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德秋水在大智门火车站下车，便看到了站台上等候的林信义和片山潜，他很高兴的上去和两人打了招呼，然后一行人乘坐汽车出了站。
在路上，幸德秋水很高兴的对着两人说道：“除了德国，我发现武汉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欧洲的其他国家了，假以时日，武汉必然会成为和柏林、巴黎比肩的国际性都市啊。这是我们亚洲人自己建立的城市，以后欧洲人不能再说有色人种是无法建立文明的劣等种族了。”
片山潜也深以为然，他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正是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镀金时代，虽然美国的种族歧视很严重，但是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很多社会矛盾都被掩盖住了，他很了解美国城市的发展速度有着多么惊人的速度，但是美国终究是白种人的美国，有色人种在美国只是一个提供劳动力的工具，并不能称之为主人。
他点头附和道：“确实如此，武汉的建设至少证明了我们亚洲人并不缺乏建设大城市的能力，而且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抛弃任何人，欧美的大城市虽然美轮美奂，但都是在压榨了底层劳工的血泪上建立起来的，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只属于少数贵族和富豪，和劳动者毫无关系。日本也该走这样的发展之路，而不是学习欧美的资本主义，把所有人创造的劳动成果让一小部分人所占有。”
两人对于日本前途的展望谈的很是热烈，倒是林信义很少插话，幸德秋水见状不由向其发问道：“信义，你似乎对于这种发展方式有看法？”
林信义思考了片刻后说道：“集中力量发展城市工业，从而打破小农时代的消费型城市和资本主义时代对农村、海外殖民地的财富掠夺模式，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种工业先行的经济发展模式。
虽然这种模式在兼顾公平的理念下优先保证了发展效率，但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依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乡村资源向城市集中的趋势，而为了不断的扩大工业规模最终能够使工业生产力能够反馈到乡村，不可避免的，农民和工人都要奉献自己的劳动成果。
如果不考虑外部敌人的破坏，那么现在的分配机制就会引发人民内部的矛盾，农民会抱怨工业品太贵而农产品太廉价，而工人则会觉得大量的利润被国家收缴，自己分享到的劳动成果太少。这种社会矛盾在初步工业化完成之前几乎不可能消失。
而参照欧美工业化的过程，这个时间少则30年，多则上百年，在这样一个长的时期，如何让人民内部矛盾稳定在一个程度是一个问题，如何让掌握分配机制的党政部门不腐化变质也是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么当国家权力被少数私欲膨胀者所窃取，他们依然会把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变成少数人的私产，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高兴的太早。”
片山潜还在思考着林信义提出的观点，幸德秋水却已经点头认同道：“信义说的不错，我这次在欧洲和一些社民党人士进行交流，他们也提出过和你类似的观点。
就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难以维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资本对于自我增殖的要求，必然会要求按照资本来分配社会财富，而掌握土地的农民天然会站在资本的一方，这就会让工人阶级陷入内外敌人的夹击之下，从而逐渐丧失政治权力。
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不能跳跃，应当按部就班的发展，只有先让资本主义砸碎了小农经济，把广大的农民变为无产者，无地农民才能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消灭资本主义。当然，列宁同志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这种思想过于保守了，他认为尽量的确保先锋队的纯洁性，并不断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可以撑过这段时期的。他还指出，赤塔苏维埃和中国劳工党都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目前来看局面并不算坏…”
听到列宁的名字，林信义的注意力顿时集中了起来，他于是便问道：“列宁同志的情况可好？”
幸德秋水立刻说道：“列宁同志从日内瓦搬到了巴黎，不过在那里他似乎变得更健康了，他经常去和巴黎的工人们去交谈，也和从俄国流亡出来的俄国社民党人讨论关于俄国革命的问题…”
在幸德秋水的介绍下，林信义了解了列宁过去两年里一直在和社民党内的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斗争，而在党外则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斗争，虽然列宁的判断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用俄国革命的失败来证明他的观点，这显然不是列宁想要的。
因此从日内瓦搬迁到巴黎之后，列宁开始建立培训班，对布尔什维克派进行了思想上的统一认识，不少从俄国逃亡出来的工人和革命者，在经过了列宁的培训后，重新返回了俄国去重建无产阶级的基础组织。
应该来说，列宁其实已经放弃了过去的社民党组织形式，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布尔什维克派打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然后再去改造社民党。从09年初开始，列宁把精力放在了唯物主义哲学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政治路线的写作上，并要求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这两个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
听完了幸德秋水的介绍，林信义不禁问道：“那么列宁同志对于来武汉为中国无产阶级讲授革命理论的邀请是怎么回复的？”
幸德秋水有些惋惜的说道：“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列宁同志还没有下定决心，因为他认为俄国革命还没有彻底熄火，他需要在欧洲继续战斗下去，东方虽然安定，但是远离了俄国，将会让他失去对于俄国的观察情报。”
说到这里，幸德秋水也不禁赞叹道：“列宁同志是我见过最为坚定的革命者，法国人和德国人都认为，不，就连俄国人自己都认为，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令将会让俄国乡村平静下来，一个富裕的地主和富农阶层将会成为沙皇俄国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俄国革命已经宣告结束。
就算是俄国社民党中的孟什维克和俄国的工人团体，都把精力放在了议会斗争，而不是武装起义的准备上。但是列宁同志认为，俄国革命不过是陷入了暂时的低潮，斯托雷平的改革实际上正进一步制造俄国社会的分裂，大量的无地农民涌入城市后，无产阶级的力量反而得到了加强，所以现在党应当把这些新的无产阶级变成革命的支持者，为改革失败做好革命的准备…”
幸德秋水对于列宁的赞叹，在于认为自己在列宁的处境下，恐怕已经对革命不抱希望，而转向着书立作去了，不会如列宁这样继续为俄国革命去奋斗，这种坚韧的性格和对俄国社会问题的洞察能力，不能不让他产生对列宁的钦佩。
在幸德秋水前往欧洲之前，俄国社民党在欧洲一干社民党中只能算是小弟弟，武汉重视和俄国社民党的交往，是处于战略问题，毕竟赤塔共和国已经成为了武汉稳定外蒙及外东北的重要盟友，而俄国社民党在政治理念上和劳工党相同，因此支持俄社民党掌握俄国政权是劳工党的对俄关系的重要路线。
幸德秋水虽然是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但是该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实际上是中国劳工党，林信义虽然是日本人，但他的身份却是中国劳工党而不是日本社会民主党。片山潜和幸德秋水抵达武汉后，就很快成立了日本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是成立而不是恢复，因为此前在国内参与建立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实际上已经分为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留在国内的改良派自然不会参加主张日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而林信义作为海军中的一份子，国内改良派的支持者，自然不能公开加入以推翻天皇制国家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因此他保留了劳工党的身份，而没有转入日本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党在亚洲民主革命同盟中自然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
