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陈壁是实干派，非是清流，否则袁世凯也就不会亲近他。对于周学熙的批评，陈壁也是毫不客气的反驳道：“发展军国重器可以阻止列强把中国视为猎物，这种想法，曾李左张几位大人早几十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倾国家之财搞洋务二十年，最终不过是甲午一败，没有民众的支持，光有军舰又能抵什么用？
以今日国家之内忧外患，而诸人又无曾李左张几位大人之才能和威望，却试图要做的比这几位大人出色，岂不是笑谈？国家当下最大的问题是，武汉用消灭地主阶级的暴烈手段重分地权，乡村小民感受到了武汉权力之强势，也确实从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好处，恩威并施之下，乡人日趋服从于武汉之政令，而再无国家之概念。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安抚住民众，当下的国家哪还有二十年的时间给我们再搞一次洋务运动？更何况，搞重工业是不赚钱的，张香帅搞的汉阳铁厂一直靠着国家拨款，最后维持不下去了才搞成商办。而武汉之所以能够把汉阳铁厂扩大经营，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经营铁厂的窍门，而是他们有胆量向外国钢铁加税，而在非武汉地区，这条法令几乎就没法执行。
因此，先搞重工业就意味着国家每年要拿出大量的资金来填补发展重工业的亏空，这笔钱从哪里来？只能是从小民身上掠夺而来。那么我们发展重工业，就是把小民推向武汉，人心一失，这个政府还能存在吗？”
袁世凯知道陈壁和周学熙说的都是实话，但他也知道这两人其实都回避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武汉为什么能搞重工业，而北洋搞不了。因为武汉通过土地改革，把原来属于地主的那份收入变成了国家财政收入，所以农民的收入虽然没有大幅度的上升，但至少没有因为土地改革而变得更坏。
而武汉自造的工业品虽然质量不如外国，但因为是自己生产的，所以可以容许农民先货后付，并极大的压制了乡村的借贷利息。这在非武汉的控制区是很难处理的，因为从外国进口的工业品是通过真金白银购买的，所以商人需要尽快回笼资金，加上商人的资金同样要支付高利息，这就意味着乡村能够消费工业品的能力很低，所以自己发展工业品其实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陈壁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看不起周学熙搞工业和权力捆绑的那套作风，周学熙搞煤矿、搞水泥产业，靠的都是权力作为运营基础，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连大清都撑不住，更何况是今天这个弱势的北洋政府。
而武汉搞重工业靠的是政治上的强势，由于武汉劳工党不需要地主阶级的支持，所以在对待地主的方式上采取了强力镇压的模式。虽然陈壁对武汉的施政模式极力反对，认为这是无法让国家安定下来的暴民政治，但是他在袁世凯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武汉对地主阶级的打压，从而让武汉获得了初期发展的资源。
按照一位美国人对中国财政的调查评价，中国的工农业产值约合100亿美元，大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国的政府收入在5.5亿美元，而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约3亿两白银，约合1.5亿美元。但是，中国的税收大半来自农业，而美国主要来自于工商业，所以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税收结构有着极大的改进余地。
这位美国人认为，虽然美国税收主要来自于工商业，但工商业的利润和土地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税收主要是有产者在缴纳，但中国的税收则几乎都压在了自耕农和佃农身上，地主从土地上获得的大量地租只是用于个人消费，而很少用于再生产，即便是投入了再生产，他们也会依赖特权免税。
所以这位美国人认为，如果中国的税法能够向美国那样进行改变，那么底层的民众就会释放出大量的消费需求，而地主阶级虽然在名义上承担了较多的税收，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投资工业获得资本的增殖，从而挽回这部分税收损失。
武汉所实施的土地改革和重工业优先的政策，虽然并不是按照这位美国人的想法进行的改革，但无疑在实践中验证了这位美国人的设想是正确的。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一的地主阶级被武汉打压之后，武汉就有了资源用以补贴自己的重工业，而减少了地租的农民虽然不得不购买较为昂贵的国产工业品，但至少他们有了购买工业品的积累，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有的，因为这部分积累本就是要被地主强占去的贷款利息。
