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驻华大使在田均一面前碰壁时，弗兰茨·克虏伯此时正在东京试图劝说林信义帮助德国，和从中产阶级进入上流社会的保罗博士不同，克虏伯家族随着德国的统一，已经成为了德国统治核心的新贵，而他之所以被攻击，也是其和容克地主及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调和路线，所以意大利的丑闻才会不断的被放大。
假如说卑斯麦时代代表着容克们最辉煌的时刻，那么威廉二世的亲政则代表着德国工业的全盛时期，德国的工业资本普遍站在了皇帝这边，试图压迫容克们放弃对于德国农业的保护，这种经济上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德俄关系的破裂。
容克们为了避免国民在高昂的食品价格面前想起容克对地主经济的保护，才会不断的去刺|激法国人的情绪，事实上法国人的复仇主义情绪倒是有一小半是容克们刺|激出来的，在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法国的有识之士其实是希望淡化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问题的，只要德国不在舆论上反复强调这两地的归属，那么法国政治家们就不用去解释这两个地区到底是不是法国的。
不过很显然，容克们才是德国真正的主人，主张欧洲合作的德国工业资本家们被容克们打入了另册，容克们主导的帝国路线，成功的把英、法、俄三国联合在了一起，而在德国统一的时代，德意志帝国实际上是英国人扶持起来对抗法俄同盟的中欧大国。
因此在保罗博士这些中产阶级的精英鼓吹东方扩张主义的时候，弗兰茨·克虏伯就认为和英国对抗是个糟糕的选项，因为东方扩张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印度。去夺取英属印度，其实还不如在欧洲和英国打上一仗，因为效果是一样的，英国是不可能放弃印度大陆的。
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却认为，德国可以毫无阻碍的抵达波斯湾，然后谋夺英属印度的控制权，这是把英国人当成了傻子了。可事实上，容克们是很清楚的，德国不可能战胜英国，他们所有的作战计划都是在英国介入之前结束战争，从而让英国无法插手。这就是马恩河会战之后，小毛奇就公开承认施里芬计划已经失败的原因。
总之，中产阶级对于世界的有限认知，在容克们的煽动下，成为了容克们统治国家的助力，最终让德国走上了战争的道路。因此弗兰茨·克虏伯压根就不会和保罗博士分享所有的情报，比如他很清楚田均一等劳工党领袖最亲密的同志林枫，其实和日本海军的新秀林信义是同一个人，而这位还是克虏伯家族聘请的重要顾问。
弗兰茨·克虏伯保守着这个秘密，甚至连自己的好友威廉二世都没有告知，他知道这个情报一旦泄露出去，恐怕会在欧洲掀起更大的波浪，因为这意味着日中双方的合作早在十几年前就达成了，比日英同盟还早，这就意味着日本其实欺骗了英国。
不过弗兰茨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感受的到，林信义的身后并没有什么日本的大人物在左右他行事，他的所有判断都是出自自己的思考，这就意味着，其实林信义和中国人的合作只是一种年青革命者之间的联合，早在十多年前，林信义就是一个革命者了，只不过他的目标是整个亚洲范围内的革命，而不仅仅只是想要推动日本的革命。
日英同盟是日本上层和英国人的协议，但是对于日本的革命者来说，显然是一种枷锁，不断遏制住了日本的脖子，也遏制住了亚洲革命。从这一点来看，林信义的决断倒是没什么可怀疑的，因为对于一个亚洲革命的支持者来说，推动印度民族运动和中国的民主革命，显然都是他的目标，最终中印的革命势力崛起，必然能够粉碎日英同盟，因为日本压根承担不起镇压这样广泛革命的责任。
唯一让弗兰茨感到赞叹的只有一点，就是林信义几乎单枪匹马的在不到十五年内完成了自己的初步目标，相比之下，意大利的烧炭党就像是在过家家一样。这也是他坚信，如果林信义真的想要说服中国人的话，他必然就能成功。
在1916年，在欧洲战争陷入僵持阶段的时候，想要中国人下注在德国一方，光凭他们自己的劝说显然是不够的，德国需要更加有说服力的人去劝说中国人，而中国人的行动又可能左右整个亚洲联盟的行动，这就是他跑来东京的原因。
对于这位克虏伯公司在东方的掌舵者，林信义还是给了很高的礼遇。弗兰茨虽然交出了德国克虏伯公司的领导权，但是随着武汉的不断崛起，克虏伯中国公司实际上正在迅速扩张，中国能够在五年内消化美国的旧钢铁厂设备，并和德国的钢铁设备形成联合生产，主要依赖于克虏伯的技术和管理，被放逐在东方的弗兰茨正是克虏伯中国公司的领导者。
