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亚·沃森的团队开价一千六百万欧元。
合同期一年。
只包含一支全球广告片、一次平面拍摄和两条社交平台内容。
不参加发布会，不承担直播，不保证红毯穿戴，也不接受品牌对私人账号的内容审核。
报价出现在屏幕上时，巴黎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按照当时汇率，接近一亿三千万元人民币。
我在中国区做过最贵的明星合作，也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艾米莉亚的经纪人坐在伦敦，通过视频等我们的回答。
商务负责人低声对我说：“这是第一轮报价，会降。”
“能降到多少？”
“百分之十。”
“还是超过预算。”
“品牌可以压缩亚洲市场的内容投入。”
我看向他。
“她在亚洲认知度不足，却要压缩亚洲内容来支付她的报价？”
“全球代言人本来就会占用大部分预算。”
“那剩下的市场怎么完成目标？”
“这是各区域的问题。”
又是同样的逻辑。
总部购买一张自己熟悉的脸，其他地区再用有限的预算证明这张脸值得。
视频里，经纪人问：“Do we have a deal？”
玛蒂尔德没有回答，转向我。
“Lin Xi？”
我第一次坐上巴黎总部的正式谈判桌。
没有人提醒我应该说什么。
“报价超出我们的预算范围。”我用英文说。
经纪人神色没有变化。
“Emilia has another global beauty offer.”
“那份合作包括多少权益？”
“Confidential.”
“既然不能比较合同范围，就不能用另一份报价证明这一份合理。”
他笑了一下。
“你是新加入的？”
“对。”
“那你可能还不了解艾米莉亚的全球影响力。”
“我了解。她能带来巨大的年轻用户关注，也能让品牌进入音乐和时尚场景。”
“所以你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
“影响力是报价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我翻开权益清单。
“现有方案里，品牌承担全球传播成本，却没有获得任何线下出席、区域内容和最低履约保障。如果拍摄延期，艾米莉亚团队不承担媒介损失；如果她取消社交发布，只需退还单条费用。”
经纪人的语气冷下来：“她不是销售人员。”
“我们也没有要求她销售。”
“那你们要求什么？”
“对已经出售的时间负责。”
会议室里有人抬头看我。
我继续说：
“维莱尔可以接受明星拥有私人表达空间，也接受她不参加直播。但合同必须增加拍摄改期责任、最低内容上线周期，以及重大争议发生后的双方沟通机制。”
“艾米莉亚不会把私人账号交给品牌审查。”
“我们不审查私人内容。”
“合同里写着，艺人不得发表损害品牌价值的言论。”
“品牌也不得以艺人私人生活制造营销话题。双方条款应该对等。”
经纪人沉默了几秒。
“你们愿意支付多少？”
“一千一百万欧元。”
视频另一端有人笑出了声。
“这不是谈判，是羞辱。”
“对应现有权益，这是我们的报价。”
“如果需要更多权益？”
“增加线下活动、亚洲市场内容和合同保障，可以继续谈。”
“艾米莉亚不会接受。”
“那我们尊重她的选择。”
经纪人看向玛蒂尔德，显然在等一个职位更高的人推翻我的话。
玛蒂尔德只是说：“Lin Xi represents the project team.”