所以武汉控制区的工农业经济循环能够建立起来，本质上就在于其实施的无偿剥夺地主土地的政治行动，而武汉控制区内的农民能够买得起高价的工业品，同样是受惠于土地改革及降低农村借贷的各种政策，过去这部分收入都是地主的收入，现在留给了农民，才能用以消费工业品。
虽然有一些地主鼓吹，武汉对于农民的剥削比他们还狠毒，拿着高价工业品去交换农民的积累，这就是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也就是所谓的工农业剪刀差。但是这些地主们避而不谈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那些没有实施土地改革的农业区，农民压根买不起工业品，因为地主采用了各种高利贷的放债手法，把农民身上最后一个铜板都拿过来了，没有了工农业的交换，自然也就没有了工农业剪刀差。
所以，陈壁在袁世凯面前承认的就是这一点，即，不采取武汉暴力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政策，那么就不可能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发展方案。
但是北洋政府和武汉劳工党的统治根基是完全不同的，北洋政府就是一群地主建立起来的政权，让北洋政府来推动武汉的土地改革政策，就等于是自毁根基，所以武汉的重工业优先方案，北洋没法实施。
周学熙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和陈壁有所不同的是，他还年轻，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他认为不发展工业和等死有什么区别？大清不肯维新，而日本坚持维新的结果就是马关条约。现在武汉发展重工业，而北洋不发展，等武汉发展的差不多了，大家都投降到租界当寓公去吗？
老实说，就算是到租界当寓公这条退路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武汉和前清在对待列强的立场上是完全不同的，前清愿意和列强共治中国，因为满清压根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武汉标榜自己是中国人的代表，所以不认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有特权。
从各国不得不放弃在长江中上游的租界，就能看的出来，一旦武汉真的接手了中国的统治权力，那么各国在华租界未必还能维持下去，那么他们这些人难道要跟着洋鬼子到海外去生活吗？没有了在中国的权力，他们在海外和平民百姓有什么区别？而平民百姓在哪都是鱼肉。
所以周学熙主张搏一搏，在农民造反之前先把重工业搞出来，说不定就能挺过去呢？至少，比现在看着武汉一日千里的发展，而北洋这边只是修修补补的稳定局面强多了。
周学熙的恐惧，袁世凯自然也能感受得到。虽然他对于武汉控制下的地区全面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是作为一个河南人，他对于被武汉占据的河南地区的变化还是有所耳闻的。
凭借着京汉铁路和陇秦豫海铁路的修建，原本只是占据了河南中路的武汉势力，已经把自己的控制力扩展到了河南全省，现在北洋只能沿着黄河旧河道加以布防。而清末以混乱着称的中原之地，在武汉势力进驻之后开始变得有序了起来。
清末河南地区之所以社会秩序大坏，一方面是黄河改道导致了河南地区的水源不足，农业生产大受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捻军在中原之地沉重的打击了地方官府体系，使得地方乡绅势力做大，袁世凯家族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而武汉势力进入河南之后，一边打击地方士绅地主和剿匪，重新分配土地鼓励生产；一方面则是大建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及水利工程，这些经济发展手段极大的缓和了地方上的社会矛盾，从而让地方上开始恢复秩序。
比如，06年武汉刚刚派兵进驻河南地区，就开始扩大平顶山煤矿的建设，并开始筹划舞阳钢铁厂的建设，到了08年，舞阳钢铁厂所在的地方就兴起了一座新城，建设舞阳钢铁厂及附属工程的人员已经达到了十万之多，这种效率在前清时是不可想象的。
哪怕是现在取得政权的北洋，也难以如此高效的动员起这么大的资源和人力，在短时间内就把一个设想变为现实。袁世凯并不是不接触实务的官僚，事实上他能够出头就是靠着实干，所以他很了解想要做成这样一件事需要遇到多少扯皮的问题，哪怕是北洋新军这种在朝廷全力支持下的军队建设，光是为了解决军饷及营地建设，就花去了袁世凯及其幕僚的大部分精力。
而能够把北洋新军练成，其实还多亏了八国联军入侵，把武卫军系统给打烂了，北方能用的军队就剩下北洋新军了，所以朝廷才不得不捏着鼻子同意了袁世凯的扩军计划，否则北洋军依然不能成为一支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军队。
