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藏字石的故事没啥说头，就像“重庆红衣男孩”一样是个纯粹的以讹传讹。后者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爱好导致的悲剧而已，如果把资料和相关医院文献对比则很容易得出结论，所以我开始就没有放到书里的打算。而藏字石之所以要写是因为这事在历史其实并不鲜见，最起码几百年内就周而复始地出现过很多次。所以在撰写本书伊始，我整理了几年前看到的，关于干隆年间蒋有仁、艾儒略等几名传西方教士关于当时发生的“藏字石”案记载，虽然是拼凑出来的结果，但内容却相当惊人，亦与今天要说的故事有些相似之处。
首先登场的人叫蒋有仁，是个来自法国的传教士。这个人精于天文物理等诸多学科，曾经协助干隆朝着名教士郎世宁督造圆明园大水法及十二兽首，后来写过不少东西。在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过干隆年间的一个案子，扑朔迷离且绝不逊于任何一个小说家，大家可以在阅读的同时感受一下两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的博学多才。
（本篇内容节选自《蒋有仁的日记及书信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文版，台湾华顺书局民国六十一年译本，有删改）
一
1757年6月24日，在前往成都府。
与欧洲相比，中国道路似乎更能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比如官道的宽敞平坦绝非颠簸崎岖的民间小路可比。纵然这样，我们在整个旅途中仍然尽量多走水路而少走旱路。虽然这样会多绕一点路，但总体来说这仍不失为更好的选择。
我来这里已经多年，可离开北京的机会却并不多。通常我都和另外一个来自意大利传教士帮助皇帝修建一个只属于他自己且庞大到令人咋舌的皇家花园。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目前还看不到完工的希望。我想如果不是成都府的案子过于扑朔迷离，干隆皇帝绝不会放我离开。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走官道相对更好一些。虽然中国的马车并不舒适，也没有任何可以减少颠簸的设施，但沿途官员殷勤的款待使整个旅途变得还能让人接受。而我也可以从中和随同前往的刘大人了解到整个案件的过程以及我的职责。因为在离京之前我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案件的信息，他们只告诉我需要参谋一件事情而已。
成都府在中国的西部，再往南就可以到达锡兰、印度、缅甸以及暹罗。从北京出发要越过黄河和长江两条天堑。我们沿着黄河逆流了一段路程，但由于中国的帆船不能吃水太深，所以我们只得转走陆路，通过整个中国内陆腹地前往成都。这期间要经过黄土层叠的高原和再处都是风化黄土的平原。我在这里不只一次看到过痕迹明显的煤矿，与我曾经在东英格兰地区见到的煤矿几乎相同。但与英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似乎很少使用这种唾手可得的燃料，而是通过雇佣的方式通过人工来采伐、烧制柴炭来满足北方地区漫长冬日的取暖需求。对于普通穷人家来说，冬天柴草的准备不足简直就是末日来临。所以每年秋天整个北京城无论是在圆明园还是天坛，似乎每个郊外都能见到全家动员拾拣柴火的情景。
通往成都官道都是用极厚的黄土铺垫而成，如果不下雨的话相对还算好走。一般只有皇帝经过时才会重新修路，也就是用更厚的黄土铺垫。有时候在驿站附近或靠近城市的地方会连接一段石子路，但由于道路的年久失修，其实那样会更难走了，好在通常都不是很长。官道周围都是层层叠叠的梯地，能利用的地方都种着庄稼，如棉花和小麦，但似乎大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灌溉，因为它们的长势都不太好。另外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里每隔一段路就能见到农田中的一座很小的庙宇，供奉着当地的神明，旨在请求风调雨顺吧。
离成都不远地方有很多密林和不太高的小山，开始郁郁葱葱地长满了灌木和乔木，看样子应该是四季不谢。这里的山虽然不高，但山上很适合打猎，野兔、大雁和野鸭子成群，着实让两个中国随从兴奋。而且气候也变得宜人起来，与炎热的北京相比越接近成都的地方反而越凉爽舒适。只是这里的峡谷小溪开始多了起来，到处都有陡峭的山崖和下坡，使我们的速度开始放慢。直到我们在地方官的协助下搞到一条船，可以顺着江水直入成都才变得好走一些。