林西代表项目组。
这是她第一次在谈判桌上明确我的位置。
对方要求暂停会议。
视频关闭后，商务负责人立刻问我：“你知道一千一百万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比我们的内部上限还低两百万。”
“需要为后续权益留空间。”
“如果她的团队直接退出呢？”
“那就退出。”
“集团已经为她预留了广告导演和拍摄档期。”
“没有签合同以前，不该把预留成本变成必须签她的理由。”
他脸色很难看。
“你在中国区可以对明星强硬，因为还有很多人选。全球级别的明星不是这样谈的。”
“所以全球明星可以把所有风险留给品牌？”
“她们拥有选择权。”
“品牌也应该有。”
半小时后，艾米莉亚团队重新上线。
报价降到一千四百万欧元。
增加一次全球发布会录播内容，仍然拒绝亚洲区域活动。
我没有接受。
谈判暂停。
下午，我们与尹秀雅团队开第二场会。
她的报价只有艾米莉亚的一半，却有另一个问题。
上一家日本品牌的竞品限制还剩八个月。
尹秀雅的经纪公司认为，原合同只限制日本市场，不影响全球合作。
维莱尔法务不同意。
条款写的是：
艺人在合同结束后十二个月内，不得为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高端护肤品牌提供公开商业背书。
没有明确地域。
也没有说明数字媒体内容出现在哪个市场，应该如何判断。
经纪公司说：“旧品牌只购买了日本肖像权，不能限制她在其他国家的工作。”
法务回答：“但竞业条款没有地域范围。”
双方争论了四十分钟。
谁都不愿意承担违约风险。
我问：“能不能让原品牌出具书面确认？”
经纪人说：“我们已经联系，对方不回复。”
“那为什么现在急着签？”
“尹秀雅下个月有新剧上线，必须在宣传期内确认合作。”
“如果原品牌突然提出异议呢？”
“维莱尔的法务团队可以处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
艺人团队希望先拿到新合同，再把旧合同风险交给新品牌。
我问：“你们愿意提供履约保证吗？”
“什么保证？”
“如果旧品牌索赔，由经纪公司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这不可能。”
“那维莱尔也不能承担全部风险。”
经纪人沉下脸：“你们是在因为她来自亚洲，要求更苛刻的条件吗？”
这是一个很重的指控。
欧洲区法务立即解释，所有艺人都适用相同风险标准。
对方却没有退让。
“艾米莉亚可以保留私人账号自由，尹秀雅却需要承担旧合同的全部责任。你们所谓的全球标准，永远对欧洲明星更宽松。”
会议桌上的人都看向我。
我是项目组里唯一来自亚洲的人。
他们似乎期待我证明，维莱尔没有区别对待。
可我没有替公司立刻辩护。
“你说得有一部分是对的。”我说。
玛蒂尔德皱了一下眉。
经纪人也愣住。
“艾米莉亚的团队有能力拒绝部分全球条款，因为她的市场选择更多。这不是公平，只是议价能力不同。”
“所以你承认双重标准？”
“我承认市场权力不对等。”
“那你们准备怎么解决？”
“不是假装所有人条件相同。”
我把两份合同放到屏幕上。
“我们会统一双方声誉条款、改期责任和争议处理机制。但旧合同风险只存在于尹秀雅项目，不能因为公平就假装它不存在。”
“那还是由我们承担？”
“共同承担。”
我的方案是，维莱尔与尹秀雅团队一起邀请原品牌进行三方确认。
在书面回复前，可以签署附条件协议，但不公开合作、不拍摄正式广告。
如果原品牌明确反对，双方无责终止。
如果对方在规定期限内不回复，再由律师根据旧合同给出法律意见，维莱尔和经纪公司按照约定比例承担后续风险。
经纪人问：“谁去说服日本品牌？”
“双方一起。”
“如果他们故意拖延？”
“协议里写最晚日期。”
“你们能保证新剧宣传期内官宣吗？”
“不能。”
我说。
“但我们能保证，不用一个无法兑现的日期换你们先签字。”
对方沉默很久。
最终，同意带方案回去讨论。
一天两场谈判，没有一场签下来。
下班前，玛蒂尔德把我叫进办公室。
“你今天拒绝了一个全球流行歌手，也没有拿下亚洲演员。”
“对。”
“你觉得这是好结果？”
“至少没有签下两个边界不清楚的合同。”
“总部不会因为你避免了风险，就认为项目成功。”
“我知道。”
“你看起来不着急。”
“很着急。”
“哪里看得出来？”
“着急不等于要先答应。”
玛蒂尔德把艾米莉亚的新邮件转给我。
她的团队愿意继续谈亚洲权益，条件是品牌先提出完整创意。
“他们没有退出。”我说。
“因为你让他们相信，我们不是非她不可。”
“所以呢？”
“明天去伦敦。”
“我？”
“你当面谈。”
“尹秀雅这边怎么办？”
“亚太法务继续推进三方确认。”
“我需要参与。”