从1895到1902年，袁世凯足足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支军队的组建，就这速度已经让大清上下称赞他为能臣了。反观武汉，04年湖北新军还不被北洋骁将们放在心上，06年北洋军上下认为武汉军不可小窥。到了对俄战争开启的时候，北洋军已经承认自己不如武汉军有朝气了。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北洋军上下认为，两军开战的话，他们大概也就能够保卫北京一个月，这还是建立在武汉不偷袭的情况下。
从04年到08年，武汉军队不过用了4年就完全脱胎换骨了，再加上舞阳钢铁厂这种搞建设的能力，袁世凯很清楚，周学熙说的坐以待毙是个什么意思。他现在倒是有些理解李鸿章暮年时的心态了，不做裱糊匠，局面只会烂的更快，因为改革可不是砍自己的手脚就够了，而是要破腹换心，整个推倒重来。所以劳工党能干的事情，北洋确实干不了。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反而感受到了孙文这些革命党人的好处了，虽然孙大炮在革命口号上喊得很是激进，但至少不会在现实里给他很大的压力，他若是不想听孙大炮的口号，还可以选择武力破局，毕竟历史上有过结论，天子乃兵强马壮者为之，就孙文拉出的那些会党武装，凭什么和北洋军争夺天下。
所以，袁世凯即便知道英国人不希望他和日本人走的太近，但是面对日本人抛出的橄榄枝，他还是迫不及待的接住了。虽然从世界大局来看，英国才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霸主，但是英国要布局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不可能把力量全部放在东亚，特别是西藏战争的结果，也让袁世凯对英国陆军失去了信心，相比之下日本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只要日本不索要满洲的主权，那么袁世凯倒是不介意用一些经济利益交换日本的支持。毕竟在战争之前日本就是北洋最大的支持者，北洋军中的日本陆军顾问远远超过了其他列强的派出人员。在德国倒向武汉之后，阻碍北洋和日本关系的最大障碍也就消失了，袁世凯不愿意在日本和德国之间选边站，所以始终不肯完全的使用日本军械武装北洋军。
但是德国对于武汉的大力支持，和购置德国军火在贷款上遇到的障碍，德国人不肯给出优惠贷款，而英国和日本不愿意贷款给北洋购买德国军火，使得袁世凯终于向英日同盟靠拢。这一次日本提出的东亚和平建议，更是让他增强了对日本的信赖。
于是面对英国人对日中和解的质疑，袁世凯召集了北洋军政大员进行了商议，最后大家都认为对英关系需要维护，但是不应当对英国人提出的建议当成圣旨来办。
段祺瑞就直白的表示道：“想要保住朝鲜的是武汉又不是我们，我们对于朝鲜半岛并没有什么企图，只要日本人不进窥满洲，那么日中和平自然是于我有利。
而且，中日和解之后，武汉就不能再煽动民众逼迫中央和日本交恶。虽然武汉占据了北满，但是日本从朝鲜半岛和海上进攻中国最合适的路线都在辽东半岛上。也就是说，日中交恶，南满必然会成为主战场，这不是拿我们的损失去增添武汉的人望吗？
所以我是支持中日和解的，至于英国人，他们整天想着让我们这些黄种人内斗，这样才会对他们俯首帖耳，要是全听他们的，我们才是真傻子…”
段祺瑞的发言得到了北洋军方的一致认可，这些军人们不愿意和日本人交手，他们觉得如果能够让日本和武汉打起来，才是对自己最为有利的。
至于政府官员方面，留学生领导的外交系统则不完全赞成军方的意见，他们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就是英国领导的欧洲中心主义，日本在国际秩序中连发言权都没有，违背了英国人的指示去和日本接近，要是日本那边受不住英国人的压力放弃和解怎么办？
以徐世昌为代表的内政官员则在双方之间采取了折中主义，徐世昌这样主张道：“公开的反对英国人的建议显然不可取，因为我们不能确定日本会站在哪一边。但如果英国人只是私下提出建议，那么我们倒是不必完全服从，可以坐观形势进行决定。
所以，对于日本人提出的东亚和平建议，首先我们要确定日本人愿意为和平付出多少，至少这不能是一个口；其次就是英国人的反对到底有多激烈，如果英国人不能公开自己的主张，那么我们自然也不必公开的回应…”
徐世昌的建议显然最得袁世凯的心意，不过虽然是观望形势，但北洋上下的立场几乎还是希望能够落实中日和解，以消除日中冲突的风险。在北洋众人看来，即便是这一次的对外战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这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的胜利，如果没有英国、美国、日本的支持，那么光凭中国一家的力量，怎么扛得住俄国陆海军的联合进攻？
所以对于中国民众因为这场胜利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北洋上下都没有往心里去，他们依旧秉持着前清时的心态，就是国事和民众的意志无关，只是取决于上位者的决断。
不过，不管如何，北洋上层总算是统一了意见，因此北洋政府难得的和舆论保持了一致，对于东亚和平表现出了极大的期待。中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于东亚和平的积极回应，反馈到了日本又极大的促进了日本民众对于东亚和平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