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了幸德秋水在欧洲的经历，林信义也算是基本明白了此时欧洲的工人阶级正在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分化，社会主义者为了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也一定程度的偏向了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而这种做法也使得各国社民党之间出现了矛盾。
下车后，林信义让片山潜安顿幸德秋水，自己则去找了田均一。两人见面后现实就中日合作的问题交流了几句，这个问题实际上正顺利的按照计划进行着，两人交流的重点不是推动中日的合作，而是合作之后应当怎么夺取亚洲联盟的领导权。
林信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日本在海上的优势太大，仅仅依赖理念恐怕是很难将日本海军转向革命的一方，必须要给日本海军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使日本海军意识到亚洲联合才是自己的出路，他们才会选择放弃日本本位而转向亚洲本位。
所以，在亚洲联盟成立之后，应当尽快的推动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独立活动，从而不给日本海军整合东亚海上力量的时间，对于日本海军中的帝国主义者来说，这种扩张活动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亚洲联盟的意义所在。
而这种扩张行动将会使海军中的理智派不得不向亚洲民主同盟靠拢，因为理智派很清楚，日本根本没有力量单挑欧洲列强，与其看着帝国主义派毁灭日本，他们必然会选择民主革命来制约帝国主义派的扩张欲望。
在海军理智派和帝国派相互牵制的时间里，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和民主革命。一方面通过中国国力的增强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放弃入侵中国的野心；另一方面也要让日本人民看到民主革命在中国创造的成果，从而吸引日本人民转向民主革命。”
田均一是认同林信义的主张的，这也不是林信义第一次提到亚洲革命的路线，只不过这一次更加的具体化而已。
劳工党正是在林信义的亚洲革命理论指导下，才提出了中国铁路建设计划，把建立全国铁路网视为了中国民主革命成功的目标之一。这一铁路建设方案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劳工党内的工业立国派击败了农业发展派。
农业发展派的立论是建立在中国统一后列强就失去了干涉中国内政的能力基础上，所以新政府应当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工业立国论则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强大的工业和人民武装，那么就不可能有安稳的建设期。
对俄战争使得工业派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建立也扩大了劳工党在亚洲的影响力，比如印度劳工党就和中国劳工党结成了紧密的联系，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互相支持，使得英国人对武汉和英属印度的东北三邦自治区忌惮不已。
虽然东北三邦和英属印度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后承诺不对英国官员采取暗杀等暴力活动，但是印度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放弃这种行动，而有了东北三邦这个印度自治区，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实施了袭击活动之后都会逃入东北三邦，而英国人则毫无办法。
印度劳工党和印度国大党完全是两个极端，前者的组织严密而后者只是有产者的政治沙龙，英属印度政府用一些官位就能分化国大党，但是印度劳工党成员却并不理睬英国人给出的诱惑，因为他们的权力都来自于组织的赋予，脱离组织就失去了影响力。
而东北三邦的人民委员会虽然遭到了地主的抵制，但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英国人过去利用地主来反对反英力量的手段，在东北三邦也行不通。倒是东北三邦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在孟加拉地区获得了极大的支持。
英属印度政府虽然考虑过以武力解决东北三邦的问题，但是英国人衡量再三终究还是没有把握。一是欧洲正处于战争前夜，英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刺|激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印度人民委员会并没有放松警惕，其不仅保留了一支常备武装，还建立了普遍性的民兵组织，这让英国人非常蛋疼；三就是印度周边环境也不允许英国对东北三邦动手，武汉和东北三邦的密切联系，让英国人很是担心缅甸的安全。
同样的，英国人也没法对武汉采取武力威胁，因为对武汉宣战有可能导致东北三邦发动印度民族独立战争。所以现在英国人做出的对策是迁都，把英属印度政府驻地从受东北三邦威胁的加尔各答迁移到西北内陆德里。
英国人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示弱，实际上刺|激了亚洲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武汉也因此成为了亚洲各民族进步主义者的圣地，这使得武汉虽然还没有统一全国，但已经开始恢复历史上在亚洲的影响力，成为了亚洲各民族所认为的对抗欧洲殖民主义者的领袖。
这种政治上的影响力虽然不能转化为直接的利益，但是对于中国劳工党来说，却已经感受到了不小的好处，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单独在和欧洲列强对抗，亚洲各地都有着自己的同志，而他们也能通过这些革命同志去牵制列强的行动，从而以最小的代价粉碎列强对中国的进攻。
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存在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假如没有印度人民委员会，那么英国在对待武汉的问题上可能会倾向于更多的武力方式，而武汉也无法通过印度人民委员会获得海外的资金支持。此次针对美国钢铁工业产能的转移，没有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规模。
而美国钢铁工业产能转移一案，也彻底粉碎了先中国后亚洲的革命路线，党内形成了一个共识，改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革命也是很重要的，只关注本国革命而不关心国外革命，那么就会被帝国主义各个击破。毕竟帝国主义的力量要比各殖民地民族的力量大的多。
田均一对于林信义主张只有一个疑问，就是先从南洋的何处入手。其实田均一心里是有些数的，日本的选择可以很多，但是日本加上中国能选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法属印度支那。他真正想要问的，是怎么去推动法属印度支那的独立。
林信义也没有让其失望的说道：“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实际上包括了三个独立国家，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不过在印度支那联邦的分割下，越南被分为了三个地区，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北圻(东京)，其中南圻作为直辖领地，东京为半保护地，中圻为保护地。
理论上来说，东京和安南地区是可以从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下独立出来的，当然这种独立需要当地民众的支持，并获得外部资源的援助，否则依赖他们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应付法国人调动整个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资源进行镇压的。
所以，想要让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就需要把整个联邦的资源集中起来对抗法国殖民者，在这种情况下，亚洲联盟就可以以维护亚洲安全的名义介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事务。
而想要集中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所有资源对抗法国殖民者，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让大家都接受的政治理念，我认为这个理念不是民族主义，而应当是民主主义。
如果讲民族主义，那么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各个民族就很难联合起来，从而被法国人分化击破，但是以民主主义作为号召，就能获得该地区各民族最大的公约数。