弗兰茨因为其身份并不适合在东京出现，因此林信义邀请其在热海避暑。林信义之所以这么小心，因为他自己也已经成为了东京所瞩目的人物。当前日本最要害的四个部门，军人道德委员会、企画院、海军文化课和东京都经济圈，几乎都在他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去年兵变给日本带来的后遗症，并不仅仅在于元老政治和藩阀政治的解体，也在于一种新的体制正在建立起来。元老政治和藩阀政治的实质，其实是金钱加上大棒，精英官僚从财阀手中获得贿赂，然后用右翼暴力团去恐吓民众，最终形成了国家政策，这种国策自然是有利于权力和金钱的。
近卫师团发动的兵变，虽然那些军官们是打着清除腐败的名义反对元老政治和藩阀政治，实质上是为了建立更加集权的军部政治，即类似于德国体制的军国体制，国家的一切都是为了军队服务，当然日本的这些低阶军官并不了解，实际上德国的军国体制还没有那么的完善，军方也是要向政府、舆论进行妥协的。
不过这种对于外国的想象，使得日本的低阶军官们想象出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拥有国家的军队缔造的，完全无视了德意志学者是在历史和哲学的基础上重建了德意志民族，并利用此种民族理念构筑了德意志的经济和国家体制，不是普鲁士的军队塑造了德意志民族，而是德意志民族选择了普鲁士来统一国家。
日本人对于德意志帝国的错误想象，直接的后果就是军人试图按照他们想象的德意志帝国去塑造日本帝国，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于那些底层士兵，他们的目标当然不是为了建立什么军国主义，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家人不用饿死，自己的姐妹不被卖入青楼。
所以，虽然军人道德委员会、海军、政府摧毁了这场兵变，但是随之带来的新政治路线，却满足了底层士兵和农民的愿望，政府对于土地改革的全面实施，在缩减军费的情况下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以解决社会失业率的问题。
于是大正四年体制终结了明治十年以来的体制，成功的获得了国民的认同，这就使得陆军士兵对于这场兵变被镇压的怒气降到了最低，而军人道德委员会虽然镇压了兵变，但对于发动兵变的军官、士兵都没有判处重刑，除了下达命令杀人的军官，这也使得陆军维新派没有对审判表示愤慨之情。
真正倒霉的还是那些参与兵变的浪人组织，由于他们并非军人没法得到司法豁免，全部被认定为最高等级的谋杀罪，日本最激进的一批浪人组织遭到了国家严厉的打击，这一次连爱国主义都没法保护他们了，因为地方名望家们正忙着反对土地改革法令，无暇为这些爱国者出头。
在过去日本的司法审判中，大陆浪人和地方名望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前者用暴力维持了地方名望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而后者则通过这种政治影响力对司法部门施压，从而庇护浪人的暴力犯罪。
头山满正是在这种灰色地带中游走的高手，日本政治界和经济界既对其抱有戒心，又觉得其人可以用来打击敌对势力，所以头山满的浪人组织才能不断扩大，即便在西乡从道出手打击了一次，在陆军的扶持下，头山满的势力还是从朝鲜回到了国内。
但是这一次头山满没法再逃离政治斗争的风暴了，因为他的儿子有着确凿的行为发动了针对大正天皇的谋逆行动，因此头山满的组织和势力也就遭到了司法机关的全力打击，而陆军此时自顾不暇，压根没法再庇护他，于是这个游走在法律边缘地带，对政治家和企业家施以暴力威胁而获取利益的政治黑帮终于从日本政治中被消除了。
大正四年的体制，实际上就是从国防安全优先转向了经济发展优先，所以政治权力向着企画院和东京都经济圈集中。企画院代表着政府层面对于国家经济路线的制定，而东京都经济圈则代表着经济路线的落实。
虽然在明治四十年之前，日本的工业中心是在大阪，大阪的纺织业和造船业是全日本最发达的，不过大阪的商业气息虽然浓厚，可是缺乏重工业配套设施，因此发展余地实际上并不如东京湾地区，毕竟东京湾地区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优良港口甚多，极适合建立配套的工业体系。
千叶县工业中心开始建设之后，东京地区就出现了两个工业中心，一个是沿着横滨到东京铁路线的早期工厂区，另一个就是千叶县海岸线上的新工业区。京滨铁路附近的工厂积累相当数量的熟练技工，为日本的机械制造业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工人来源，而千叶县工业中心的出现，则为京滨地区的工厂降低了原料成本，而这两个地区之间通过海运可以廉价的运输，更是进一步推动了两个工业区的互相成就。
