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七十章

第九卷

施特雷泽曼代表团向柏林发回了协约国给出的35项条款,很快就引起了柏林上层的哗然,哪怕是之前支持同协约国停战的资产阶级,这一刻也开始动摇了。

德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并不仅仅是金融、航运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出现的分歧,还有德意志民族资本和犹太资本之间的分歧。

在1910年德国犹太人口就达到了61.5万,虽然只占德国总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一,但是在最富裕的100个德国人里,就有30个是犹太人,其中最富裕的犹太人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其次是门德尔松、奥本海默、西蒙等等。

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实际上已经不能算是德国资本,而是成为了跨国资本,其在英国小伦敦城也一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战前德国犹太资本之所以支持德国对抗法俄,就是因为法俄在战前都是反犹主义盛行的国家。

东欧地区的反犹传统,实际上就是斯拉夫民族兴起的。1264年波兰-立陶宛王国通过法律,同意接纳犹太人居住并在经济上给予他们自由,这是欧洲国家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向犹太人敞开大门,掀起了犹太人进入东欧的第一个高潮。

波兰国王卡西米尔三世(1310-1370年)又邀请犹太人前往西乌克兰,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帮助波兰向东发展,为此卡西米尔三世曾有“犹太人国王”的美誉。

这一后果造就了斯拉夫民族对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殖民反抗同时,就是对作为波兰人帮凶的犹太税吏和高利贷者的痛恨,再加上基督教对犹大出卖耶稣的传说,反犹就成为了俄罗斯人的文化传统。

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衰败,使得犹太人失去了保护者,沙皇政府对于犹太民族的迫害就成为了习惯性政策,每隔几十年就要来上一次,一是为了掠夺犹太人的财富,二是为了转移底层民众的不满。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俄国犹太人大多成为了反沙皇主义者。

沙皇尼古拉二世给他母亲的信中就说“坏人又在抬头,……由于他们十分之九都是犹太人,所以人民的全部愤怒都指向他们,这才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革命是由异族人——波兰人和犹太人——组织的”。历来被认为是相对开明的俄国杜马还发起过“不给犹太人有同等权利”运动。

正因为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使得大量的俄国犹太人离开了俄国人迁移到世界各地去,而这些犹太人的第一站总是在德国,然后才是其他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德国犹太人对于沙皇俄国是充满仇恨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反对同俄国结盟的,这就使得德国犹太资本成为了德国军方的支持者。

犹太教信仰的德意志国民中央协会,在战前受到锡安主义的影响,认为应当返回到故土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奥地利犹太出版商Nathan Birnbaum所创,并首次出现在他于1890年出版的刊物《Selbstemanzipation》(“自我解放”)当中,维也纳记者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发起锡安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第一届锡安主义议会,开始将锡安主义变成一个政治性的运动。

到了1914年,巴勒斯坦已经定居了8.5万犹太人,占总人口的12%;奥斯曼帝国感受到了危险,于是下令驱逐犹太人,但是德国此时已经面临和协约国开战,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选择了保护犹太人的定居权,奥斯曼帝国面对德国政府的强硬立场便取消了驱逐令。

于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官方刊物表态说,德国必将解放被压迫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版物全力支持德国,大多数犹太领袖相信德国必胜。

欧战爆发后,德国的犹太学者弗朗兹·奥本海默更直接,说德国的战争是神圣的自卫战争,为了真理、法律、自由和世界文明,同反动、黑暗的沙皇俄国及其帮凶英法进行斗争。

也就是说,在开战问题上德国犹太资本是持积极立场的。在战争中,大量的犹太银行家和商人在负责经济的战争协会中被委以重任。这个机构为帝国在东线作战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财政支持。瓦尔特·拉特瑙甚至是陆军部战争原料处处长,为陆军解决了大量的军火生产问题。

从某个角度来说,德国犹太资本和德国军方实际都是推动战争的主要推手,反而是德国的民族资本在战争问题上摇摆不定,因为畏惧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而一度是反对开战的。本时空中,克虏伯、西门子领导的中德商会更是坚定的反战派,因为德国工业支持开战的原因是老牌列强瓜分了世界,使得德国工业失去了市场和原料,但是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德国资本合作,他们支持战争的理由几乎消失,自然不愿意和协约国开战。

