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于1919年1月9日成为了苏维埃对德谈判代表团的团长，不过德国人找出了乌克兰中央拉达的代表出现在谈判地点，宣称最高苏维埃的权力不能扩展到乌克兰，托洛茨基没有及时的反对，从而导致了中央拉达在政治上继续存活，这直接引起了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对托洛茨基的不满，认为托洛茨基的表态实际上对乌克兰苏维埃的合法地位构成了动摇。
正是意识到了最高苏维埃的虚弱，作为德军代表的霍夫曼将军对俄国人提出了一份极为严厉的领土分割，把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变成了德国的新领土，这样的无礼要求自然遭到了俄国人的反对。
此时德国和奥匈帝国境内爆发了一场工人罢工，罢工的目的是要求本国政府尽快和俄国签署和平条约，不过很快这场罢工就被镇压了下去。二月份，四国同盟先和中央拉达的代表签署了单独的和约，不过此时中央拉达在乌克兰几乎已经失去控制力，这份和约反而成为了中央拉达向同盟国祈求军队恢复对乌克兰统治的卖身契。
虽然中央拉达签署的和约对同盟国的胜利毫无帮助，但是德国、奥匈、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四国政府却把这份和约当成了一个胜利的阶段性标志，从而安抚住了国内的反战情绪。
1918年12月，德国大多数城市居民的食物配给是：每人每周3.3公斤马铃薯，1.8公斤面包，70-90克脂肪，240克肉，而食品价格是战前的一倍到一倍半，这还是官方价格，黑市上则几乎是没有固定价格的。
在劳动力上，德国人不得不使用战俘来补充工人的缺乏，光是农业生产中就使用了90万人，而开采褐煤的工人至少一半多是战俘，因为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量的运输工具都无法修复，东线到西线之间的铁路行程从战前的2-3天变成了10-12天，德军的预备队也几乎补充不到什么合适的兵员了。
然而德国依然是四个同盟国中情况最为良好的国家，奥匈帝国在1919年1月已经全面陷入了饥荒，外交大臣切尔宁向皇帝表示，几个星期后国内就要断粮了。保加利亚国内平民的死亡率甚至已经超过军队的伤亡，这些死亡是食物不足和疾病蔓延造成的。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窘境下，德军统帅兴登堡依然表示，德国不可能放弃东线的战利品，在即将发起皇帝会战的当下，德军依然把五十多个步兵师和骑兵师留在了东线，试图从东方收回这一场战争中德国所付出的巨大损失。
正是在兴登堡、鲁登道夫等军方领袖的施压下，柏林政府才不得不坚持俄国应当以战败国的身份给与同盟国补偿，倾向于先解决东线问题的霍夫曼将军反而遭到了兴登堡的训斥，鲁登道夫甚至公然声称，“如果俄国拖延谈判，我们可以结束停战而粉碎敌人”。
如果不是从中国发来的克虏伯的电报，威廉二世差一点就再次向军方强硬派屈服了，但是克虏伯的电报警告了柏林，使得威廉二世不得不出手联系霍夫曼将军，要求其在和平谈判中保留克制，不能让俄国人退出谈判，否则东线的战争不会结束，反而会进一步扩大。
霍夫曼作为君主制的支持者，本身就是倾向于保住霍亨索伦王朝的延续为第一要务，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则视自己为德军的代言人，他们更倾向于让总参谋部脱离发动战争的指控，也就是这两位认为威廉二世应当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从而让德国逃脱战败惩罚，这个德国指的是总参谋部的德国，不是德国人民的德国。
威廉二世在克虏伯的警告下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拒绝了鲁登道夫的提议，在俄国人拖延和平谈判时，恢复东线的作战。此时的威廉二世已经失去了干涉俄国革命的意愿，在得知亚洲联盟已经全力支援俄国革命后，他就放弃了让俄国恢复沙皇统治的想法。
对于克虏伯等人提出的，俄德和平以恢复德国的生产能力，换取西线同协约国的和平的建议也开始慎重考虑，让威廉二世迟疑不觉得，还是在于这个和平协议要求德国放弃对于波兰的控制权，这就意味着德国在这场战争中不仅一无所获，反而失去了领土、人口和财富，战后即便协约国无法审判他，国内的民众估计也不会让他继续待在王座上了。
正是亚洲联盟这一意外的力量的插手，使得德国在东方问题上不得不采取谨慎立场，这也导致了同盟国在东线陷入了暂时的和平姿态，直到林信义等人抵达彼得格勒，东线也依然维持着和平，当然前线的俄军正不断的自发复员。
列宁提出军队复员的主张，其实除了解散沙皇军队的组织，十月革命后士兵普遍的自发性复员行动，也迫使最高苏维埃不得不承认现实，就和最高苏维埃承认农民分地主的土地是合法的一样，承认士兵自发性的复员不是逃兵，也有助于恢复地方秩序，大量的逃兵正变成国内流动的盗匪，极大的威胁了社会治安情况。
所以，列宁为首的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们其实知道，现在的前线其实是混乱的，压根不可能抵挡住同盟国的进攻，不管是东线或是南线，林信义提出放弃彼得格勒，在莫斯科重建军队和国内防线，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提议。
