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师德州兵变后，段祺瑞也不敢继续撂摊子了，他很清楚真的按照武汉的要求，北洋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武汉提出的要求就是从根本上掘了北洋团体所维护的军阀体制，也就意味着北洋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那些南方的民党还能拿民主和科学这类的政治口号和劳工党进行政治上的拉扯，可北洋是一个靠着军事力量维持的团体，失去了军事力量之后，还拿什么和劳工党讨价还价。为了北洋团体的生存，北洋上层终于难得的抛弃了分歧，而团结了起来，试图阻扰南军向北京进攻。
只是北京的北洋上层还能朝着前线部队喊话，要求他们发挥天亮，为了北洋团体的利益奋战到底，至少要在战场上挡住南军的进攻，方才好和武汉进行谈判。
袁世凯此时已经失去了南北分立的兴趣，他向武汉发电表示，自己愿意让出国务主席一职，但恳请保留北洋编制。袁世凯试图用大位引诱田均一和谈，然后保住北洋的地盘，如此北洋不至于被新政府扫地出门。
只是田均一对于袁世凯开出的条件毫无兴趣，先不说劳工党的目标不仅仅只是一个统一全国的名义，即便以功利来看，此时的北洋团体也无资格和武汉讨价还价，因为北洋不仅仅在军事上遭到了失败，在政治上也完全失去了国民的支持。
在北洋试图联合列强进攻武汉的那一刻开始，北洋团体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统战的价值，把自己变成了类似列强控制中国的附庸，正如光绪退位前的满清政府。战前武汉还能给北洋一个自我革新的机会，就是放弃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交出军队等待改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劳工党自然可以接受北洋的改过自新。
但是在北洋接受列强资助向武汉开战后，劳工党就不可能和北洋集团妥协了，因为妥协就意味着武汉需要承认北洋和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是劳工党所无法忍受的。总不能让武汉去还北洋用来发动内战的贷款本息吧？
更何况，已经全面动员起来的武汉军民，也不可能随意的中断当下的动员体制，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区别就在于，机器一旦开动起来，中断运行会带来极大的损失，而再次开动起来就要付出更多的资源，而农业社会则没有这样的苦恼，因为农业社会始终处于物资不足的状态，有多少资源就打多少人的仗，不打仗还能省下点资源。
武汉的动员体制已经接近于日本的水准，就武汉地区而言要比日本更加的高效，因为武汉地区已经完全的组织化了，城市内有劳工党、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工会、商会，乡下有合作社、民兵系统等，几乎每个人都被划入了一个或多个组织之中，党和工农兵委员会的命令可以迅速的传达到个人。
而日本此时还主要依赖警察和户长来控制社会基层，主要是对乡村的严密控制，从动员能力和效果来说，日本的征兵系统不如武汉地区的动员体制高效，毕竟日本的征兵系统只能保证军队能够获得补充人力，但是不能维持社会生产和战时物资的发放。
当然，武汉的动员体制问题在于不均衡性，远离了武汉这座工业城市，那么组织的力量就衰落了，毕竟这些组织都是依附于工业建立的，它们平日里的运行也是为了促使一个工业社会更好的运行起来。从整体上来看，日本的征兵系统毕竟已经覆盖全国，其平均效果还是要高于武汉治下的全部地区的。
不过北洋的募兵体系还停留在清末洋务运动的水平，应对小型战争是没有问题的，毕竟靠着小站练兵这种精英模式，还是能够训练出一支北洋军来的，但是打全面战争就不够资格了，北洋军终究还是地主阶级的武力，袁世凯既不能给他们灌输民族主义，也不能宣传阶级意识，保家卫国么，大清被北洋卖了，扩军后大部分士兵变成了无地农民，无家可保。
所以北洋军上下其实都很明白，他们这支武力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升官发财，如曹锟、靳云鹏这样靠着军功往上爬。这个军功当然不是和洋人交战，而是和革命党、农民武装打，为的就是保卫地主们的利益。
当北洋军面对装备落后的革命武装和农民武装时，自然能够表现的足够英勇，因为现代的军事教育和装备，给了他们以极大的勇气。但当北洋军面对俄军这种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军队就扛不住了，因为他们知道俄国的沙皇可以源源不断的动员军队来消灭他们，而他们若是战死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
现在北洋军遇到南军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和仅凭着革命理想作战的革命武装不同，武汉领导的红军也是一个有着工业体系作为支撑的军事集团，红军官兵很清楚自己为什么打仗，也知道消灭了北洋后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因此红军作战的主动性远比北洋军高得多。
而红军身后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补充，更是让前线的北洋军感到绝望，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感受着自己对面的南军数量在增加，而自己身后却总是没有补充，不仅仅是人力的补充，连物资供应都不充足。这个时候北京的北洋高层让在前线的北洋官兵激发天良和红军拼命，简直就是个笑话，当初南军逼迫满人退位时，袁世凯可也没激发出什么天良么。