只是国内金融、航运资本和军方的联手,又压制住了这些工业资本家的声音,最终因为一场暗杀事件卷入了大战。如果犹太资本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德国军方一样默不作声,那么德国的民族资本也许还不会对犹太资本感到厌恶。

可随着战争形势对德国不利,特别是美国宣布参战后,犹太资本就开始洗白自己的战争责任,开始支持反战罢工运动,并拒绝接受军方订单。对于德国统治阶层而言,犹太资本简直就是背叛,于是左派社民党提出的英美垄断资本发动战争试图消灭各国工业能力的阴谋变成了犹太资本试图统治世界的阴谋。

一些原本和瓦尔特·拉特瑙、阿尔伯特·巴林站在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主张和协约国妥协的日耳曼民族资本,在看到35条停战协议后也失去了声音。从协约国给出的这份协议来看,显然协约国是在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而不是和平。

瓦尔特·拉特瑙支持和协约国和平,因为依赖国际犹太资本的协助,他并不认为协约国能够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剥夺,但是对于日耳曼民族的资本来说,他们没有这个底气去赌博。奥古斯特·蒂森在看到35条之后就立刻联系了克虏伯,表示要加入中德商会提出的泛大陆工业发展计划。

甚至于连阿尔伯特·巴林也动摇了,虽然他也是犹太人,但他是搞实业的,他之所以支持和协约国妥协,因为他的汉堡-美洲公司的经营范围都在协约国海军的掌握下,只有协约国解除对德国的禁运和归还商船,汉堡-美洲公司才能生存。

不过35条中协约国明确规定了,对德国的封锁不解除,而且对于航行自由的解释权也要由协约国来决定,这就意味着汉堡-美洲公司没法因为停战恢复事业,战后甚至也未必能够拿回自己的财产,阿尔伯特·巴林将会失去对于公司的控制权。

停战35条对于德国军方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协约国不仅要求德军从所有非德国领土上撤离,而且打算没收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解散德军,销毁德国的全部武器装备。德国军方的强硬派领袖兴登堡、温和派领袖马克思亲王,干脆就不出声了,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政府去解决。

左派社民党的高层会议上,对35条的讨论中,林信义以观察员的身份发言,压制住了主张服从政府和反对停战的两种意见。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两位左派社民党的领袖在这一问题上显得过于原则了,他们一方面认为停战而不解除对于德国的禁运是不道德,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签署的话,他们应当服从,因为他们现在也是社民党的一员,必须要接受民主的原则。

对此林信义干脆的指出道,“我主张社会民主工党和社民党的合并,目的就是为了把社民党中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开除出去,而不是和小资产阶级讨论,谁来领导工人阶级。

战前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居然能够通过支持战争的决议,就说明了社民党已经失去了建立初期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政治理念。我们不能为了民主原则去牺牲无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这和效忠国王究竟有什么区别?民主原则的神圣化取代了天赋王权的神圣化,如此而已。

无产阶级的利益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就没看出来社民党此次在战争中究竟哪里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社民党然后再把小资产阶级开除出去,而不是重新建立一个新党?

因为社民党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基层组织,虽然社民党在政治理念上变质了,但是这些组织不会就此消失。如果我们不去争夺社民党的基层组织,那么德国的反动势力必然会利用社民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来控制这些基层组织,最终在工人群体中制造混乱。

现在就是我们揭露社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真面目最好的实际,我们要在停战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而让德国的工人阶级和民众认识到,到底谁才能保卫他们的利益。

因此,我建议,把35条尽快的公布出去,并以左派社民党的立场发表声明,反对协约国继续封锁德国。左派社民党支持和平,但前提是为了让德国人民能够生存,而不是让协约国以更轻松的方式消灭德国人民。德意志帝国可以解散军队,但德国人民不会放下武器,因德国人民有权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力…”

