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1月15日，武汉华东方面军击溃安武军主力夺取了蚌端口，从而切断了第一军和第二军之间的铁路联系，在夺取南京和后撤之间犹豫不决的李纯得知消息后开始惊慌失措，他一边收拢部队，一边向徐州的冯国璋和北京的袁世凯求援，表示如果不能打通津浦路，则第一军就变成了瓮中之鳖。
仅仅在一个月前，李纯还信誓旦旦的向袁世凯保证，自己南下必然要将东南之地收归北洋所有。李纯敢向袁世凯打这样的包票，因为一个月前东南形势对劳工党确实是不利的。
劳工党自割据武汉开始就截断了长江中上游的外国商轮的通行，虽然在列强放弃了军事威胁后，武汉同意给与各国商船以有条件的航行权，但要求这些轮船公司必须被武汉入股。除了德国人之外，其他列强都拒绝接受这种条件，因此长江中上游的航行权就被中国人垄断了。
随着武汉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铁路建设的发展，英日终于发现试图封锁武汉的海上航运显然是难以成功的，这只会把航运业务白白让给德国人，日本只是损失了航运上的利益，但是对于控制着上海的英国资本来说，却是整个在华贸易网络都被破坏了。
英国自从强迫满清开放上海作为商端口后，就把长江视为了深入中国内陆的交通命脉，类似于印度的恒河，加尔各答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属印度的首都，就是因为恒河带来了北印度最富饶的印度平原上的产出，从而在加尔各答和英国的工业品形成了交换。
上海对于英国来说，就是第二个加尔各答，所以打通长江航道是英国对华战略的重要一环。1852年上海人口54万，到了1910年上海人口已经超过了128万，比武汉三镇加起来都多，而武汉三镇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化城市了。
上海的发展就是依赖于通过长江航道吸纳了长江沿岸各省的产出，在上海这个对外贸易码头完成了最终贸易，其在1909年时已经拥有了165种行业，比武汉就少了三四十种而已。
一开始武汉的工业发展其实是有利于上海的，因为武汉的初级加工业提升了上海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但是随着武汉重工业基础的建立，英国人发觉自己对华贸易的优势在不断削弱。
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人虽然在工业技术上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是在新技术的应用上却不及德国和美国，因为德国的工业面对的是欧洲，美国是本国的农业，而英国则是广大的海外殖民地。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压根不需要新技术，所以英国虽然在科技上保持领先，却始终没有大规模应用的必要性。
英国对华贸易实际上一直都是被压缩的，中国传统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棉布、白糖，在英国殖民体系的分割下，都被分配给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于是中英贸易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逆差，大量的白银和黄金被用于填补贸易缺口。
从某个角度来看，此时英国的对华贸易实际上主要以掠夺贵金属为主，还没有对中国进行殖民地产业的规划，在其他的海外殖民地，英国人抽干了当地的贵金属后，就开始进行殖民产业的布局，然后用英镑控制该地的经济，从而完全的纳入英国的全球贸易体系。
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远比印度大的多，且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不是印度那种被英国人征服后糅合起来的碎片型国家，所以中国的内部贸易要比印度完整的多，英国人没有那么高的效率吸干中国的流动货币，再加上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后发列强都看到了远东这块尚未被征服的土地，所以列强的互相牵制，也延缓了中国经济体系的瓦解。
劳工党用军事力量保证了长江中上游的安全后，也就有了和德国资本合作的本钱，德国人虽然渴望获得贵金属，但也同样需要原料和市场，相比之下德国人更愿意向中国做出让步，以确保中国市场向德国资本开放。
为了确保中德贸易之间的平衡，德国不得不接受了武汉的建议，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给了中国，这对于德国来说也是好坏参半，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移出让德国工业岗位减少了许多，但是从中国进口的初级工业品极大的降低了德国工业的成本，并且为德国的机器、化工等产业扩大了市场。