“你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城市。”
她看着我。
“学会让别人接手。你在面试时说过，项目负责人不应该是唯一知道全链路信息的人。”
我被自己的话堵住了。
“几点的车？”
“早上七点十三分。”
“这么早？”
“巴黎到伦敦的火车不会因为你是中国区来的就晚一点。”
从办公室出来时，已经快晚上十点。
手机里有两条消息。
第一条来自丁荔。
她发了一张餐厅照片，桌对面只露出一只男人的手。
配文是：
“今晚这个法语很好。”
第二条来自韩放。
“我找到一家不难吃的中餐馆。庆祝你在巴黎活过第一周？”
我看着两个对话框，很久没有回复。
韩放和丁荔已经分手。
他们没有婚姻，也没有孩子，更没有任何要求彼此继续忠诚的承诺。
从道理上说，我和韩放见面并不构成背叛。
可人与人之间，不是只有合同到期和自动解约。
有些边界没有写下来，仍然存在。
我先给丁荔打电话。
她接得很快。
“怎么，查岗？”
“有件事告诉你。”
“你突然这么严肃，我有点害怕。”
“我在巴黎见到韩放了。”
电话那边安静下来。
餐厅的音乐和说话声仍在继续。
“什么时候？”
“前天。”
“他去找你？”
“我因为地铁停运，进了一家咖啡馆。他在那里工作。”
“真巧。”
她说这两个字时，声音没有任何起伏。
“他约我吃饭。”我说。
“所以呢？”
“我还没有答应。”
“为什么告诉我？”
“因为你是我朋友。”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知道。”
“那你见不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真的没有关系，你不会用这种语气。”
她沉默了几秒，突然笑了一下。
“林西，你是不是觉得，先告诉我，就算尊重我？”
“至少不是瞒着你。”
“然后呢？我要说可以，你才去？”
“不是。”
“那你是在让我替你承担决定。”
这句话让我愣住。
“我没有。”
“你有。”
丁荔的声音冷下来。
“如果我说不可以，我就是那个分手以后还要控制前男友和朋友的人。如果我说可以，以后难受也是我自己答应的。”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
“你自己决定。”
“丁荔。”
“我真的不在乎。”
她说完，直接挂断电话。
我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终于明白，坦白也不一定等于体贴。
有时候，我们把决定告诉别人，不是为了尊重她。
只是希望她提前免除我们的愧疚。
我没有立刻回复韩放。
收拾完去伦敦的资料后，已经十一点半。
走出公司，巴黎又开始下雨。
这一次地铁正常运行。
我在站台上等车，手机震了一下。
韩放没有催问吃饭。
他只发来一张新闻截图。
英国铁路明天可能罢工，部分欧洲之星车次调整。
下面一句：
“你是不是明早去伦敦？”
我没有告诉过他。
“你怎么知道？”
“咖啡馆老板的法国客户和维莱尔有合作，他提到你们明天去伦敦见歌手团队。”
“客户信息可以这样说吗？”
“他只说维莱尔有人去伦敦，没说是你。”
“那你为什么猜是我？”
“因为你今天一直没回消息，通常不是不想理我，是在加班。”
我盯着这句话。
他似乎已经开始观察我的习惯。
“车次没有取消。”我回复。
“到了告诉我。”
我没有答应。
他很快补充：
“不想说也可以。我只是想知道你平安。”
我把手机收回口袋。
地铁进站，风从隧道里涌出来。
回到公寓后，我重新打开和丁荔的聊天框。
没有解释，也没有要求她理解。
我只发了一句话：
“你说得对。见不见他由我决定，后果也不该让你替我承担。”
她没有回复。
凌晨一点，我终于回韩放：
“周日晚上七点。”
他几乎立刻回复：
“中餐？”
“法国菜。”
“你不是刚到巴黎？”
“所以才吃法国菜。”
“好。”
“还有一件事。”
“你说。”
“这不是偶遇。”
聊天框顶部停了很久，才出现他的回复。
“我知道。”
这一次，是我主动决定见他。
不是因为地铁停运，不是因为雨，也不是因为我们恰好出现在同一家咖啡馆。
我清楚他是谁。
知道他做过什么，也知道丁荔还没有真正放下。
周日晚上那顿饭不会自动变成爱情。
但从我答应的那一刻起，它也不再只是两个旧识之间毫无意义的一次见面。
我关掉手机，设置早上五点半的闹钟。
六个小时后，我要去伦敦，和一个报价一千六百万欧元的女人谈她愿意为品牌承担什么。
两天后，我也要坐到韩放对面，问清楚他现在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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