林信义的主张就是,要么艾伯特接受左派社民党的主张,那么左派社民党就可以进一步在党内获得领导权。如果艾伯特敢签署这份协议,那么就要和党内的小资产阶级代表作斗争,把这些小资产阶级代表开除出党。

艾伯特等右翼在社民党内虽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正如林信义所主张的,社民党实际上已经官僚化了,许多基层组织压根不关心党的理念,而只是服从于中央的决定,只要把上层开除出党,这些人就立刻失去了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力。

也许艾伯特、谢德曼能够联合一部分右翼社民党员重组政党,但是他们在工人面前就失去了社民党这块金字招牌,工人们将会按照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不是社民党身份来判断他们的立场。此前独立社民党及其他左派党员之所以没法撼动艾伯特、谢德曼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并不是工人们真的支持两人的政治主张,而是工人们还在支持社民党这个传统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

所以,哪怕独立社民党等左派人士反对战争的立场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但是在如何反对战争的问题上,工人始终都希望由相熟的社民党来组织反对行动。1919年春天的柏林大罢工,社民党的拖后腿,也是工人罢工委员会最终决定自行结束罢工的一大原因,因为社民党反对全国性的罢工反战运动。

艾伯特是左右为难,他实际上并不适合担任首相职务,就决断力和领导力来说,他完全不是谢德曼等人可比的,他的影响力在工人群体中,因为他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支持者,这使得他在战前获得了工人群体中的极大认可。

谢德曼等人和艾伯特合作,就是希望利用艾伯特在工人中的声望对社民党进行控制。特别是在战争爆发后,德国在战场上并没有迅速的结束战争,所谓的色当战役并没有出现,支持战争的谢德曼等人在工人中的形象就更加的恶劣了。

正是和艾伯特的联合,谢德曼领导的社民党右翼才能把左翼排挤出党,这才有了独立社民党的出现。当然,因为得不到军方、资本家的认可,工人又因为传统继续支持社民党,使得独立社民党既不能动摇社民党的组织度,也不能消除社民党在工人中的政治影响力,难以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

不过左派社民党和社民党的合并,谢德曼及其追随者被开除,让社民党的政治立场开始左移。艾伯特开始逐渐失去工人的支持,毕竟现在工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福利,在货币的不断贬值及战时供应体制下,资本家的福利条款简直就是一纸空文。

当然,艾伯特和谢德曼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断绝,谢德曼依旧是他政治上的参谋,只不过谢德曼因为失去了党内身份,已经无法直接插手党内组织问题。对于协约国给出的停战三十五条,谢德曼给艾伯特的建议是签署。

谢德曼的理由是,“现在的德国正在革命的前夜,只要战争一日不结束,那么社会秩序就一日不能恢复,那些左派分子就越能得到工人的认同。不管协约国的条件多么的苛刻,只要达成和平,那么德国的社会秩序就能恢复了,而我们也就不必担心革命的爆发了,协约国各方是不会允许德国爆发一场俄国式的革命的。”

艾伯特在其劝说下,就请其去探听一下军方的反应,毕竟35条中对于军队的处置可谓是极为严厉,没有军方的支持,他也是不敢签署的。

谢德曼本身和马克思亲王就走的很近,在国内革命问题上,他和马克思亲王的立场是一致的,如果没有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那么就会迎来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马克思亲王当然是支持停战的,重点不在于解散军队,重点在于阻止国内革命,当然他是不会公开支持35条的,他对谢德曼表示,他会和兴登堡谈一谈,说服军方接受政府的最终决定,但是他不会公开的支持艾伯特政府的决定。

谢德曼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在他看来,艾伯特担任和平首相,本身就是为了背锅的,这场大战打到这种程度,哪个德国精英会觉得协约国方会善待投降的德国?他们可没有善待过想要退出战争的罗马尼亚和俄国。

只是在艾伯特向谈判代表发出命令之前,左派社民党把35条公布了出来,并表示反对协约国继续封锁德国,这根本不符合十四点和平原则,是对德国的诱降。并且左派社民党还主张:德国在东方和各国的和平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不应该被协约国方干涉。而且,阻止德军撤回国内、反对德国释放俘虏的正是协约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