所以，我们应当推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境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自治领化运动，以此对抗法国对于该地区的殖民统治。当法国殖民者在该地区的统治基础被动摇，该地区陷入不断地混乱时，亚洲联盟即可向法国人提出调停意见，防止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混乱向周边地区扩散。
以目前欧洲的紧张局势来看，法国人会对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民主化运动让步，而这又将刺|激到缅甸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独立及民主运动，联盟将会因此获得亚洲各民族的支持，从而真正变成亚洲民主主义者的同盟。”
田均一听明白了林信义的想法，当中国革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他也意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在刺|激反帝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中，民族意识确实容易激发本民族的反抗意识，但是随着革命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民族主义就开始倾向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就使得民族主义失去了革命性。
所以现在中国革命需要一个新的政治路线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民主主义显然要比民族主义进步的多。当然，现在的亚洲实际上能够落实的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想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不够成熟的，但即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比封建王朝和殖民统治进步多了。
因此林信义的主张他认为确实可行，印度支那联邦虽然是法国人用武力拼凑起来的，但是那里的人民对于追求自身利益的需求是不可能消失的，而民族自治和民主化运动，显然是契合了印度支那联邦各民族人民的需要的。
事实上当前的中国也在推动和实践这两项政策，西藏和山南就是民族自治政策的典范，因为武汉根本无力直接管辖当地。而北京的国会，则是武汉联合各省的民主决策机构，这确实维持住了国内的稳定，没有变成军阀混战的局面。
林信义的建议，实质上就是对之前武汉一系列政策的总结，田均一认为这种经验是可以适用于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毕竟法国人号称是共和国，但其在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路线，因此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统治下的各民族对于法国的殖民统治是愤怒的。
田均一很快就转到了自己当下最为关心的问题，“推动亚洲民主化运动，这似乎和俄社民党代表托洛茨基同志所主张的继续革命是不同，现在托洛茨基同志的继续革命论在年轻学生中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啊。”
在这个时空中托洛茨基没有提出不断革命论，而是提出了继续革命论，林信义分析了一下托洛茨基的继续革命论的内容，甚至也亲自和对方交流过，他意识到当前俄国社民党还没有自信能够推翻沙皇政府并执掌政权，所以才会提出继续革命论，即在不断斗争下颠覆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
而不断革命论是十月革命之后才成熟的理念，当时托洛茨基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并不能改变欧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劣势，依赖俄国的力量是无非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所以必须要向西欧进军，只有解放了德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压倒资本主义，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世界革命目标。
托洛茨基的继续革命论之所以能够得到武汉年轻学生的支持，就是因为当前中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继续革命论迎合了这些年轻学生建立完整的国家政权的理想。而托洛茨基提出的继续革命论并没有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的文化和民主制度方面的探索，他主要还是强调以暴力手段统一全国，然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和建国后教员对革命在文化思想上的继续探索是不同的。
林信义思考了许久，才对着田均一回答道：“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他过于关注中国内部的环境，而忽略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变化。
仅仅只关注中国内部的社会环境，那么我可以说，当前中国革命的对象正处于力量最弱小的时期，不过这种弱小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问题造成的，而是之前满人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的，我们确实可以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但是不能指望无产阶级的力量在统一全国后就迅速的扩大，扩大的实际上只有党、政府和军队的规模。
也就是说，明面上的敌我斗争将会变成组织内部的路线斗争，我不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能够在每一次的路线斗争中获得胜利，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日本的无产阶级一样，出现的太晚，数量太少，政治上过于幼稚，在统治手段上难以抵挡敌人从组织内部发起的进攻。
为什么我们需要亚洲民主革命同盟和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因为单靠我们自身的力量，实际上很难和庞大的地主阶级和小农意识的农民阶级进行彻底的改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欧洲各社民党中是比较落后的组织，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组织，他们的党员在理论上也足以压制住亚洲各社会主义者，他们唯一的问题是，本国的资本主义力量太过强大，所以没法在社会实践中赢得革命的胜利。
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击败国内的反动势力，因为满清的腐朽已经让开明士绅和新兴资本都难以容忍了，只不过他们缺乏反抗满清体制的勇气，才会被我们夺取了建立政权的机会。但是我们固有的缺陷并没有得到改变，不管是无产阶级的规模，还是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研究，都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因此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扩大无产阶级的规模和提升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而不是匆忙的统一全国。现在的外部环境是欧洲的两大阵营对峙，列强无力看顾海外地区，所以我们完全没必要刺|激列强把目光转向海外。
我认为，中国统一的最佳时机，在于欧洲战争爆发的前夜，而不是现在。”
田均一思考了半天，也认为林信义的主张比较符合自己的看法，但他很快就问道：“那么是否能够组织一场辩论，在同盟内部对托洛茨基同志的继续革命论进行辩驳？”
林信义立刻摇头说道：“中国和日本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就算是绑在一起，恐怕也不可能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对手，毕竟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要比我们早了几十年。能够压制托洛茨基的，只有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同志，我认为我们应当邀请第二国际在武汉召开大会，顺便把列宁同志请过来加强一下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