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给国内的发回的电报引发了河原内阁在外交路线上的分歧，牧野伸显对于法国人递来的橄榄枝还是产生了动摇，主要是这位对于同协约国进行对抗并没有多大的信心，毕竟他在欧洲留学的期间，看到的是一个远远超越日本的文明世界。
在牧野看来，这个世界的文明中心始终还是在欧洲，虽然日本的生存空间需要拓展，但是这种拓展是迫不得已下的生存需要，从长远来看，日本终究还是要融入世界文明之中去，而不是如那些守旧派学了一点欧洲文明的皮毛，又开始打起了皇国特殊论的旗帜。
皇国特殊论的本质就是封闭日本的社会，从而维持住日本的特殊国体，其实和清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辞是一致的，根本的用意就是主张既得利益阶层不可被动摇，新兴资产阶级必须要服从于皇国体制，而不是试图破坏这一体制。
对于欧洲文明的支持者来说，皇国特殊论显然是跟不上时代的，牧野伸显作为伊藤博文之后的开国派领袖，他的立场其实要比伊藤博文更为激进，毕竟伊藤还试图保留天皇制度下清理旧的贵族阶层，而牧野则认为天皇体制本身也该做出改变，最好是建立英国式的立宪君主体制，天皇作为国家名义上的君主存在下去。
由于林信义这个意外因素的干预，伊藤博文没能推动日韩合并，日本和俄国之间也因为中国劳工党的出现失去了合作的机会，东亚一体化的机会却显露了出来，所以伊藤博文没有被朝鲜独立主义者刺杀，而失去了朝鲜半岛控制权的陆军势力大减，黑龙会这些右翼团体遭到了海军的镇压，日本国内保守势力远不及另一个时空那么的强势。
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海军掌握权力时正好遇到了中国统一、欧洲大战的两次经济景气，这就使得海军主张的东亚合作及海权扩张论压倒了陆军的大陆扩张理念，毕竟海军的合作主张投入不多，但是收益极大，并且刺|激了国内民生事业的发展，而陆军主张的军事扩张主义只能有利于部分重工业财阀的利益。
所以，海军自日俄战争开启到欧洲战争结束的这段时间内，一直都保持了政治上的强势，把号称长洲阀的政治势力给压制住了，这就使得原本利用海军压制山县派的伊藤博文，在欧洲战争爆发后也不得不重新调整了立场，转向支持山县，以避免在元老不断凋零的大正时代，元老彻底失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不过伊藤支持山县只是为了维持政治上的平衡，不是支持陆军的大陆扩张政策，在劳工党统一中国之后，就连陆军中的主要派系都认为大陆政策已经不可能实施，因为劳工党统一全国后对满洲地区的工业化，已经让日本失去了分割满蒙的机会。
至于在大陆上和一个统一的中国打一场大陆战争，老实说这和海军跑去登陆美国西海岸也没啥区别，都是自寻死路而已。特别是这场欧洲大战表现出的军事科技对战争带来的巨大变化，通过派出的观察员不断传回国内后，陆海军都在进行研究和思考。
其中陆军对欧洲战争研究的最为透彻，通过临时军事调查委员等陆军内部机构的调查和研究，陆军深刻认识到构筑总体战体制在应对未来的战争方面的必要性。
陆军认识到，在人力、物力资源被总动员的总体战中，精神上与肉体上均以国民为基础的“国民之国防”和“国民之军队”不可或缺。
然后陆军就发现，中国劳工党实际上在欧洲战争爆发前就在这条路上前进了，现在的中国军队和最广大的民众达成了一致，工农红军视自己为人民的解放者，而中国的底层民众也同样是这么认为的，对于那些地主阶级和买办来说，劳工党是洪水猛兽，每到一处就在掠夺他们的财富，但是这些人压根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就是对底层的欺压者。
所以，不管是日本或是英国、法国，虽然他们不停的支持中国内部对劳工党的反对势力，但是劳工党的力量却越来越强了，陆军在大陆政策上的失败就是没能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
同样的，陆军在国内失去民众的支持，也是在于没能站在民众的基本利益述求上。海军在大东京地区不断获得民众的支持率，就在于海军执政以来一直在推动大东京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化，从而令这一地区的民众收入增加速度高于了全国其他地区。
比如原本在大东京地区最为支持陆军的千叶县，这里原本是最靠近东京的农业区，风气极为保守，直到1905年时都没有一个称得上市的城市，即该地区的城镇人口都没有超过三万规模，可见该地区就是一个大农村。
但是在海军上台后提出了千叶县工业中心的发展计划后，到了1919年，千叶县已经出现了十二个市，该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达到了18%，虽然还低于全国平均城市化人口比例25%，不过千叶县已经开始脱离农业区，成为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新兴工业区。
