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韩帝国派出的海军代表，安明根站在会议室的窗前往外望去，刚好能够看到在大树遮蔽下的奉献节教堂，一座带有中国建筑风格的东正教教堂，毕竟这座教堂是雍正时期完成的，距今已经差不多快两百年了。
在义和团事件后的辛丑条约中，俄罗斯人极大的扩张了在北京的公使馆地盘，面积达到了100亩。只是俄国人大笔投入建设的北京公使馆还没用上几天，就因为战争的爆发被中国人夺回了这里。
原本在辛丑条约后，整个东交民巷地区都被列强切割出来，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公使馆区，这里变成了事实上的公共租界，公使团不仅掌握了这一地区的治安权力，还强行获得了征税权。
不过随着俄中战争的爆发，这一建立在北京的国中之国的局面被武汉以武力强行打破了，除俄罗斯公使馆被武汉军队没收，美国公使馆也不得不交出靠近西侧的兵营，而英国公使馆虽然保住了战争中侵占的西部地区，但是也不得不撤出了西北改建兵营内的大部分军队，并把该处租借给了北洋军。
于是到了1909年时，东交民巷这个使馆区就变的格局复杂，公使团真正能够掌握的地盘只剩下了御河以东，以西地区实际上已经为中国方面收回，并且公使团同意撤出北京驻军，只保留少数警卫保护使馆内部安全，不准本国军人携带武器出馆。
在安明根看来，如果不是北洋集团过于无能，实际上御河西面的公使馆区域也一样能够被中国政府接管，但是在勇气上，北洋上下确实不及武汉。
公使团之所以愿意同意撤出驻扎北京的军队，就是在武汉军队进攻俄馆时表现出的强大攻坚能力，这让公使团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凭借少量部队抵抗中国军队的进攻，而期待天津部队过来援助自己也是笑话，与其让这些军人在北京变成中国人的人质，倒不如把他们疏散了，毕竟军队不是外交人员，不能享受外交法权的保护。
作为一名朝鲜人，看着中国人拿回失去的国权，安明根自然是感到激动的，因为他也希望朝鲜能够拿回失去的国权。作为跟随林信义走过西藏、印度的少数朝鲜人，安明根和安重根一样，在思想上对国家和民族的独立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
比如过去他和安重根都认为，保卫国家是每个国人应尽的义务，毕竟没有国家的话，哪里还有朝鲜人？但是在看过了西藏和印度底层民众的生活和麻木心态后，假如不能让处在最底层的民众意识到国家的存亡关系着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他们对于国家就不会有任何概念，只会认为这是统治者的更换，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日本人和朝鲜两班贵族的统治真的有区别吗？
虽然林信义是一个日本人，但是安明根却真正的意识到，他和林信义之间其实没啥矛盾，真正有矛盾的是朝鲜底层民众和两班贵族，只要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解决，那么就算没有日本人，也会有其他列强来图谋朝鲜，因为一个上下互相仇视的社会，是不能够维持一个国家的组织的。
是朝鲜人先失去了朝鲜这个国家，然后才有日本的入侵，而不是反过来。在意识到了这点之后，安明根也就真正明白了想要让朝鲜独立需要什么样的力量，这力量不是来自于中国或其他列强的怜悯，而在于朝鲜人民的觉醒。
他没有和自己的堂兄前往朝鲜北部建立义勇军，而是接受了林信义的建议，进入了大韩帝国海军，就是为了在朝鲜南部建立起一个地下组织，确保朝鲜南部的独立斗争不至于被日军和韩奸围剿消灭。
这其实是相当痛苦的战斗，一度让安明根看不到朝鲜独立斗争能否胜利的希望，因为在第一次日韩保护协议签订后，朝鲜人民付出大量税金培养出来的大韩帝国军第一次使用，不是在对外战争上，而是接受了日本人的命令去镇压各地义兵，所以朝鲜人都愤懑的写诗骂道：“十年养得貔貅队，只管腾腾杀义兵。”
虽然在第二次日韩协议时，日本人强行解散了这支军队，从而激起了一些军人的反抗，但安明根始终看不到朝鲜独立的希望到底在哪，这个国家压根就没有一个阶层能够领导国家重新站起来的。
比如田均一这样的人物可以通过武汉工人阶级和部分农民的支持，打垮了满清的军队，最终建立起了一个领导中国新生的政权，但是他在朝鲜看不到这样的人，也看不到这样团结的民众。
朝鲜的两班贵族，或者如李完用那样对强权卑躬屈膝，只要能够保住自己的权势，压根不在乎国家是否被占领，而少数主张民族独立的两班地主却把领导独立当成了两班的特权，他们对于那些乡民自发组织的义兵之警惕，比对日本人还高，有不少义兵就是被所谓的有名望的大儒给出卖的。
朝鲜底层的民众虽然有着较高的爱国心，但是却压根不知该听谁的，至于那些朝鲜王朝时期深受压迫的包袱商人，则完全被日本人收买，成为了日本人用以控制民间的间谍细作。面对这样的朝鲜，那些在日韩协议颁发时义愤填膺的朝鲜知识分子，现在也渐渐开始麻木不仁了，他们觉得挣扎也没有意义，只会让朝鲜人死的更加痛苦。