成都物产丰腴，尤以鱼盐茶蜜为最。这个地方的中国人饮食与北京大不相同，善用卤水、川椒(Sichuan Pepper)和蔗糖烹制菜肴，无菜不甜，也算味美。很多新鲜的豆类植物和制品我还是第一次吃到，不仅在法国英国普鲁士没有见到过，甚至北京都不曾食用。而且我到过的两个县衙门都颇俱规模，士兵虽然个子不高但神采奕奕孔武有力，与中国其它地方不太一样。也就是这一天，成都府的一个宋姓巡按大人迎接我和刘大人同时才第一次将情况对我做了说明。
我们首先被带到一个叫做“御风岭”的地方，这里与整个成都郊外一样，都是山高林密的深山地区。只不过此时已被人为地开拓了一条很细的小路，蜿蜒曲境，直入深渠。宋大人给我们准备了一种叫做“二人抬”的凉轿，其实就是两个人用粗竹竿抬坐在椅子上背我上山。虽然这样能让我舒服一点，可隐隐仍让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习惯。就这样，我们大约两个多小时以后才来到“御风岭”的最高峰，一个被宋大人称为“神仙台”的山顶。
这里搭了两个帐篷，还有士兵驻守。稍做休息后，宋大人就带我们来到山顶最东面的某处看“祥瑞”。此时我才清楚原来山上光秃秃的石壁上生满了植物，环绕中可见八个硕大的汉字镌现其中。我此时虽然也已精晓中文，但对于这种造型古朴近似于图画的古文字仍然半字不识。这东西与泥板上的苏美尔文上看去没什么不同，事实上也同属大致相同的年代。
同行的刘大人说石壁上这八个字是用中国古代的某种篆体文字写成的，上面的字是“康乾锦绣，盛世永清”，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意思。宋大人问我能不能看出这东西是什么什么年代形成的。他解释说希望我能从地质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八个字的形成原因以及时代，然后由我们联名写一些东西出来，以便回去和皇帝解释清楚。
坦白地说，刘大人的话让我很吃惊。我虽然对中国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匮乏有所了解，但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无知到认为这八个字是天然形成的，还必须让我来写出原委。事实上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如果我真的能把这东西写清楚那我一定能到巴黎皇家科学院接替丰特奈尔做院长了。
刘大人对我的表现显然很不满意，他和宋大人花了好几个小时试图让我解释清楚这东西和国家命运相关。似乎在这些中国官员的眼中这八字已定是天然形成的无疑，只是在理论上需要更加完善而已。事实上我虽然并非完全了解他们的全部想法，但下级官员们想取悦皇帝那是必然的事情。能看出弄这些字花费了很长时间，也用了相当的手段。所以如果不能达成目地反倒是比较让人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的交谈虽然不是十分愉快，但刘大人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快乐。他只是说我们在这里的时间还很久，希望我能仔细考虑。下山的时候，我乘坐的人力轿走在最前面，刘大人和宋大人则跟在后面，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满族的敏大人，他们品阶似乎还在刘宋二人之上，但始终未与我直接交谈。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没有见过他们，直到第三天宋大人才来和我探讨地质学问题。面对这位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概念的官员，我不得我将自己的看法又重审了一遍。我觉得任何所谓的文字都不可能天然形成，这不仅是我自己的看法，相信亦是所有略具地质学基础的同行一致观点。我告诉宋大人，如果在欧洲，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相信天然可以形成这种文字。与干隆皇帝一样，他们都是相当睿智并具谋略的雄主。
我相信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宋大人的认可。因为我们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他多次表现出了异常诚恳的态度，甚至还专门做了记录。就像我之前猜测的那样，宋大人对自己在地质学上的所知做了解释，果然知之甚少。不过我们这次交流过后，他觉得可以从基础的角度向刘大人甚至是干隆皇帝解释清楚，甚至有必要时还可以由我直接向他们做出说明。