劳工党认为，亚洲民主革命同盟应当加强和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的联系，既要获得第二国际对于亚洲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也要表示亚洲革命力量对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支持。
简而言之，劳工党认为亚洲革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欧洲的无产阶级能够获得胜利，那么亚洲革命就会事半功倍，而亚洲革命的成功也能有力的支援欧洲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运动。
不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于189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后，第二国际就陷入了革命路线和议会斗争路线的斗争。
亚洲民主革命同盟自然是反对议会斗争路线的，也就是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路线。毕竟根据议会斗争的原则，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就会变成国家行为，于是原本应当站在阶级立场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会因为国家立场站在了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在亚洲民主革命同盟没有出现之前，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把欧洲以外的民族看成了等待解放的民族，也就是说，等欧洲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这些欧洲之外的民族就自然获得了解放，因此现在他们无需去关心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战争是否会对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造成动摇。
不过这种修正主义的立场，实质上并没有考虑到殖民地民族自身的解放和革命需求，当殖民地民族发觉修正主义实际上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一部分，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失去了。失去了这种革命性，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自然也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很快就会被用来镇压本国的无产阶级运动。
有一小部分社民党人意识到了议会斗争带来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消减，但是大多数欧洲工人阶级却非常迷恋议会斗争，哪怕是在沙皇专制政权下遭到严厉打压的无产阶级，也梦想着通过和平手段获得国家的政权。
所以，幸德秋水成为亚洲民主革命同盟驻欧洲代表后，得到了不少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社民党人的欢迎，而幸德秋水和欧洲各社民党人交流后，才发觉林信义的推荐是对的，过去在欧洲社民党人中名声不显的列宁，才是最愿意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合作的社会主义者。
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都是在此次俄国革命中才真正树立起俄国无产阶级领导者的形象。在此次俄国革命爆发之前，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和民意党，沙皇政府对于抓到的社会革命党和民意党大多都会处以极刑，流放的比例比较低，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政府反对派，在杜马选举中还能参选，对于其中的激进者才会被沙皇政府处以流放。
这也是列宁在革命期间主张武装起义遭到了党内大部分人反对的根源，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成员只有三万人左右，主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周边，社民党认为起义不可能胜利，因为广大的乡村压根不支持自己，如果让沙皇逃出彼得堡，那么起义必然会失败，他们就会变成和社会革命党、民意党一样被沙皇政府清剿的对象。
不过列宁通过呼吁武装起义的要求通过报纸传递给了俄国的工人阶级，这使得沙皇政府对工人运动强力镇压时，列宁就成为了革命群众心目中的领导者。而托洛茨基则亲自参加了彼得堡的工人运动和组织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也同样获得了彼得堡工人阶级的认同。
这两人的表现，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象从知识分子的集会向工人阶级的领导者转变，列宁也从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此而分裂，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却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反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系。
幸德秋水在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比较分散，他们通过一些小党组成了社会主义联盟，虽然这让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赢得了更多群体的支持，但也造成了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部修正主义倾向严重，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和伯恩斯坦主义的观点极为相近，甚至认为工人阶级不受一种学说的局限，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改良来实现。
所以指望法国社会主义者支持亚洲革命，其实相当的困难，因为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虽然认为法国在海外的殖民行动是错误的，但却反对殖民地人民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反抗法国殖民地政府。
至于德国，虽然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在议会斗争中是最成功的，但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也是伯恩斯坦主义的大本营，虽然有奥古斯特·倍倍尔压制着党内的修正主义，但是他的副手卡尔·考茨基则在思想上逐渐偏离了现实斗争，而开始倾向于纯粹的理论研究。
倍倍尔对于工会的让步，接受了不经过工会允许，党不能组织工人进行政治性罢工，也加强了受修正主义影响较大的工会组织的力量。所以在游历了欧洲一圈后，幸德秋水认为，能够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合作的对象，实际上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其他人或组织都不会坚定的支持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合作，因为他们太容易受到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幸德秋水所指的这种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指英法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使得法国和德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就使得反对战争的无产阶级陷入了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困难选择。
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这种选择中摇摆不定，饶勒斯一边批判德国的扩张主义，一边又反对战争，但是他也不敢喊出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革命战争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