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2月，在海军将官会议正式就扩军问题展开的讨论中，作为新晋议员的林信义少将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日本的国防安全是建立在亚洲联盟安全基础上的，因此不能在国防安全中只考虑日本的安全。这一观点得到了秋山真之、有马良橘、加藤友三郎等人的认同，这三人是当前海军的中坚领导力量，特别是加藤友三郎，在西门子事件之后已经成为了接替斋藤实成为了山本-斋藤派系的领导者，他们三人的支持几乎就等于是海军中坚领导层的认可。
而这几人支持林信义的这一观点，倒不是为了向林信义示好，此时的林信义因为年龄关系还不能走上海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但是凭借着对海军内部青年军官的号召力，对海军、政府、经济界的影响力，大家都很清楚，想要成为海军大臣必然是要得到林信义的支持的，否则就没法在政府中获得支持。
日俄大海战之后，日本海军的声望虽然达到了顶点，但是日本海军同样也意识到了过去的敌对目标已经都被自己超越了，失去了对手的海军实际上已经很难再获得什么资源投入了，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太过强悍，美国海军远在大西洋，实际上日本海军在东北亚及太平洋北部已经取得了实际控制权，但想要向外拓展一步也是困难的。
在这种局势下，海军迫不及待的提出了以美国海军为对手的国防案，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持国家资源对于海军的倾斜，林信义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组建亚洲联盟海军，本质上并没有推翻以美国为对手的国防方案。
而之后林信义推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都是协助海军在国家决策中获得更多话语权，这也是海军一直站在其身后的原因。当然，虽然海军如愿以偿的通过企画院、千叶县重工业中心对国家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影响力，可是这种影响力并不是海军直接获得的，而是通过林信义建立的政治、经济机关施加的。
于是海军高层也尴尬的发觉，实际上政府和经济界通过这些机关，对海军内部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过去较为封闭的海军人事，现在也不得不接受政府的干预了。比如过去的海军大臣只要提出争夺军费就能统一海军内部的声音，但是现在就难以实现了，因为海军内部的不少部门，已经不单单只考虑海军的利益，他们在海军之外的工业利益、在亚洲联盟中的政治利益，也在影响这些部门负责人的立场。
海军大臣这个职位，现在更类似于一个小型内阁的首相，他需要协调内外利益才能真正获得海军和政府的信任，仅仅只考虑军费的增加是不够的。因此能够协调海军内外关系的林信义就变得重要了起来，谁能够获得林信义的支持，谁就任海军大臣的机会就更大一些。
日本政治的传统就是高层人事，中层做事，底层凝聚人心，日本海军的内部生态也是如此，不过林信义则是一个例外，虽然他身处于海军的体制之内，但他的权力又非全然来自于海军组织的赋予，海军的支持只是林信义权力来源的一部分，这就是林信义可以超然于海军组织的底气。
但是在这一次的海军扩军问题的讨论中，海军中坚力量认同林信义的观点却并不是想要拉拢他，而是林信义的主张是符合海军利益的。亚洲联盟先不说，亚洲联盟海军在成立时主要的日本和德国争夺领导权，日本海军其实还是低了德国人一头的，因为德国是一个大国，日本虽然占了地利可依然没法对抗德国对日本的巨大实力优势。
但是欧洲战争的开启，使得德国海军失去了对于亚洲联盟海军的控制，中国及其他亚联成员此时都站在了日本一方，约束太平洋联邦所属的德国海军分舰队不得对协约国发起挑战，以避免将亚联拖入战争的漩涡中去。
因此日本海军在亚洲联盟海军中的话语权正在逐步提升，林信义主张的日本海上安全不应当只考虑日本一国的安全，对于日本海军来说是认同的，因为亚洲联盟的海上安全，实际上就是日本海权的延伸。如果没有亚联，那么日本海军出现在澳大利亚外海就是一种挑衅行为，但是现在则只是一种日常巡航，这也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日本的反对情绪不断升高的原因。
如果是在战前，日本海军说不得还得退让一二，毕竟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自治领，日本和其发生冲突必然会破坏日英关系，在避免和英国发生对抗的前提下，日本海军也不得不容忍澳大利亚、新西兰对日本移民的排斥政策。
但是现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日本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冲突得到了亚洲联盟的支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黄种人的歧视政策，本身就不能得到亚洲人的认同，而大英帝国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引发亚洲的民族情绪，因此反而压制了澳大利亚的白人种族主义，向日本及亚洲联盟做出了一定让步。