中德贸易的扩张虽然没有增加德国贵金属的储备，这是旧殖民体系最为重视的财富，但是这种贸易却扩大了德国马克的发行规模，此前德国马克虽然仅次于英镑和法郎，是世界第三流通货币，但各国央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英镑约占50%，法郎30%，德国马克只有15%。
英镑的价值在于英国建立的全球结算体系，保证了英镑的流通性，而法郎的价值在于法国对外的大量借款，各国的偿本付息维持了法郎的价值，而马克的价值却是依赖于黄金的兑付，所以英、法、德三国的央行中，只有德国银行需要储备大量的黄金，英法虽然重视黄金，但他们都可以通过票据进行偿付。
武汉对于德国马克的承认，使得德国马克拥有了一个海外资金储备池，但这就打击了英国的在华金融。作为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创造者，英国是不能忍受远东市场上马克的流通程度越来越高的。这也是英国金融资本支持北洋发起战争的根源，因为武汉已经被英国金融资本视为了德国马克的支持者，这等于是在远东建立了一个非英镑的贸易区，英国金融资本自然是难以容忍的。
而东南地区的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对于武汉政权都是难以认同的，地主们反对土地政策，商业资本则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劳工党的商业模式其实和垄断组织差不多，即通过联合乡村合作社垄断卖方市场，从而击破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
传统的中国商业模式实际上就是囤积居奇，即通过对于粮食和棉布的垄断，控制市场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然后高价售出手工业品。在列强打开了国门之后，更为廉价的工业品反而刺|激了传统的商业资本，从而形成了买办阶层。
对于这些商业资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生产和消费，而只关注于销售渠道，所以本土的手工业品换成列强的工业品对他们没啥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越来越低也和他们无关，但是武汉限制商业利润的做法就让他们大为不满了，因为在武汉的统购统销政策下，他们变成了为农民和工厂打工的伙计了，更何况武汉对于本国工业的保护，也极大的冲击了买办经营的进口消费品。
东南地区，劳工党的军事力量不占绝对优势，不过东南地区的地主和商业资本也依然无力挑战劳工党，所以他们希望北洋南下，打破劳工党在东南建立的那种强力秩序，恢复此前的地方乡绅秩序。
在李纯看来，他南下的主要对手也就是南京周边的武装力量，这个武装力量也就2个师左右，其中一个师还是倾向于当地地主和商业资本的，因此这是一场里应外合的战争，他自然是敢向袁世凯打包票的，而拿下南京后，最为富庶的江苏就落入了他的控制，这个好处也不由李纯不卖命。
只是李纯也没有预料到，曹锟带来的主力在郑县就遭到了失败，这就使得所谓合围武汉的南征方案破产了。按照这种局势的变化来说，李纯在得到郑县失败时就该撤退了，但是对于江苏的贪欲和地方势力的挽留，让李纯多坚持了几天，寄希望于拿下南京来改变南征的完全败局。
李纯的想法是好的，若是北洋真的拿下了南京，那么至少就等于控制长江下游地区，南征计划至少没有全面失败。但是武汉居然没有试图救援南京，而是展开了对黄淮地区的全面进攻，这摆明了是要把第一军完全聚歼于长江边，并试图留下第二军，这已经不是反击，而是全面战争的节奏了。
武汉的战争能力超乎了北洋在战前的设想，这令李纯意识到夺取南京和江苏已经成为了幻梦，他要是不尽快撤回北方，估计就得被武汉瓮中捉鳖了，所以他开始考虑撤退的问题了。
但是对于北京和徐州来说，李纯部的安全都已经顾不上了，因为现在武汉的主要目标是徐州的冯国璋部，原本居中策应的第二军，现在已经面临了被围困于徐州的危机中，袁世凯突然发觉自己手中的预备队已经不多了，驻济南的第五师要保住徐州的后路，一旦让菏泽的武汉军夺取了济南，那么黄河以北的大局就完全崩坏，河北的防御也完了。
袁世凯只能请求英日出面调停，实际上是向英日发出了最后通牒，英日再不出兵他就要投降了。11月16日晚，东京椿山庄内，陆军高层对中国问题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
作为军事参议官的田村怡与造毫不客气的对桂太郎、寺内正毅说道：“陆军应该认输，不能继续在必败的赌局中继续下注了。在北洋第三军失败之后，第一军、第二军的作战势态也被完全打乱，现在已经不是如何挽救南征计划，而是如何挽救北洋势力的问题。
我国除非全面动员，否则就不能干涉南军占领北京，能够保住北洋在南满的地盘，已经是目前最大的希望了。要是连南满的地盘都保不住，那么陆军就等于是丧失了日俄战争在大陆获得的一切利益，大陆政策可以正式宣告失败了。”
