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力山听完了林信义的意见后提出了田均一所担心的二个问题，“田委员还有一个担忧，就是沙基惨案会不会是列强想要直接干涉中国的一种试探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算做出暂时的退让，也只会刺|激英法的野心。”
林信义对于这个问题思考了一会后说道：“按照我的看法，沙基惨案可能只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惯例，而不是什么国家主导的行为。不过，田委员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英国在全球殖民的过程表现来看，大多数殖民地战争，一开始都是下层军官的独走，然后被英国政府扩大化，而英国政府是否扩大战争的衡量标准就是，能否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
英国的海外驻军和外交官有着丰富的帝国主义传统，他们惯于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欺诈来获取利益，从而为个人赢得财富和上升通道。所以，如果中国政府表现的软弱可欺，那么帝国主义必然是不会放弃扩大争端以获取利益的机会。
事实上，随着武汉工农兵政权从地区走向全国，也就意味着劳工党将会成为国家的执政党派，劳工党本身的无产阶级属性和国家机器所天然具备的阶级属性，将会强化党的力量，但同时也会分离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和站在国家立场上，有时并非是一致性的。过去我们可以把问题抛给北洋团体，但是今后党将不得不和自己内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做斗争了。
就我个人来看，借助沙基惨案来明确党的阶级属性，和党执掌国家政权的首要目标，这并不是坏事。在得到人民的支持下，一切帝国主义不过是纸老虎罢了。只要正确的区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不要把国家拟人化，把帝国主义扩大到整个国家所属，那么中国无产阶级要对付的不过是各列强国家中的一部分统治阶级，而不是所有列强国家的联合体…”
秦力山认真的记录了林信义对帝国主义的表述，作为最早和林信义接触的劳工党党员，他一直都认为林信义在面对革命道路上的难题时，总是有办法的，而且还是行之有效的，他自然也是倾向于林信义给出的解决办法。
当然，林信义也不是仅仅只谈解决办法，他为秦力山分析道，“实际上当前欧洲对立的局势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性了，一场战争是解决欧洲两大阵营矛盾最好的办法，因为欧洲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世界消费市场的消费能力，旧的殖民体系已经很难维持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
德国资本虽然通过中国的工业化减少了和英法这些老牌殖民帝国的贸易冲突，但是德国的工业原料并不能自给自足，现在英法试图把德国的工业规模限制在规模之内，从而避免德国的工业力量破坏欧洲各国的力量平衡，这就令德国和难同英法握手言和。
同样的，美国资本也需要一场工业国的战争来消耗世界的工业产能，从而为美国的工业发展扫清对外贸易的障碍，因此美国人是不会去阻止欧洲的战争的。欧洲内部开战的欲望，外部又缺乏阻止战争的压力，那么这场战争就会必然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实际上没有能力对远东采取较大规模的干涉行动，他们甚至都不能如之前的远东战争那样对日中进行资金上的支援，因为英法需要集中资源来对抗德国的战争风险。
因此，我们应当从德国人哪里获得支持，主要是一些科技和工业技术的转移，如果在和平时期德国人是不可能答应的，但在中国有可能同英法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德国现在应当会不计成本的鼓动中国去挑衅英法，从而推迟欧洲战争的爆发。
毕竟现在每推迟战争一天，都会让德国增强一份力量。当然，我们也可以着手在欧洲储备一部分军用物资，在战争爆发前出售给德国，以用来抵消德国对中国的投资…”
林信义和秦力山的交谈结果，很快就以电报的形式发回了武汉，田均一和政治局的委员们商议后，决定采取林信义的建议，一边向德国寻求支持，一边则就沙基惨案对各国展开交涉。
按照林信义的建议，劳工党向德国提出的技术转移，首要的就是合成氨技术。1909年德国物理学家和化工专家哈珀就在实验室中成功生产出了90克合成氨，令科学界大为震惊。但此时各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合成氨的重要性，只有化工巨头们试图垄断合成氨的技术。