因此，日本海军在亚洲联盟的框架下获得了更大范围的活动权和对更多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这就使得日本海军不可能放弃亚洲联盟，反而要想办法进一步扩大日本海军在亚洲联盟海军中的话语权。
林信义提出的亚洲联盟共同防御权，对于日本海军来说自然是一个积极的观点，他们当然不会为了日本的国防安全而丢掉亚洲联盟共同防御权的话语权，那就是相当于日本海军的防御范围从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撤退到了棉兰老岛以北海域，这显然是一种后撤。
而林信义提出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亚洲联盟的海上防御应当考虑的是英美非协调状态下的海上防御计划，他坦率的说道，“假如英美就大西洋安全达成协调，那么亚洲联盟要面对的就不是一个美国的海上力量，而是整个英美的海上力量联合，这种时候，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反登陆战，而不是什么海上防御计划。”
对于这一观点，海军将官会议上倒是掀起了不小的讨论，但是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还是承认林信义的主张是没问题的，如果美国能够把整个海军的力量用在太平洋，那么英美协调关系就建立了，这种时候就算日本打退了美国海军的进攻，英国也会从印度洋向北，从残破的日本海军手中接管太平洋西部的海权。
也就是说，此前海军所设想的，对付单个列强的海上防御计划是行不通的，日本要么和其他国家联手对付美国海军，要么就是美国海军和其他国家联手对付日本海军，日本海军需要避免后一种局面的出现，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海军扩军计划不是日本海军的首要任务，破坏英美协调才是日本的第一要务。
海军将领们之所以在这一观点上争论不休，实际上就是一部分单纯考虑军事问题的将领试图保持纯洁的海军战略制定方案，但争论的结果却表明，海军的战略规划必须要和政治相配合，单纯的军事规划是没法承担起海军的战略的。
加藤友三郎是最先醒悟过来了，在此次会议结束之后，他向东乡平八郎就会议讨论内容进行汇报时就指出，“海军战略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人能够决定的问题了，虽然我并不认为林信义对海军的规划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思路却是正确，随着日本的国势扩张，想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出更大力量的日本海军，就不得不接受政治优先于军事的国际关系协调立场。”
东乡平八郎对此结果也是无可奈何，虽然他还是舰队派的精神领袖，但他也知道自己其实没法阻止林信义对海军规划的前进方向，这种没办法不是权力的不足，而是在国际视野上的差距，至少他和山本、斋藤都是没法在近卫师团发动兵变的时候，把这场兵变转化为一场有利于海军路线的政治革新的。
欧洲大战对于他们这些老人来说是一场威胁，但是对于林信义来说却是危险的机会，而事实也证明了，林信义这样的年轻人有抓住这种机会的能力，从而把日本政治扭转到了他所希望的方向。
1917年11月，接任陆军大臣的劳合乔治借助备忘录事件向阿斯奎斯首相发起挑战，12月5日阿斯奎斯辞职，劳合乔治接任首相，爱德华格雷子爵也宣布辞职，不过格雷子爵很快就作为英国外交特使前往美国，说服美国政府参战去了。
1917年美国对协议国的出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2亿美元，其中军火价值就接近了13亿美元，这一年日本和中国加起来的对外出口货物总额也就12亿美元多一点。而美国对同盟国的贸易却从战前的一亿多美元下降到了一百多万美元，同时美国对协约国的贷款数额已经超过20亿美元，对同盟国贷款只有2700多万美元。
对于美国资本来说，天平已经向协约国倾斜了，同盟国赢得战争对美国的利益损害极大，而失败则几乎没啥损失，而美国政府对于国际秩序的话语权也有了一定的想法，他们不希望德国完全战败，英法获得完全的胜利，这样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将会大大的提升，也就是英国势力均衡外交的一种翻版。
威尔逊总统领导的美国政界力量和美国资本力量联合在了一起，并在海军试图扩大海权的欲望下，开始为介入欧洲战争做起了舆论和物质上的准备。
英美的密谈很快就被德国人所察觉，同时也让日本政府受到了消息，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够获得美国准备加入战争，并不是日本驻美英的外交官的能力，而是德国外交官的愚蠢，德国外交部得知了英美就参战展开协商后试图让墨西哥牵制美国人，结果这份电报被英国人破译了，而在美国舆论愤怒的声讨这份德国电报时，日本政府自然就判断出了美国即将参战的结论，此时已经是1918年三月了。