在大正四年体制建立之后，企画院就主张让东京都成为两翼工业区的联系点，从而形成大东京工业带，也就是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东地区的重工业及附属产业联合的产业体系。而想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要推动大东京地区的行政统一。
1889年明治宪法规定，东京中心15区成立东京市和外围的东京府并立，东京市是地方自治实体，东京府则是国家行政单位。这在明治时代并无什么问题，毕竟明治时代只有工业没有工业体系的概念，只有商业没有经济圈的概念。
但是企画院成立之后提出了工业体系和经济圈的概念，这就使得大东京行政区域的统一成为了一个讨论议题，而东京市的地方议员是反对统一行政区划的，因为东京市的地主担心这会导致地价下跌，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东京市的建设发展，实际上都是围绕土地展开的，比如银座地区的重建，原本是为了改善东京地区火灾的问题，而试图建立现代的街道以分割防火区域，但是地主为了提升地价在重建后提升了地租，使得原本的小商贩难以返回银座，最终银座的土地价格是上去了，也从过去的小商贩街市变成了高尚的购物街道，可是其他地区的居民就不再乐意翻修街道了，因为他们觉得这种翻修只是有利于地主，对自己不利。
这种情况直到20年代的东京大地震后才得以解决旧东京市区的街道重建问题，毕竟地震和大火把这些木建筑都烧毁了，居民也就不用反对了。
土地改革也涉及到了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和租客权利的限定，限制了地主的增加地租的限额，保护了租客的居住权。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改造城市的基础建设，使其有利于工业发展。也就是这个时候，林信义才提出了对东京地区的建设要进行抗震及防火的强制性规定。
在这之前，他认为提出这种要求没啥意义，但是现在的东京对于日本的进步力量有帮助，他就愿意帮助其规避风险了。后藤新平是大东京区的支持者，也是对东京经济圈建设的倡导者之一，因此后藤新平在企画院的支持下担任了东京市长，为大东京地区的合并提供了政治上的主导。
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变革，自然就使得林信义不断的暴露在了公众面前，至少东京的政治人士都认为，犬养毅内阁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担任企画院总裁的海军少将林信义。所以，政治界、经济界对他的行动开始密切关注，林信义已经不能如从前那样隐没在其他人身后了。
如果克虏伯在东京和他见面，那么很快第二天报纸上就会刊登出照片，而英国人也就意识到德国人在做什么了。对于林信义的谨慎，克虏伯自然是没有异议的，他来东京是寻求帮助的，而不是想要逼迫林信义站队，他也不觉得自己能够逼迫对方。
当克虏伯在热海待了三天后，林信义终于乘坐火车来热海和其见了面。两人见面之后，林信义听取了克虏伯的来意，思考了半天之后才对其回答，“克虏伯先生，您真的以为中国加入这场战争就能让德国获得胜利吗？”
对于这个问题，克虏伯思考了半天，最终老实的回道：“我不能确定，但如果中国不站在德国的一方，那么这场战争德国必然会失败，因为协约国能够从外部不断的获取资源，而德国正在被封锁在世界之外，这样的战争显然是不利于德国的。”
林信义点头道：“我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和您一样，德国的问题就在于地缘上的劣势，在协约国包围下的德国是没法依赖自己的力量赢得胜利的。
但是，我也不认为中国的加入会改变什么，因为中国的工业实力和欧洲不是一个量级的，哪怕是俄国的工业力量都要强于中国，以当前中国的工业实力，自保或者没问题，但想要出击的话，那么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日本之所以能够和中国达成和解，并不是日本内部都希望和中国和平共处，而是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现在的日本并不足以拿下中国，面对两败俱伤的局面，还不如和平共处，一起做生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