实际上列宁此前已经在考虑迁移最高苏维埃的问题了，不仅仅因为彼得格勒的安全问题，还在于彼得格勒的贵族、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强大，布尔什维克在这里实际上并不能占据绝对的优势。对于斯大林等老布尔什维克来说，彼得格勒的新布尔什维克党员在政治上并不可靠，他们认为莫斯科的党组织反而更加纯洁，迁移最高苏维埃有利于党的纯洁性。
林信义作为一个国外的同志提出这样的建议虽然有些大胆，但是却得到了斯大林等老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因为林信义同时也是列宁提出的重建共产国际的支持者，他的提议正好符合了列宁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开除那些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右翼投机者，也就是解散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的成立目的就是领导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林信义自然有权利对俄国革命提出建议，因为其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以亚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提出的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建议，在林信义的身后是日本、中国和朝鲜、印度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他还得到了赤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认同，就算是和亚洲革命者没什么联系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也没法否定林信义对俄国革命提出建议的权利。
更何况，林信义在提出迁移最高苏维埃的建议时，还提出了柏林革命的主张，这是最高苏维埃无法拒绝的诱惑，大多数俄国社会主义者并不认为俄国革命能够完成打倒欧洲资本主义的任务，他们都认为只有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才能阶段性的达成推翻欧洲资本主义的革命目标。
所以，和俄国革命的成功相比，他们更认同德国革命对于欧洲无产阶级的意义要大的多，只不过现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正处于分裂之中，支持革命的左翼只占了较少的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谢德曼等人因为支持战争，现在反而成为了左翼社会主义者最大的敌人，因此对于德国革命，大家都没有什么规划性的东西。
而现在，林信义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德国革命的计划，虽然不是一次性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但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无疑将让左翼社民党一派掌握对德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显然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计划，因此这场会面最终以最高苏维埃被林信义说服而告终。
接下来的三天内，林信义和列宁等人民委员进行磋商，一个是关于建立第三国际指导欧洲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一个是制定俄国和德国的和平协议后，两国的贸易恢复办法。
这两个问题对于俄国最高苏维埃来说都是极为需要的建议。前者将让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为欧洲革命的预告，从而建立起俄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三国际中的领导地位。后者则对俄国社会秩序的恢复有着重大的意义，列宁也提出过“共产主义是电气化加上苏维埃”，但以战前的沙皇俄国的工业力量来看，俄国距离电气化还很远，不过是一部分电气化的城市加上广大的中世纪的乡村，这也是俄国社会矛盾激烈之根源。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们都很清楚，如果不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特别是农村的落后情况，那么农民的不满就会导致沙皇支持者的卷土重来，毕竟农民是不可能接受，辛苦了一年种出来的粮食结果却换不回几件衣服，工业效率下工业品对于农产品的交换比是极为恐怖的。
而改变俄国农业的落后状态，俄国就需要电力设备、钢铁工业和石油工业，但是在战后的残破经济状况下，俄国光是恢复战前的工业产能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更不必说在这个基础上的电气化了。