在1913年9月，德国已经完成了合成氨的工业化生产，不过这个消息还是对外封锁的，因为德国军方终于意识到，战争一旦爆发，合成氨是德国生产炸药的保证，这一技术当然不能外扩。
劳工党对德国人提出合成氨技术，理由和德国军方的考虑差不多，全球炸药生产使用的原料都来自于南美的硝石矿，而智利的硝石产量几乎为英国资本所控制，这就意味着一旦和英法爆发战争，中国将没法获得进口硝石，所以在德国没有转移合成氨技术之前，中国没法下定决心对英法的挑衅做出还击。
德国军方对于劳工党提出的请求虽然感到为难，但并没有一口回绝，因为俄国已经开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了，俄国在欧洲地区的火车站台都开始了扩建，而这种扩建只代表着一种意思，就是俄国在提升部队的快速转移能力。
作为欧洲铁路建设最为发达的国家，德国人很清楚，扩建火车站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军备，因为只有大军团的转移才需要加长站台。俄国人做着战争准备，然后在外交上谈什么俄德友好，这样的漂亮话真的能信吗？
为了避免奥匈帝国出现犹豫，德国军方开始鼓动奥匈帝国进一步控制巴尔干半岛，以避免俄国和英法合作，切断德国通往西亚的铁路交通线路。德国军方并不想和俄国展开消耗战，毕竟拿破仑战争中法国人已经证明了，试图征服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只会耗干自己最后一滴血。
德国军方希望遏制俄国发起战争的欲望，并在俄国发起进攻前先击败法国的主力。在德国人看来，这场协约国对德国的围剿，居于核心的其实是法国人，英国人虽然强大但和德国之间其实没啥说的上的仇恨，俄国人和德国人之间也就是一点贸易争端，真正的矛盾还是在于德国和法国之间，双方的冲突不仅仅在于历史仇恨，还在于谁才是欧洲的老大。
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工业竞争关系，哪怕法国被称之为高利贷帝国主义，但法国也依然比德国先进入了工业革命，只不过法国工业体系有着广大的北非殖民地支持，因此并没有德国工业的进取心，才会在普法战争中败给德国人。
而普法战争造成的一大恶果就是，法国人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重要的钢铁产地，使得德国西部工业区快速发展，超过了原普鲁士时代的东部工业区，这对于法国的工业发展来说是相当致命的。
德国不可能在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上和法国和解，也是因为这两地关系到了德国西部工业区的完整性，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核心矛盾，就在于谁赢了谁就能能掌握西欧地区的工业中心。阿尔萨斯和洛林归于法国，那么法国东北部的工业区和该地的钢铁原料联合起来就能压倒德国的西部工业区，从而让法国在德国西部占据工业上的优势。
当然，德国和法国此时还没有意识到，钢铁时代即将结束，信息时代和石油时代就要来临了，因此双方所争夺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在价值上会不断下跌，反倒是中东地区的价值会不断上升。
正因为德国人还不清楚这一点，所以便认为德法矛盾无法妥协，那么在战争必然爆发的情况下，拉动中国加入这场战争，显然是有利于德国的。德国军方在考虑再三后，决定向劳工党出售合成氨工厂，但并不打算转移技术。
此时的合成氨工业化规模并不大，一套合成氨设备也就能够年产1000-1500吨，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来说，这种技术确实是高端科技了，因为这代表着中国农业产量将会通过工业技术的发展引来新的增长点，而不再单纯的依赖开荒扩大面积增加产量了。
12月中旬，随着武汉军队进入苏州，浙江政府向武汉派出代表，表示服从新国会的命令，不再接受北京的命令。浙江在满清垮台后就一直倾向于革命，只不过浙江地区也还是存在着不少保守势力，所以该省一直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
不过随着武汉军近乎全取江苏后，浙江的革命派终于占据了上风，凭借着大通学堂的关系，浙江的开明士绅再一次转向了革命派，以避免战火蔓延到省内。太平天国之后，人口大量减少的浙江地区就对省内开战没啥兴趣了，特别是杭州的商绅，坚决反对把杭州变成战场，谁强就支持谁统治杭州。
武汉的兵力出现在上海外围后，武汉政权在沙基惨案中的立场开始变得明确起来，首先劳工党认为沙基惨案的全部责任在列强而非游行群众，因此列强需要对惨案做出道歉，对死难群众进行赔偿，并要求收回沙面租界，并收回全部的治外法权和重新修约。
武汉政权建立之后，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几乎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但并没有在文字上加以确认，也就是说列强在华特权还是受到条约保护的，而北京是承认这一点的。民国成立后，袁世凯领导的国务会议进行的换约，几乎是全盘接收了满清和各国达成的协议。