于是，袁世凯、段祺瑞等将帅向前线北洋军下达的抵抗命令，反而更让前线的北洋军绝望了，因为他们觉得北京已经没有什么支援的力量可以派出了，所以才只能用电报让他们去和红军拼命。于是前线的北洋军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逃兵和成建制的投降。
撤退到上海的第一军司令于1915年元旦通电下野，丢下了残军躲进了租界内。李纯下野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英法政府在沙基惨案爆发后意识到了远东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再升高，而北洋在战场上的虚弱已经打乱了他们所期望的南北对峙局面，这就使得英法宣布对中国内战中立，不肯对北洋提供军事上的支持了。
上海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列强的支持，第一军残军压根守不住，且上海商民也不愿意北洋和红军在上海开战，哪怕那些买办商人支持北洋和红军开战，但也不会同意两军在自家门口开战，所以上海商民劝说李纯交出军队指挥权，他们愿意支付一笔钱给他出国考察。
列强不支持也就意味着第一军残部失去了补给，甚至连撤退到北方都没有指望了，日本海军拒绝为第一军撤退提供船只，而其他列强也不愿意在北洋身上继续投入，第一军在上海变成了无退路的孤军，李纯又不敢向武汉投降，因为在第一军南下时，他对平民的劫掠行为已经惹怒了武汉，所以最后他选择了拿钱下野。
李纯宣布下野，撤退到上海的七八千北洋军很快就向追击过来的武汉军队交出了武器，英法美等列强开始和武汉方面直接交涉，要求保护上海安全，不得侵犯租界区。
也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宣布于一月末在滨海地区进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滨海地区的归属，这一消息立刻引发了中俄舆论的不满。中国方面的舆论自然是倾向于日本破坏了此前中俄日三方协议，认为日本此时展开公投有强占滨海地区之嫌疑，俄国人则更加愤怒，认为日本再一次羞辱了俄罗斯帝国。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远东战争中的软弱再一次被俄国舆论所提及，这使得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在巴尔干问题上表现更加强硬的姿态。斯托雷平虽然把远东战争后爆发的俄国革命给镇压了下去，但是斯托雷平利用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最终让自己都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祭品。
在1914年时，俄国国内的政治风气就是，谁更加热爱俄罗斯，那些试图用阶级斗争来反对民族主义的社民党都成为了卖国贼，以至于一部分社民党人都不得不先声明自己是爱国者，然后在爱国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建议，但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既然占据了第一位，那么拒绝为国家和民族加班的工人阶级显然就成为了罪人。
俄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老爷们完全无视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表示大家现在的奉献都是为了伟大的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工人阶级和农民不肯好好干活，就是背叛了祖国和民族。只是这样一来，用战争来恐吓无产阶级的俄国的统治阶级，就不得不用一种强硬的姿态来面对外交，否则就会被视为出卖了祖国和民族的罪人。
日本人试图在滨海区公投，彼得堡无力干涉，那么就只能在巴尔干问题上找到补偿，来吸引国民的注意力了，毕竟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民族是大斯拉夫民族的一部分，如果把他们纳入俄罗斯帝国，倒是可以弥补帝国在远东地区的失败了。
俄国统治阶级试图用外战来压制国内革命情绪的手段并不是孤例，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和意大利都有着这样的麻烦，而巴尔干问题也就变成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冲突焦点。塞尔维亚王国的亲俄势力开始谋求一场统一战争，试图打破奥匈帝国对于塞尔维亚进入地中海的封锁，而这也是俄国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期望。
于是，塞尔维亚王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此前德国一直劝说奥匈应当忍耐，因为德国资本并不想现在和英法俄开战，但是随着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冲突上升，德国军方决定先迫使俄国退出协约国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在德国军方看来，如果英法和中国陷入纠缠，那么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就得不到太多的支持，奥匈和俄国之间的冲突，就可以迫使俄国放弃和协议国的协议，以避免被德奥联合进攻。