但是对于当前的德国来说，战争已经摧毁了战前的海外市场，特别是德国的农业出现了极大的问题，但是德国的工业能力并没有被摧毁，只要有原料和粮食，那么德国的工业产能就能继续运转下去，和俄国农业进行交换，这本就是一种双赢，只要双方不用金本位货币来卡贸易额度。
克虏伯和列宁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谈判非常的顺利，在林信义的建议下，列宁认为只要俄德和平实现，那么为了恢复俄国的经济和增强俄国的工业能力，俄国可以恢复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对资本采取全面没收的政策。
列宁依然是主张全面消灭私有制的，但他对于消灭私有制有一个根本的认识，就是提高无产阶级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当前对于资本的全面没收并不符合这个情况，只是为了让苏维埃政权能够活下去，毕竟没有物质的支持，无产阶级政权是没法生存的。
当列宁意识到亚洲联盟对于俄国革命的支持，已经足够让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占据优势地位，他自然不介意让资本活跃国内的经济，以增强俄国的生产能力，毕竟在沙皇政府的长期统治下，资产阶级把资本、贸易渠道和技术人才都控制在了手里，无产阶级不可能一夜之间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这一切，他们能够夺回的其实只有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
比如说，工人阶级把资本家的工厂夺取了过来，但是和工厂配套的原料供应和市场销售，货币体系下的生活物资供应，这些都没有掌握的话，工人阶级也就是在名义上夺取了生产资料，并没有在实质上夺取整个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销售体系。
反过来，资产阶级想要夺回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他们首先就会摧毁公有制下的计划分配渠道，切断原料和工厂，工厂和用户之间的联系，然后用货币体系破坏工厂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比，最终以市场经济的手段消灭这些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
因此，市场经济下公有制不可能存在，只有集体经济和国家资本经济才能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抛弃一部分人的需求，资源按照货币而非人的需求来配置，因此市场总能满足人的需求，而计划经济总是陷入物资短缺，因为双方服务的主体就不同。
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研究还是要比从小农经济中刚刚脱离的亚洲社会主义者强一些的，所以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都认同马克思的断言，“共产主义只能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中诞生”，列宁主张的是夺取国家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这个国家就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了，这显然不是一回事。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此时俄国布尔什维克也是没有达成共识的，不过列宁认为发展生产力显然是必由之路，因此暂时的恢复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
3月9日晚，林信义和克虏伯等人离开彼得格勒前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3月14日中午抵达该地，就在4天前兴登堡已经下达了西线进攻的命令，攻击时间是3月21日9点40分。
德国在布列斯特谈判的代表团团长罗森贝格正向俄国人下达了最后通牒，表示如果俄国不肯在和平协议上签字，那么同盟国会结束停战发起进攻。
托洛茨基依旧拒绝签字，但是面对德国人的最后通牒他一时判断不准，他试图用单方面声明来对抗德国人的最后通牒，不过在这个时候代表亚洲联盟的观察员林信义等人抵达了布列斯特。
林信义请求托洛茨基暂时不要发表什么对外公告，并让克虏伯联系了东线德军统帅霍夫曼将军，16日晚霍夫曼赶到布列斯特和克虏伯、林信义见面，在见面中林信义给出了两份文件对这位德国将军说道：“这是亚洲联盟预备向莫斯科输送的货物，究竟该用哪一份，这将取决于同盟国在西线的行动。”
霍夫曼看了一眼克虏伯，发觉对方对着他微微颔首示意，表示这两份文件是真实的，他才拿起了文件翻看了起来。看完之后，霍夫曼非常的恼火，他向林信义问道：“亚洲联盟是真的打算介入这场战争了吗？你们试图和德国为敌吗？”
林信义摇着头回道：“不，亚洲联盟是支持德国人民的，我们反对的是继续战争的德国帝国主义者，假如德国继续在东线发动战争，亚洲联盟为了德国人民的生存权力，将不得不支持协约国解除德国的武装。并且，我们还会支持法国完全的消灭德国总参谋部体制，我相信法国政府会因此选择支持俄国最高苏维埃代表俄国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