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总部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从三位国际明星里淘汰一个。
第一位，伊莎贝尔·莫罗，四十三岁，法国电影演员，拿过两次欧洲电影奖。公众形象稳定，商业合作很少，报价最高。
第二位，艾米莉亚·沃森，二十六岁，英国歌手，社交平台拥有四千多万粉丝。年轻、时尚，过去一年出现过两次演出迟到争议。
第三位，尹秀雅，三十一岁，韩国演员，在亚洲市场知名度最高，刚结束一家日本护肤品牌的合作。
项目是维莱尔旗下高端护肤线的全球焕新计划。
欧洲区希望选择伊莎贝尔。
数字团队支持艾米莉亚。
亚太区坚持尹秀雅。
我的新上司玛蒂尔德把资料放到我面前。
“明天上午，告诉我谁应该离开。”
“评价标准是什么？”
“全球影响力、品牌匹配度、合作风险。”
“各项权重呢？”
“由你决定。”
“预算范围？”
“不能告诉你。”
我抬头：“不知道报价，怎么评估？”
“你只负责品牌建议，商务团队负责价格。”
“价格会影响建议。”
“真正适合品牌的人，不该因为贵就被淘汰。”
“但品牌没有无限预算。”
玛蒂尔德看着我。
“你在中国区也是这样工作的吗？每一个问题都要先获得完整信息？”
“至少需要知道决定的后果。”
“这里没有人能获得所有信息。”
她把文件合上。
“明天九点。只能删一个名字。”
第一天上班，我还没有自己的工位权限。
助理把我安排在一张临时桌旁，电脑系统是法语，内部资料却大多用英文。午饭时间，同事们一起下楼，没有人问我要不要去。
等我抬头时，办公室只剩下咖啡机的声音。
我去楼下买了一只三明治，回到公司继续看资料。
三个明星的档案都很漂亮。
伊莎贝尔代表成熟、艺术与法国传统审美。
艾米莉亚能让任何产品在二十四小时内被年轻人看见。
尹秀雅拥有最完整的亚洲商业履历，工作配合度也是三个人中最高的。
如果只看表格，谁都不该被淘汰。
下午，我申请查看三个人过去合作项目的完整数据。
系统拒绝访问。
负责权限的同事告诉我，海外项目学员没有资格查看财务和销售资料。
“那我能看到什么？”
“公开传播数据和品牌调研摘要。”
“报价呢？”
“由商务部门掌握。”
“合同风险？”
“法务掌握。”
“所以明天让我淘汰一个人，是根据什么？”
同事耸了耸肩。
“Your instinct.”
你的直觉。
我回到座位，第一次怀念维莱尔中国区那份五十人的名单。
至少在那里，我知道每个名字后面的价格、权益和风险从哪里来。
巴黎总部看起来比中国区更成熟，信息却被分散在不同部门。每个人只拥有一块拼图，又习惯把自己的那一块称为专业。
傍晚六点，办公室的人陆续离开。
我给三个区域的同事分别发了邮件。
不请求完整资料，只问同样的四个问题：
这位候选人能为品牌带来什么？
她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
如果合作失败，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品牌愿意为她放弃什么？
欧洲区最先回复。
伊莎贝尔能帮助品牌建立高级感和文化声誉。风险是本人不愿意配合社交内容，也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销售活动。
数字团队说，艾米莉亚能带来年轻用户和全球传播。风险是团队稳定性差，内容审核时间短。
亚太区的回复最详细。
尹秀雅愿意配合多个市场拍摄，亚洲消费者认知度高。但她上一份日本品牌合同可能存在六个月的竞品冷静期，需要法务确认。
晚上八点，我收到第四封邮件。
来自法国区一位没有参加候选会的市场研究经理。
她说：
“你或许应该看一下伊莎贝尔在中国市场的调研。”
附件只有五页。
法国团队认为伊莎贝尔是最安全的人选，可在中国区的消费者测试中，超过一半受访者不认识她。看过作品片段以后，好感度不错，却很少有人愿意因为她尝试产品。
我继续向下看。
最后一页有一行被标成灰色的小字：
建议亚洲市场使用当地合作人补充传播。
