人富裕起来了，也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了，甚至可以击败我国吞并朝鲜，但是这个国家的劳动者，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比江户时代变得更好，甚至还变差了。
在江户时代，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会是一周工作七天，在每天12个小时的正班外，还要加上三四个小时的加班。
以日本的棉纺织行业为例，女子不仅要上12个小时的班，她们的工资还要低于那些男性工人的工资，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受到工头的羞辱。
因为纺织工厂的环境很差，许多女工都会染上肺结核，工厂主根本不会给这些女工好好治疗，他们只会叫家人把这些生病女工接回去，以防止传染给工厂的其他工人，而一些女工在家人没到之前就病死了，工厂主也不过是用一张草席一卷，然后送去乱葬岗埋了…”
蔡锷讲述了自己所调查到的日本纺织产业的工人境遇之后，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眼在座的众人，看到他们脸上都露出了不忍的神情，这才继续说道：“日本劳动者的状况并不是个例，欧美各列强的资本主义繁荣，正是建立在这样残酷的对于劳动者的压榨之上。
欧洲各国用军警对付罢工的工人，美国资本家用炸药和子弹对付罢工的工人，他们对待本国的劳动者如此之残酷，哪来的民族荣光和国家主义？这些资本家和反动派们不过是用民族和国家分裂各国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罢了…”
集会结束之后，好不容易从留学生们的包围中挣脱出来的蔡锷，一些留学生显然对于列强内部存在着这样的激烈斗争很感兴趣，因此围着蔡锷问了个不停。蔡锷也是相当理解这些留学生的，因为他当日听林信义说起这些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感兴趣。
不过他虽然从留学生的包围中挣脱了出来，可是看到拦在自己面前的人，他还是苦笑的问候道：“孙先生怎么也来了？”
虽然孙文也许不认识他，但是作为梁启超的学生，他还是见过孙文一两次的，不过都是和大家一起见的而已。
在1896年之前，其实中国人多数没有听过孙文这个名字，不过随着1896年秋孙文流亡英国时不幸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阴谋绑架，脱困后的孙文于是写了一本英文着作“伦敦蒙难记”，因此孙文的名字才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开来，并被视为了革命党人的领袖。
只不过，过去的蔡锷所崇拜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君子，对于革命党并不感冒，因此对于孙文这个革命党人也没什么好感。现在他虽然转向了革命，但是又对孙文的革命主张不以为然，和林信义就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之后，蔡锷更是对于孙文的会党革命彻底失望。
对于孙文的出现，蔡锷并不是那么的惊喜，毕竟他现在干的事就是在挖对方的墙角。和从留学生中吸纳革命者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从兴中会中转变有革命意识的革命党，还是相对简单一些的。
不过孙文显然对他的兴趣很大，拦住他之后就请他找个地方坐一坐，谈一谈中国革命的问题。显然他对于任何愿意谈论中国革命的人都非常想要结纳，试图把这些人聚拢到自己身边来。
此时的孙文已经不再是一开始只想推翻满人朝廷的单纯革命者了，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他也终于整理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
广州起义失败在欧洲流亡期间，孙文考察了欧洲政治后评价道：“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只是孙文始终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所提倡的民权主义是为了赢得欧美列强的支持，因为欧美各国都是主张资本主义民主的，他提倡民生主义是反对社会革命，在欧洲时孙文并不是没有察觉到欧洲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依然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企图用改良民生来消灭社会主义革命的土壤。
孙文试图用自己的三民主义来纠正蔡锷所主张的劳工革命，但是已经对民族主义有了深刻认识的蔡锷，显然不能被孙文的民族主义所折服，因为他很清楚孙文的民族主义是不能说服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这些汉人的，在袁世凯出卖了谭嗣同之后，他就已经对民族主义不信任了。
因此双方的谈话最终以无果而告终，蔡锷在谈话结束时如此对孙文说道：“在我看来，革命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假如连这一最基本的要求都实现不了，那么谁会去保卫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民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