中午饭后，宋大人派遣当地的两个官员接我前往另外一处行营居住，据说也是为了浏览西南风光方便。他们二人的出现使我本次相对糟糕的旅行突然变得舒适起来。最起码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胃口选择喜欢的食品了，这一点与在圆明园时几乎相差无几。其中一个姓赵的官员说话办事都很干脆，所以我和我的几个随从都喜欢他。我们在赵官员的安排下参观了成都府附近两处颇具规模的寺庙，其中一个叫做大慈寺，有一口硕大的铜钟非常醒目。另一个寺庙中的佛塔非常高，让人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在旅途行中当我问起宋大人后来对那些所谓“祥瑞”文字处理方式的时候赵官员他们显然一无所知，不过我从分别时的态度猜测，宋大人他们显然是听取了我的意见并及早地完成了任务。
离开成都后，我们又乘坐一艘小一点的帆船沿江而下，顺便领略长江沿岸的各色风光。中间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码头装卸的工人，他们都有着古铜般的健硕皮肤和孔武有力的双手，可以轻轻松松地用一根绳子把几近自己体重的货物装到后背上，然后顺着堤岸往前走。这些工人的都在腰间挂着装了口粮的小锅，每到吃饭时都会凑在一起，将锅埋在地上煮东西吃，然后再起身赶路，无论刮风下雨，从没有过停滞。
晚上我们就在船上休息，周围由全副武装的士兵带着武器保卫安全。赵官员警告我们说这地方并不太平，有时候会有水贼和小股的强盗出没，所以希望我们晚上不要下船。但有一天晚上方便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几个士兵和乘小船路过的强盗秘密地交谈了一阵，还交换了什么东西，似乎是某种交易。第二天我和赵官员说起此事，他开始答应帮我们查清楚，可后来我们再也没找到过那几个士兵，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次西南之行，我前前后后共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其中多半是在赵官员的陪同下度过的。当我们从云南回到成都府之后，刘大人宋人都俱都离开了，据说是为了参加干隆皇帝的一个大型宴会并报告这次的事情。至于我除了旅途见闻外倒没什么值得多说的事儿，也算是一种放假休憩吧。后来我们又顺着原路回了北京，而一路跟随的则是刘大人留下来专门等待我的下级官员。
从此之后至到今天，三年来我再也没见过刘大人宋大人，也未再获得干隆皇帝单独接见。我仍然从事圆林修葺，一项能发挥我专长的工作。
二
第二个登场的也是个传教士，不过此人的身份却着实不低。原来这位叫做梅若翰的传教士却是罗马教廷正式委任来华的地区主教。当时住在成都西门石塘街大教堂的梅若翰虽然贵为主教，但与清廷来往不密，甚至传教工作也一度停止，直至干隆二十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梅若翰在当地官员的推荐下见到了北京来的刘大人之后，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才算伊始腾飞。说到这次转机，其实与我们要说的事儿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不过很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梅若翰对此事的直接记录，甚至这位时任中国区主教大人的生平事迹都没有完整的得到保留。当然也可能因为我不是基督徒亦不能掌握到核心资料有关吧。不过好在我从另外一本叫做《中国的一百年》的德文书中找到了梅若翰的事儿。这本书是一八九六年出版的，正值晚清重臣李鸿章访德前夕。而出书里同所描述的则是一七九六年前后的中国，多数是传教士的笔记事整理或口述传说等记录。
本书之后再无再版，当时的发行量也不似乎不是很大。给我的感觉出版这本书的小出版社就是为了蹭李鸿章访德的热度而作的内部刊物，故此漏洞错误不少。但总体上瑕不掩瑜，可以管中窥豹，一探两百年前中国的面貌，也能将我们的这个故事衔接得完整些。不过由于这本书是以不同人物的采访形式刊出的，而且数字化后的稿件清晰度着实不高，所以我只能托人翻译后以自己的理解重新撰写出来，加工过程难免有些主观臆断，亦请大家原谅。