换句话说，总部选择一张法国面孔，再由亚洲团队另外花钱解决她在当地没有影响力的问题。
这笔钱没有被算进全球代言预算。
晚上九点半，保洁人员提醒我要锁门。
我收好电脑，走出公司。
巴黎的冬天比上海暗得早。雨刚停，路面反着商店橱窗的光。我站在路边看地图，才发现回公寓的地铁因为罢工停运。
打车软件显示需要等四十分钟。
我在附近找到一家还没有打烊的咖啡馆。
推门进去时，我先看见墙上的中文菜单。
然后看见韩放。
他坐在最里面，面前摆着两台电脑，正在用英文和人开视频会议。
和在上海时相比，他瘦了不少。
头发剪短，身上没有那种刚从昂贵餐厅走出来的从容。黑色毛衣袖口卷起，桌边放着一只已经冷掉的咖啡杯。
他也看见了我。
眼神停了两秒，没有立刻叫我。
直到视频会议结束，他才合上电脑。
“你还是来了。”
“地铁停运。”
“巴黎每天都有新的理由让人迟到。”
“我不是来见你的。”
“我知道。”
他拉开对面的椅子，却没有替我决定是否坐下。
我看了一眼窗外。
打车还要三十七分钟。
最后还是坐了下来。
韩放把中文菜单递给我。
“热饮没有几个选择。咖啡不好喝，热巧克力太甜，茶可以接受。”
“你经常来？”
“老板是我客户。”
“什么客户？”
“帮一家法国公司做中国市场策略。他们想用人工智能做跨境客服，又不知道中国用户真正会问什么。”
“你会人工智能？”
“不会写模型。”
“那你做什么？”
“把技术人员说的话翻译成客户愿意付钱的东西。”
他说得坦然。
从前的韩放很少承认自己不会什么。他更习惯让别人相信，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你怎么来巴黎了？”我问。
“辞职以后，家里想让我回去。”
“你没回？”
“回去就意味着承认他们一直是对的。”
“所以你出国？”
“最开始是为了躲。”
他停了一下。
“后来发现，在这里没人认识我，也没人关心我以前负责过什么项目。只能重新赚钱。”
这句话和我今天的处境相似。
但我们的“重新开始”并不相同。
我来自一场升职和一次主动选择。
他来自失业、出轨和一段破裂的关系。
“丁荔知道你在巴黎吗？”我问。
“知道。”
“你们还有联系？”
“没有。”
“那张名片为什么寄给她？”
韩放低头看了一眼手边的杯子。
“我不知道你的地址。”
“可以不寄。”
“可以。”
“那为什么还寄？”
“想见你。”
他说得太直接，我一时没有回答。
“为什么？”
“你是我在上海认识的人里，少数见过我最难看的时候，还没有急着教我怎么重新做人。”
“我在维莱尔门口骂过你。”
“你骂的是我做的事，不是说我这辈子就只能是这种人。”
“丁荔也没有这么说过。”
韩放沉默了。
咖啡馆老板端来一杯热茶，用中文问他：“朋友？”
韩放看向我。
“以前认识。”
他没有替我们的关系加上更多解释。
老板走后，我问：“你和姜允熙还有联系吗？”
“没有。”
“因为答应丁荔？”
“最初是。”
“后来呢？”
“后来发现，联系她只是在逼她不断证明那晚没有更多事情，好让我看起来没那么坏。”
他握住杯子。
“她没有义务帮我减轻罪名。”
这句话至少说明，他终于看见姜允熙也是被欺骗的人。
“你向她道歉了吗？”
“道歉了。”
“她原谅你吗？”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她没有回复。”
“那就是她不想回应。”
韩放点头。
“我现在知道了。”
打车软件提示车辆将在五分钟后到达。
我收起手机。
韩放问：“你来巴黎做什么项目？”
“挑明星。”
“又挑？”
“三个人里淘汰一个。”
“谁？”
“保密。”
“需要建议吗？”
“不需要。”
“我可以免费提供一个。”
“韩放。”
“选最便宜的。”
我看向他。
他笑了：“看来你们公司不会同意。”
“品牌不是采购办公用品。”
“明星对品牌来说，不也是一种昂贵的资源？”
“是。但价格只是合作条件，不是人的价值。”
“那明星为什么总为了报价争？”
“因为市场会把报价当成位置。”
韩放靠向椅背。
“和男人差不多。”
“什么意思？”
“长得好看、家境好、工作好，报价就高。哪一项掉下来，别人就开始重新评估。”
“你现在是在评估自己？”
“我现在没有报价。”
他说完笑了一下。