而这一次，田均一等劳工党高层已经决定，不再接受列强和满清达成的不平等条约，并指出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团体在沙基惨案上的立场背叛了中国人民。
武汉劳工党在外交上的强硬，正令列强失去对中国问题的干涉能力，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武力威胁，一种就是外交干涉，前者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前用的最多，但是在八国联军撤离中国之后，列强就不大愿意使用直接的武力了，因为成本太大。
列强喜欢用武力干涉的前提，就和这一次的沙基惨案一样，拿着先进的武器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在这种绝对的武力优势下，只要极少的代价就能获得超出预期的收益，自然没有列强不喜欢武力干涉的。但八国联军入侵华北虽然获得了胜利，可是面对华北民众自发的抵抗下，联军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自然也就不愿意搞什么武力干涉了。
正如林信义所评论的，这一次的沙基惨案并不是列强政府所主导的行动，而是列强驻外人员的一种习惯性，他们过去在殖民地从来都是惯于用这样的优势武力解决反抗问题的，自然没有去考虑之后中国人是否有能力报复的问题。
但是英法政府是很清楚的，他们现在没有能力在远东和中国开战，哪怕劳工党还没有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但是英法也没有这个力量在东方对抗能够组织起几十个师的劳工党，他们只能利用日本的武力进行威胁，然后谋求外交解决问题。
当然，英法政府想要的外交解决，不是向劳工党屈服，而是要求劳工党作为中国的新政权接受英法制定的远东秩序，那么他们就可以不追究中国人破坏条约冲撞租界的行为。
英法拉拢日本政府对武汉施以战争威胁，算是给北京打了一针鸡血，毕竟在北洋将领看来，列强在外交上和武汉的不妥协，必然会引发列强对中国内战的干涉，这是他们过去在满清不断经历过的历史，洋人可是从来不害怕威胁的，只会用武力来粉碎此种威胁。
但是，沙基惨案的爆发和北洋在立场上偏向列强的行为，激怒了北洋军中的一部分进步青年，行军到德州的第二十师官兵与12月20日宣布中立，不再接受北京命令和南军交战。二十师官兵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收回外国利权，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
德州兵变进一步摧毁了北洋军和南军交战的信心，冯国璋很快就向北京发电，表示前线官兵请求停战，反对列强干涉，战争已经打不下去了，如果北洋试图和列强合作对抗南军，恐怕会酿成军队全面的混乱。
袁世凯当然不能放弃和列强的合作，和武汉方面的接触，劳工党提出的条件让他难以接受，劳工党要求他下野不说，还要对北洋进行全面的改组，这和投降有什么区别？所以列强就是北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不可能同意按照劳工党的要求谈和的。
袁世凯一边派人去说服二十师官兵取消兵变，一边调动第五师一部去平息20师的叛乱，但是第五师刚穿过黄河走到阳信就停下脚步，通电表示支持20师官兵的主张，退出内战。
虽然靳云鹏并不信任郑士琦，但是郑士琦在第五师官兵中有着极大的声望，在平息20师兵变这样的内部斗争中，郑士琦显然更能组织第五师官兵倒向20师兵变官兵，所以他还把自己的亲信张树元安排进了讨伐部队。
只是，在北洋军前线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张树元又怎么敢继续跳出来和不想打下去的官兵作对。20师之所以在德州发动兵变，也是不想南下参战，负责就不会行军到德州才宣布兵变了，第五师官兵同样对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抱希望，都觉得打下去不过是找死，还不如和20师一样退出战争宣布中立呢。
更何况靳云鹏担任第五师师长，有好处都是自己的亲信，他拿着军饷去放高利贷，到是让自家发财了，可是第五师的官兵享受到啥好处了？靳云鹏从穷苦小贩变成了家乡的大地主，他弟弟也当了军官，确实是出人头地了，可是这种出人头地是靠着喝兵血发家的，第五师官兵怎么肯为靳云鹏一家去死。
靳云鹏也不是特例，北洋师长拿着军饷放高利贷，然后拖欠军饷已经是习以为常，大家几乎都是这么发家的，就算是号称清廉的段祺瑞，名下也有北京的钱庄春华茂和天津的商号春芝茂，这些本钱一样出自军饷。
北洋军在战场上能打赢时，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既然战场上都打输了，就别指望下面的人给师长们卖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