这是全书的第十三章，主人公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德国地质学家、传教士保罗。根据保罗和作者的对话。当时年逾五旬的保罗二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地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不仅研究地质，还通过传教士的身份布道传教，着书立说；甚至与德国着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相携游历过西部中国。与李希霍芬不同，保罗精通中文，甚至很多时候都成了前者的翻译兼同伴，给了他很多帮助。而梅若翰的事则是本章的重点。
据保罗所说，梅若翰在就任中国区主教的第四年夏天，当地一位叫周宛（音译）的大人夤夜来访，这让梅若翰感到很吃惊。在此之前，梅若翰很少和这么高级别的官员见面，所以一直保持着很警惕的样子。不过这位周宛大人很友善，待人也相当和气。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来自武汉的德国传教士夏海澄和京城的王大人。在夏海澄的介绍下，梅若翰得知周宛大人是代替皇帝特使敏大人向他请教一些地理学上的问题，看样子非常着急。
在交谈中，梅若翰了解到成都府此去不远的地方有处非常罕见的风景，需要梅若翰前去确认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会直接向皇帝汇报。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直觉告诉梅若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接见高级别中国官员的好机会。于是他一口答应了周宛大人的请求，虽然在笔记中隐隐透露出困惑，可梅若翰并没有表现出来。
第二天，周宛大人亲自派了车马接梅若翰到敏大人的行辕，除了敏大人以外还有宋刘等一干来自北京的高官在这里等待着梅若翰。而那个来自鞑靼族的敏大人则十分关心梅若翰在专业领域的能力，好像他们需要的是位地质学的权威，这让梅若翰非常等待即将见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可当他坐了几个小时候的马车又爬了很久的山路，终于见到山顶上一非经人工用特殊手段制作出的所谓“祥瑞”时，感觉到十分失望，甚至有种被愚弄的感觉。
原来据梅若翰记载，他在山上见到的是一块巨大的山上长出的各种植物，而植物的镂空处形成了“康乾锦绣，盛世大清（原文如此）”八个汉字。很显然这些汉字是有人通过在石壁上日复一日的清理、雕琢后出现的，而非天然形成。不过敏大人却很郑重其事地问梅若翰是不是能从专业的领域解释这八个形成的原因。他甚至有意提示梅若翰说干隆皇帝很重视这件事，专业派了由他领衔的上书房六大学士共同出马查验真伪，而从科学角度出发的解释就需要他来完成。
中午的时候他们在山上临时搭就的帐篷中休息，为了照顾梅若翰的饮食习惯，敏大人特意让周宛大人从山上运了一头乳牛上来，以便在山上的几日让梅若翰有新鲜的牛乳饮用。除此之外，供应之丰皆让梅若翰“感到不安”。当夜晚间，刘大人告诉梅若翰，今年皇帝南巡，豁免天下钱粮，皇恩浩荡盛世兴隆。圣驾还京时已示冬示祭天时要兴大典，正值此时西南现此“祥瑞”，皇帝异常高兴，特降旨六大学士亲辨真伪并据实上书，同时还邀请外国传教士三名共同参赞。由于其中一人身体不适离，故才邀请梅若翰牵头。
直达此时梅若翰才明白敏大人邀请他来的意义所在，据刘大人说此次“祥瑞”非同小可，除昭示圣主安康万年以外，还预示金川用兵顺利和皇帝下决心清理吏治的成果，所以请梅若翰勿要小心。而梅若翰则斟酌再三后，终于从地质学角度阐述了“祥瑞”的生成原由，据实写了题本并代由敏大人呈上。而另外六位大学士则联名俱书此“祥瑞”系天然形成，并以梅若翰的题本为依据做了阐述。
本来梅若翰以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谁知过了大约一个月有余，周宛大人突然陪着另外一个鞑靼族的高级官员到教堂拜会了梅若翰，并要求梅若翰从速进京见驾，说皇上要亲自召见。对此梅若翰受宠若惊，即刻在来人的陪同下前往京城见驾。
至于梅若翰见没见到干隆皇帝和以后的事情，《中国的一百年》书中并未提及。只是通过这件事和另外一个传教士受慈禧太后之邀请进宫的事做了对比，通过此节表明一百年来的中国并无实际改变，甚至通过在后面这位传教士进京进对北京城的描述来告诉德国读者，中国的一百年来像是沼泽中的一艘大船，变化进境之慢着实让人咋舌。
亦如《中国的一百年》结束语里引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话一样：“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