不是从前那种知道别人会被他吸引的笑。
更像是终于能拿自己的失败开一个不太好笑的玩笑。
出租车到了。
韩放拿起外套：“我送你出去。”
“不用。”
“外面下雨。”
“我有伞。”
他没有坚持。
我走到门口时，他忽然问：“还会来吗？”
“看地铁。”
“那我希望巴黎继续罢工。”
“你这个愿望很不道德。”
“我以前的愿望比这更不道德。”
我推开门。
冷风灌进来，他站在咖啡馆暖黄色的灯下，没有追出来。
车开出去以后，我才发现韩放没有问我的住址，也没有要求我报平安。
这本来是人与人之间最普通的边界。
可对曾经的他来说，已经算一种学习。
第二天上午九点，候选评审开始。
玛蒂尔德问：“你淘汰谁？”
“暂时不淘汰任何人。”
她的脸色立刻沉下来。
“昨天说得很清楚，只能留下两个。”
“在看到报价和合同限制以前，我无法给出负责任的选择。”
“你在拒绝任务？”
“我在拒绝假装自己拥有足够信息。”
数字团队负责人说：“我们没有时间重新开放全部资料。”
“那我提出有条件淘汰。”
我把三人的风险放到屏幕上。
“如果尹秀雅的竞品冷静期无法在拍摄前结束，淘汰她。”
“如果艾米莉亚不接受内容审核和最低到场保障，淘汰她。”
“如果品牌不愿额外支付亚洲市场本地合作人的预算，淘汰伊莎贝尔。”
玛蒂尔德问：“你个人的建议呢？”
“在现有信息下，淘汰伊莎贝尔。”
欧洲区负责人当场反对。
“她是三个人里最符合品牌传统的人。”
“她符合欧洲团队对品牌传统的想象。”
“有什么区别？”
“全球项目不能先选择欧洲喜欢的人，再让其他市场自己解决认知问题。”
会议室安静下来。
我调出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市场调研。
“伊莎贝尔可以服务欧洲品牌形象，但她不是现阶段最有效的全球合作人。如果总部坚持选择她，需要把亚洲补充传播预算计入总项目成本。”
财务负责人第一次开口：“这部分预算目前不在计划内。”
“所以她不是最昂贵的报价。”我说，“却可能是最昂贵的选择。”
玛蒂尔德看了我很久。
“最终结论？”
“保留艾米莉亚和尹秀雅，分别完成合同风险核查。伊莎贝尔转为欧洲区内容合作人，不使用全球代言身份。”
“你在创造第四种方案。”
“因为原来的三选二，把身份和人绑得太死。”
“总部要求淘汰一个。”
“那就淘汰她的全球代言身份，不淘汰她本人。”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
最终，玛蒂尔德接受了调整建议。
伊莎贝尔不再竞争全球代言，但欧洲区将与她单独谈一组电影艺术内容。
散会后，她把我留下。
“你昨天没有权限，今天也没有。”
“我知道。”
“但你还是改变了项目结构。”
“因为结构有问题。”
“在巴黎总部，这样说话不会让你很受欢迎。”
“在中国区也没有。”
玛蒂尔德看了我一眼。
“下午去商务部，他们会给你开放报价权限。”
“为什么？”
“因为下一轮，你需要亲自和两位明星的团队谈。”
我走出会议室时，临时工位上的姓名牌已经换好。
不再是海外项目学员。
上面印着：
LIN XI
GLOBAL TALENT STRATEGY
全球明星策略。
没有人再把我的名字写成Lindsay。
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
韩放发来消息：
“地铁恢复了。”
我回复：
“知道。”
他很快又问：
“所以今晚不来？”
我看着那句话，停了几秒。
“今晚要加班。”
“明天？”
“也可能加班。”
“后天？”
“韩放，你没有工作吗？”
“有。”
“那为什么一直问？”
这一次，他过了很久才回复。
“因为我想见你。但你不来，也没关系。”
我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
窗外，巴黎难得出了太阳。
而我下午要第一次坐到全球明星团队的谈判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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