美国的参战意味着英美之间的接近，这就证明了林信义做出的判断，一旦英美协调一致，日本压根就没法对抗英美海军的施压，因此关于联盟海军的建设问题被快速的推动了。
1918年3月底于青岛，亚洲联盟内部的五个主要相关方，日本、中国、太平洋联邦、朝鲜及赤塔，就亚洲联盟的共同防御问题进行了闭门会议。
这一会议讨论的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亚洲联盟海军的扩军问题，还包括了亚洲联盟战后的外交及陆上军事行动的协调问题。
德国人在这次会议上对亚洲联盟加入战争一事已经不抱希望，当美国准备加入战争的消息传来，德国的失败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整个亚洲联盟的力量只能保持亚洲地区的基本安全，想要插手欧洲战争显然是力有不逮的，而美国则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只要英法还在和德国僵持，那么美国就能毫无顾忌的把大量的人力运输到欧洲大陆，令人力资源枯竭的德国失败。
因此在这次闭门会议上，德国人的立场就显得保守了许多，一个是竭力保持亚联的中立地位，避免德国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另一个则是为战后重建德国做好准备。
于是会议上积极发言的反而是日本和赤塔共和国。日本的积极发言倒是很简单，就是为了让联盟承担美国海军扩军的压力，并就战后欧洲列强重返亚洲做出对策。而赤塔共和国的发言就比较有意思了，随着俄国在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布尔什维克派在共和国内部也对护国派形成了压制。
1917年是协约国所谓的东线决战之年，俄西南方面军从六月到八月在乌克兰区域内发起了多点突破，俄军的行动对协约国的战略规划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奥匈帝国虽然没有被击败，但是在此战后也失去了独立作战的能力，德军中断了凡尔登的作战计划，导致总参谋长换人，而罗马尼亚则因为此战倒向了协约国一方。
但是对于俄国来说，这场夏季攻势就是一个灾难，俄国人在这一次攻势中损失了100万人，于是在1917年结束时，俄国为了这场战争已经伤亡了近600万青壮年，俄国的征兵命令已经扩张到了中亚地区，直接导致了中亚大起义。
此前赤塔共和国内还有护国派为政府参战辩护，但是随着俄国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和大量士兵的伤亡，护国派已经没有了民众支持。老布尔什维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完全的掌握了赤塔共和国的政权，托洛斯基也不得不承认继续把战争维持下去是对俄国人民的犯罪。
那些鼓吹把战争坚持下去的护国派，只会要求人民上战场，而他们自己是绝不肯去前线当炮灰的，在战争爆发之初，赤塔共和国还有人前往欧洲去保卫国家，但是到了1917年，大量的俄国人通过铁路跑到了赤塔共和国，就是为了躲避兵役。
巴布什金在1917年提出的口号就是，“把那些护国派送上战场，让他们为沙皇的国家去流血，人民应当在家里保卫自己的老婆孩子。”
中亚地区的牧民反抗沙皇的士兵时也是这么喊的，“打倒白人沙皇…让当官的自己去打仗…”而俄国民众的这种情绪到了1918年3月，也就是俄历2月时爆发了，这个冬天的寒冷让彼得堡的民众也在挨饿，而沙皇政府还试图把彼得堡的军队调往前线，最终引发了彼得堡的工人起义。
彼得堡爆发全城政治总罢工，前来镇压的士兵为了不上前线也转到工人一边，革命者很快就占领了保罗要塞和冬宫，为了避免俄国就此退出战争，英法驻俄国大使决定抛弃沙皇，支持俄国资产阶级掌握权力，并将战争继续下去。
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国家杜马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窃取了革命成果成立了临时政府，而所有的俄国革命者都在返回彼得堡，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预备夺回革命的果实。
此时的俄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统一的政权组织，在沙皇政府的高压统治下，不管是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力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当沙皇政府瓦解时，名义上的人民代表国家杜马并不代表全俄国人民，而工人阶级只能控制几个大城市，农村处于无序状态，能够决定俄国前途的实际上只有军队，但是军队并没有什么有威望的统帅可以令军队统一于一面旗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