超过1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千叶县已经完全变成了海军和自由党的支持者，陆军和军国主义的支持者成为了少数派。
海军的这种强势，自然就引发了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联合遏制，其中海军的外交路线被攻击的次数是最多的，亚洲联盟的建立虽然给日本工商业的海外扩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对于陆军和一部分金融资本而言，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好处。
亚洲联盟所维护的地区经济贸易秩序，实际上是一种看似公平秩序下的经贸秩序，为什么说是看似公平？因为对于生产力发展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公平贸易，实际上就是有利于生产力较高地区的。
日本的工业能力虽然和欧洲相比是落后的，但是相对于东南亚地区却是先进的，即便是和中国相比也是领先了一步。但是在陆军和一些金融资本看来，即便是这种有利于日本的地区经贸秩序，对于日本来说也是吃亏的，因为日本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海上防务压力，而且海军试图撇开国际金本位搞亚元，也令支持金本位制度的金融资本感到了不满。
所以这部分政治力量要求日本完全主导亚洲联盟，并制定更加有利于日本的规则，实质上就是想要把亚洲联盟改造为日本殖民亚洲的工具。
海军内部对于这种呼声并不是没有反应的，比如加藤友三郎为代表的舰队派将领就比较倾向于牧野的融入国际秩序的主张，他们认为在德国战败之后，日本海军应当完全控制对亚洲联盟舰队的领导权，从而以联盟为后盾，和英美开启世界海权分割的谈判。
海军大臣东乡正路和文部大臣安部矶雄、工商大臣松方幸次郎则认为维持日中互信才是亚洲联盟存在下去的基础，当下亚洲联盟舰队由日本、德国、中国共同领导的模式其实相当的稳固给，把德国人排除在外，必然会刺|激到中国对亚洲联盟舰队控制权的立场。
由内阁的争论也能看得出来，明治时代强势的元老政治，在此时的日本已经极大的衰退了，内阁对于政治的掌控力获得了加强。山县和伊藤也只能在御前会议上要求内阁首相给出政策解释，而不能再如从前那样直接干涉内阁会议。
河原要一此时的立场是到点下班，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最大追求，担任了一届内阁首相，至于其他的政治理想是没有的，所以他并不打算破坏海军此前确定的政治路线，只想要安全的下台获得首相礼遇。
牧野融入欧洲的外交理念，山县和伊藤试图在政治上牵制海军的继续上升，加藤友三郎等舰队派谋求提升海军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河原看来都是陷井，这些政治上的变动都可能让他没法满载荣誉的过退休生活，他自然是不愿意去支持的。
不过，在当前内阁发生了分歧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做出回应。河原首先认为法国人的建议没安什么好心，因为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统治已经难以维系，所谓的把安南和老挝交给日本，实际上就是让日本阻止法属印度支那的完全独立。
日本即便拿到了安南和老挝也得不到多大的好处，反而会引发中国和东南亚各民族的猜忌，这将令日本在东南亚的国策难以维系。日本在东南亚的国策就是经济上的一体化，向东南亚地区输出基础设施，从而获得当地的资源以提升日本的工业实力。
工商大臣松方幸次郎是这一国策的积极推动者，他认为法国人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对亚洲市场的政治分割，这种分割对于日本来说是不利的，因为以日本的国力根本不可能同列强在政治、军事和工业上发起竞争，只有在解放东南亚的旗帜下，日本的工商业才能获得东南亚民众的认可，从而获得这一市场的最大占有率。
更别提，当前日本最大的经贸伙伴就是中国，为了安南和老挝和中国交恶，无疑是丢了珍珠拿了木盒当成了宝物，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
这自然不是松方幸次郎的个人看法，而是和其站在一起的新兴工业资本集团的共同立场。在1905年之后，随着海军提出了战略产业的发展规划，围绕着能源、石油化工、通讯技术和机械产业，冒出了许多新的工业资本家。