桂太郎和寺内正毅是挑起此次中国内战最为积极的陆军内部支持者，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此恢复大陆政策的可行性。上一次试图彻底吞并朝鲜的行为，反而制造出了一个朝鲜北方自治区，这就使得朝鲜半岛成为了大陆政策实施的最大阻碍。
如果说海军的南下战略面对的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那么陆军的大陆政策面对的难题是中国和俄国，日本在日清战争中打破了中国在东亚大陆的绝对统治权，但是接受了最大好处的却是俄国人。
日俄战争令日本人好不容易把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打成了收缩形态，但是中国的国力又开始恢复过来了，陆军试图彻底吞并朝鲜半岛，好对满洲地区形成压迫势态，却被中国支持的朝鲜反抗武装打了个灰头土脸，刚刚在日俄战争中损失巨大的陆军只能暂时选择妥协。
但是对陆军来说，大陆政策事关陆军的生死，如果大陆政策行不通，那么就意味着陆军将不断被削弱，而南下战略开始逐步成型的海军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
桂太郎组阁就是陆军拿回国策主导权的一次尝试，而想要恢复大陆政策就得先令大家看到大陆政策成功的可能性，如果陆军连中国支持的朝鲜北部自治区都没法消灭，怎么可能让国民支持陆军和中国开战？
但是陆军衡量了和朝鲜北部自治区作战的可能性，发觉占领朝鲜北部自治区不是不可能，但是这将令陆军难以再谋夺满洲地区，因为朝鲜北部山区的地利将会把未动员的陆军力量完全牵制住，从而耗尽陆军向满洲进攻的力量。
这种局面一旦形成，那么陆军被国民赶下台的结果也就是必然，因为朝鲜北部虽然资源丰富，可不能开发出来就不会得到任何收益，只要朝鲜的抗日武装坚持在北部山区抗争下去，那么日本就没法开发朝鲜北部的资源。
也就是说，陆军耗费了大量财富的结果，就是和朝鲜人在朝鲜北部山区捉迷藏，压根得不到满洲的财富。那么跳过朝鲜北部去进攻满洲的话，虽然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策略，可是陆军无法说服国民支持一场类似于日俄战争的全面战争，他们也打不了包票会击败现在的中国。
在对俄战争中，一个形式上统一的中国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动员能力，中俄之间的陆上战争并不比日俄之间的陆战轻松。虽然陆军在国内的宣传中贬低了中国军队的作用，认为是日军吸纳了俄军主力的注意力，才给了中国军队抵抗俄军和切断西伯利亚铁路线的机会。
但陆军的参谋们在内部的会议中分析结果就是，中日开战，一个统一的中国不是日本可以击败的，虽然中国的组织能力、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都不如日本，但是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和资源被利用起来，都能够挡住日本的进攻了。
按照参谋本部最乐观的估计，陆军最大的战果就是占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从而形成对于北京的威胁，这也是日清战争的规划想定。但是中国当前的政治中心是多元的，前清时期只要进攻北京就能迫使中国投降，而现在陆军占领北京只会让武汉顺势接手中国的领导权，这就意味着陆军没法在攻下北京后结束战斗。
而陆军想要进攻武汉，这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英国人不会同意日军进攻长江流域，而陆军想要从陆上进攻武汉，五十个师团都未必够，而陆军能够武装起25个师团已经是当前国力的极限了。所以和中国的全面战争不是日本的选项，陆军要是提出这样的计划，首先就要被其他政治势力联合起来赶下台了。
促成中国南北内战，然后借助中国内战的机会，把陆军力量投放到满洲地区，把劳工党的力量从满洲驱逐出去，并切断朝鲜抗日分子的后勤支援渠道，这是参谋本部认为唯一可行的大陆战略规划。
这个计划虽然得到了前陆军大臣田村的认可，但田村也还是表示，这只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规划，并不代表实践中一定行得通，因此参谋本部应当制定备用计划，如果中国内战的局势脱离了参谋本部的预计，那么应当及时的终止规划，以避免把陆军的本钱都赔进去。
只是寺内认为，田村的说法相当的令人无语，陆军除了大陆政策之外压根就没有其他能够选择的路线，所谓的备用计划，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大陆政策，这不就是等于慢性自杀么，所以他主张不需要什么备用计划，大家应该一心一意的去保证现在的计划获得成功。
寺内的主张得到了桂太郎、山县等长州派核心的支持，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被田村所料中了，现在田村要求寺内和桂太郎认输，以避免陆军在大陆辛苦得来的利益，一次性赔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