早就按耐不住的奥匈帝国军方自然接受了德国军方的建议，在波黑问题上对塞尔维亚不再试图谈判，而改为军事威慑。奥匈帝国开始策划在萨拉热窝进行军事演习，以震慑波黑地区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反抗运动。
中国这边，武汉在迫使第一军残军投降后，面对日本企图在滨海地区公投，决定全力北上拿下北京和南满，先确保关外地区的完整，然后再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
而就在这个时候，天津的报纸突然刊登出了袁世凯和日本公使之间的密约。按照这份密约，北洋不仅打算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划给滨海区，也就是图们江和中东铁路之间的地区，北洋还拿南满铁路、南满各处矿产、港口向日本银行抵押，以获得三个师团的装备。
也就是说，北洋实际上把自己控制的南满都卖给了日本人，就留下了主权名义。这个价格还非常的廉价，当然在只有日本人出价的局面下，不廉价交易不了。
密约公布后，京津地区一片哗然，南满地区的民众更是对北洋声讨不已，冯国璋和曹锟都发电给北京，询问密约的真实性，两人都表示这密约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么北洋还不如向南军投降保个体面，否则今后中国将无北洋立足之地了。
袁世凯既不能否认，也不敢承认，只好向部下们发誓，自己绝不是那种卖国之人，这纯属无良记者的污蔑。但是日本人接手南满各种资产的行动是骗不了人的，袁世凯的赌咒发誓不过是让部下们更加失去了作战意念。
指示记者公布中日密约的实际上是美国人，美国人以中立的名义支持北洋，但要求获得在满洲的公平贸易机会。对于实际上的世界第一工业国来说，美国人的公平贸易实际上就是对农业国的不公平贸易，毕竟美国人是靠着高关税保护国内工业起家的，现在的美国关税依然高于欧洲。
中日密约损害了列强在满洲的利益，特别是美国商人的利益，因此通过留美学生知道了密约内容后，美国人就指示将之公布出来，以破坏密约的实施。毕竟按照这份密约，今后至少南满地区就没有其他资本什么事了，日本人控制了南满的港口和铁路及矿产后，列强还能在这里获得什么利益？
日本人自己也清楚这一点，面对英法的质疑，日本政府也矢口否认密约的存在，表示自己并无独占满洲利益的野心。但是英法已经很难相信日本政府的声明，英法驻华外交官实际上都意识到了一个情况，就是不管武汉统一中国，或是日本击败武汉进入满洲地区，列强在东亚的均势都被破坏了。
在他们不能采用武力对东亚局势干涉的情况下，中日实际上都有了拒绝列强干涉的能力。法国人是最先后退的，在意识到中国问题正在变成类似巴尔干的问题，除了武力之外没法依赖外交做出协调后，法国人已经打算放弃中国，而专心保护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全了。
法国人此时还是相当理智的，知道自己压根分不出手来在远东和中日及其他列强争夺中国的利益，能够保住北非和中东部分地区的利益已经是法国力量的极限，法属印度支那的出现，不是法国实力的表现，而是欧洲和平的表现，是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秩序的体现。
既然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对立局面形成，欧洲的和平秩序已经不复存在，那么法属印度支那就成为了鸡肋，法国不愿意失去它，但又无力去保护它。
法国人向劳工党的低头来的如此快速，也确实令劳工党的高层大吃一惊，虽然他们经过分析后认为，法国人终究还是要向中国人民低头的，但应该没那么快，毕竟双方还没有真刀真枪的干过一场，至少在红军强行收回某个沿海租界之前，法国人应当都不会低头的。
不过劳工党并没有立刻给与法国人回应，随着日本政府表现出对滨海和满洲地区的贪欲后，劳工党高层终于认同了林信义的看法，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军阀是没法抵抗资本主义自我增殖的需要的，所以必须要有个方向给这股力量宣泄出去，然后才能推动日本内部的革命。
而日本的力量宣泄也就两条路，大陆或者南方海洋，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南下，那么他们就会整天想着占领大陆。环顾南方，法国人是最弱的，且占有的地方也比菲律宾富饶，引日本南下的最好切入点自然是法属印度支那。
之所以说法国人最弱，是因为法国人在东方得不到支援，美国有着本土的力量，荷兰人身后是英国，因此法国人是最适合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党自然不可能答应法国人给出的条件，对沙基惨案和平的处理。
英国人在亚洲的处境虽然比法国人强，但也没有强到什么地方，英国扶植日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东亚秩序，防止其他势力入侵印度洋，而不是让日本取代欧洲列强成为东亚的唯一列强，更何况中国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让英国人感受到了又一个德国发展的复制品。
当初英国人扶植德国资本，试图在中欧保持一个地区强权，以避免法俄瓜分欧洲，但是德国资本壮大之后反而危及到了欧洲的均势。现在中国中部地区的工业化也令英国人感到了危机，如果中国和德国一样完成了工业化，那么英国将会完全失去对于东亚的控制，更加保不住印度洋这个大英帝国的内湖。
然而英国扶植的日本并没有如英国政府想象的那样，成为英国在东方的忠实盟友，而是成为了英国在东方秩序的新挑战者，这就意味着，英国在东亚的撤退时间被大大的提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