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安明根才真正明白，为何田均一等劳工党高层对于林信义如此深信不疑，因为林信义把他们从绝望中解救了出来，让他们真正找到了如何让中国人凝聚起来的正确道路。就如现在的他一样，他已经不在意林信义的身份，而更在意林信义为朝鲜选择的独立之路。
这不是盲目的信任，当义勇军在朝鲜东北地区打出了独立的旗帜后，朝鲜民族意识终于开始把各个阶层的力量团结了起来，此前对于朝鲜能否独立的怀疑，随着朝鲜独立军在朝鲜东北地区的几次胜利，终于开始消退了下去。
安明根很清楚，自己的堂兄虽然出色，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是绝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得到中国人在背后的支持，那么朝鲜独立军是没法发展到这个地步的，而中国人之所以愿意支持朝鲜独立军，就是因为此前朝鲜人先支持了中国的抗俄战争，正是这种鲜血凝结的友谊，才能让中国人不畏惧日本的威胁，坚定的成为了朝鲜独立军的后盾。
而这一路线的确立者是林信义而非安重根，事实上在此之前，那些朝鲜两班贵族还想着中俄作战对中国不利，因此朝鲜可以在边境上扩展一些地盘，毕竟俄国人不会在意刚刚吞下的满洲少那么一点地盘的。如果照着这些朝鲜两班贵族的想法去做，那么今天就是中国和日本联合绞杀朝鲜独立军了。
作为一个日本人，林信义不仅没有引诱朝鲜人去和中国人翻脸，反而给朝鲜独立保留了一线希望，安明根当然无法再质疑林信义的用心，从而也进一步加强了他对于劳工联合主义的信仰。他认为，林信义的主张应当是正确的，朝鲜独立的基础就在于亚洲各国的劳工阶层的联合，而不是朝鲜民族的独立奋斗。
在安明根对着窗外发呆的时候，他的副手申顺晟走到他身边告诉他，“日方代表和中方代表一起过来了。”
申顺晟是留日出身，但不是海军兵学校出身，因为他去的更早，日本海军还没有对朝鲜人开放海军教育体系，所以他学的是商船驾驶的民间学校。虽然如此，申顺晟也还是两班贵族中较为了解现代船只的新式人才，比那些只会四书五经的旧士大夫强多了。
所以当大韩帝国打算组建自己的海军时，申顺晟还是被任命为了扬武号的舰长，一艘由日本货船改建的军舰，之后又被任命为光济号舰长，光济号其实也是货船改造而来，但是因为其内部设施较好，成为了王公贵族的专用座舰，于是申顺晟被视为可靠人员调动到了光济号。
由此可见，实际上大韩帝国的上层对于军事建设其实并没有一定之规，不过只是为了彰显自己有革新的意愿，以稳固自身的统治权力，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让朝鲜和列强对抗。
申顺晟作为两班贵族中较早投身新学的人物，虽然对于变革朝鲜制度没有多大意愿，但是希望朝鲜踏入现代社会的想法倒是和进步知识分子类似，因此已经渐渐成为了安明根在海军中的支持者。
当然，现在的大韩帝国海军其实也在风雨飘摇之中，事实上如果不是日本海军的坚持，大韩帝国海军和陆军一样都是要被解散的。这一事件使得那些在海军中占位置的两班贵族纷纷离开，他们害怕遭到日本人的清算，剩下的朝鲜人自然就团结了起来，他们团结的目的，就是尽量维持大韩帝国海军的存在，从而宣告大韩帝国还没有灭亡。
安明根很清楚，为什么日本海军容许大韩帝国海军存在下去，一方面是为了从朝鲜分得预算，假如大韩帝国海军被解散，那么朝鲜的预算就全部被日本陆军掌握了，这显然不是日本海军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就是林信义在策划的亚洲联盟，日本海军需要一个第三方的门面来杜绝外界对于日中合作的猜疑。
当然，除了林信义之外的日本人，对于大韩帝国海军是不放在眼中的，因为大韩帝国海军虽然没有被解散，但是这支海军的管辖权已经从大韩帝国政府手中转移到了日本海军朝鲜舰队的手里，变成了日本海军用来巡视朝鲜半岛近海稽私的警备舰队。
安明根和申顺晟的目光转向会议室的门口，就看到一个年青的日本军人和几名中国将领走了进来。安明根当即向前向日本军人问候，这让申顺晟有些吃惊，因为在朝鲜时，安明根向来是不屑向日本人先行礼的，虽然这引起了不少日本军官的不满，但最终这些日本人都拿安明根无可奈何。
林信义看到安明根也很高兴的打了招呼，并向身边的中国将领介绍道：“这位安少校是我在海军兵学校的后辈，能够在这里遇到，可是真巧了。安少校，这位是中国长江舰队的司令长官，黎元洪将军，你们也认识一下吧。”
看到日本人、朝鲜人和黎元洪亲热的交谈起来，作为海军部代表的郑汝成顿觉不妙，因为这三位的关系看起来过于亲密了，这使得他这个海军部的代表反而被排斥了。