这些新兴产业的资本和传统的官商资本立场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后者更加依赖于权力支持下的市场垄断，因此更加提倡国家主义，而新兴资本更仰赖于技术革命带来的市场占有率，他们更主张自由竞争和产业协调合作。
能源、石油化工、通讯技术和机械产业在新技术的推动下表现出了比传统行业更快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而这些新兴产业还没有遇到能够垄断国际市场的超级巨头，所以这些新兴资本更加青睐于自由竞争下的市场开发和养成，而不是如传统产业的对抗性竞争。
亚洲联盟实际上就承担了亚洲市场的开发和养成，对于日本的新兴产业资本来说，当前的重点不是用武力或政治瓜分亚洲的市场，而是利用亚洲联盟建立的一体化市场，提升日本工业产品在亚洲统一市场中的影响力，并通过合作将欧美工业产品排挤出这个大市场。
松方幸次郎等新产业资本家就很认同林信义的断言，“日本的优势在于领先于亚洲各民族的工业化，日本的未来在于如何领导亚洲各民族的工业化。
欧美的工业化建立于对世界其他农业地区的掠夺，日本的工业化太晚，想要走欧美的工业化之路已经没什么可能性，因为欧美的工业产能已经超出了世界其他农业地区的消费能力。
所以日本的工业化只能走另外的道路，就是推动世界其他农业地区的工业化，从而扩大这些地区的消费能力，从而扩大世界市场。
从目前来看，亚洲地区的工业化是未来数十年内最具有成长性的市场，而这个亚洲的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这三大地区的人口占据了世界一半的人口，所以当这三大地区进入工业化进程，将会创造出比过去100年里欧洲工业化所创造的财富更多的财富。
只要日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么日本就能够借助亚洲工业化的大潮流，进入到先进工业国的行列。”
到了1919年时，林信义判断的亚洲工业化潮流，至少在东亚地区已经出现了雏形。中国在国内推动的交通干线的修建，开始整合南北资源，为中国的工业化打好了基础。而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受到中国工业化带来的扩张效应，日本对于中国的工业品出口不断上升，从而带动了对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原物料的进口。
松方幸次郎这样对自己的父亲主张道，“现在和中国交恶，实质上就等于是主动放弃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把中国市场让给了德国人和其他列强。这还不包括，日本将会被排斥在欧亚铁路桥计划之外，我们等于连中亚和俄国的市场也一并失去了。
而对中国来说，日本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但是日本和中国的合作对于维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是有好处的。如果日本因为想要独占东南亚的市场而和中国及东南亚民族交恶，我实在看不出来到底日本能得到什么好处…”
松方正义倒是愿意站在儿子这边，但是面对协约国的压力，他也并不支持日本单方面倒向中、德、俄一方，这方面他其实和伊藤的立场比较相近，认为现在的局势下，日本更适合中立。
不过国际形势的发展，很快就让试图中立的日本政府发觉，自己越来越不可能中立了，协约国方和中、德、俄方对于日本的立场询问越来越直接，中国政府的一位外交人员甚至直言不讳的在私下对一位日本外交人员表示道，“当前世界正日益分为新旧世界的对立，假如日本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的话，今后恐怕是很难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日本政府很清楚，这位中国外交人员的私下讲话，实际上代表着中国政府的一种暗示，中国人希望日本说明自己的立场，假如新旧世界的对立正式成立的话。
新旧世界的对立，这个问题对于日本的政界来说也是一个极为伤脑筋的问题，因为日本才通过维新追上了欧洲文明的脚步，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享受列强的待遇，结果有人却宣告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自然引起了内部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