而接下来的会议，也让郑汝成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林信义作为日本海军的联络官在寒暄了几句后，就提出了一个和军事演习无关的问题，“其实我这次作为日本海军的代表来和各位讨论军事演习的问题之外，还想和中国、朝鲜代表讨论一下三国当前在海洋捕捞业上遇到的一些矛盾该如何妥善解决…”
林信义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日本在海上战胜了俄国之后，日本渔民开始大肆越过传统海上界线，进入到了原俄国、朝鲜、中国的近海作业。
日本渔民的越界捕捞，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要，日本的城市化发展使得对肉食的需求开始上升，而海洋资源显然更容易满足日本快速增长的副食品需要；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争夺中国的市场，在中国近海捕捞，然后出售给中国市场，这不仅免去了大量税收，还能获得了一个新的市场。
由于日本在海上的优势，加上日本已经开始工业化，所以日本渔民，或者说日本渔业公司要比中国和朝鲜的个体渔民更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这就使得双方矛盾不断增加。
一开始郑汝成以为，日本人是想要借助军演的机会对中国施压，毕竟朝鲜已经在日本的掌控中，压根不需要进行谈判。
不过就在他试图阻止林信义，表示渔业纠纷是外交部而不是海军事务时，林信义却反对道：“渔民之间的纠纷当然应当通过外交部去解决，但是国家之间的海上疆域及专属经济区，我认为这是海军应当关注的问题，假如我们三方的海军在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那么外交部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林信义的话得到了黎元洪和安明根的支持，如果不谈渔业纠纷，而是划定海上疆域及海上专属经济区，他们认为这是可以谈的，因为不谈的话，只会让日本渔民毫无忌惮的侵占中韩的传统渔场，最终制造更多的纠纷。毕竟中国和朝鲜现在在海上并没有力量去对抗日本海军，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于海洋上的执法权没法得到日本海军的承认。
现在不管谈出什么样的结果，至少都可以给本国渔民以一定的保护，从而为三国渔民之间的纠纷建立一个裁判制度。郑汝成听完了林信义的主张后，也从反对转向了支持，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他向袁世凯汇报道：“日方提出建立经济专属区的建议，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一建议不是为了日本渔民能够在朝鲜及我国近海获得捕捞的权利，而是为了确保三国都有着一致的海上利益分割方式。”
袁世凯当时就有些意外的问道：“你说日本人提出设立专属经济区反而是约束了日本渔民对朝鲜及我国传统渔场的侵犯，那么日本人为啥要提出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建议？”
郑汝成毕竟是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他实际上已经看明白了林信义这一提议背后的用意，因此毫不迟疑的向袁世凯解释道：“日本人应该是想要建立一个东亚新的海上秩序，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一旦形成，那么日本就可以用这一规则来解决和列强之间的海上纠纷。
名义上，日本对我国和朝鲜做出了自我约束，但是这种新秩序形成之后，也代表着日本海军正式成为了新秩序的捍卫者，他们可以通过这一新秩序，开始排斥列强在亚洲的扩张势头。这就和英国海军和荷兰人订立了北海渔权协议的用意是一样的。
东北亚的海上秩序建立之后，东北亚就成为了日本的安全区，可以让日本海军放心的向太平洋及南方海域扩张了。”
袁世凯有些不大相信的问道：“日本人的野心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真的有和列强对抗的野心吗？他们打赢了俄国人，不过是凭借着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那可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
郑汝成则谨慎的回道：“日本的国力自然是不能和英法等国抗衡的，所以日本人才试图在东北亚先建立一个新秩序，然后把这一新秩序向亚洲地区扩散，只要各国认同这一新秩序，那么就代表着日本海军对于亚洲事务有着一定的发言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