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动地方势力叛乱，这是大英帝国对殖民地使用的传统技能，真是这一技能的娴熟使用，才使得英国以极小的代价控制了印度大陆，最终成为了大英帝国最坚实的地基。北美十三州的独立，本质上来说就是法国人复制了英国的外交手段，推动了北美十三州的叛乱，只不过法国人太过实诚，没有让北美十三州的白人殖民者流干血，反倒是把自己的国力给耗干了。
法国人的失败精力让英国人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让盟友在战争中打酱油，否则胜利成果就都落入到盟友手中了。而布尔战争和西藏冲突又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就是现在的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只要大英帝国敢于单独下场，那么他的敌人就会联合起来给自己的对手以各种支持。
此次东亚的对俄作战，可以说是英国外交的大获成功，英国人几乎没出什么力气，就把俄国人从远东赶回了欧洲，不仅让俄国继续待在英法对德国的包围圈中，顺便还解决了俄国在东方扩张侵犯英国势力范围的麻烦。也正因为这一外交战略太过成功，使得伦敦不愿意再亲自面对中国人的反抗，而试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制衡中国的反帝思潮。
当然，伦敦上层的想法并没有完全的和英国在华商业势力达成一致，对于这些英国在华商业人员来说，他们还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于世界的唯我独尊的地位。于是英国的对华战略，上层和下层其实是割裂的，伦敦试图修复和中国的关系，试图把大英帝国装扮成保护中国的圣诞老爷爷的形象，但是英国在华的商民，则把中国视为了另一个印度，他们认为自己在中国是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的，维护他们的利益，就是中国法律应该尽到的责任。
莫里森更倾向于伦敦的外交战略，而在中国长期担任外交官的朱尔典则认为维护英国在华人员的特权是优先选项，毕竟中国人的愤怒自有皇家舰队去应付，而这些在华英国人的怒火却是要他这个外交官来承担的。但是朱尔典也承担不起，因为和伦敦外交政策相反的实际操作，使得中国对英外交走向对抗，他毕竟不是具有深厚根基的英国贵族，没法让国家的政策围着自己打转，出了问题，他可是要自己承担责任的。
所以当莫里森表示，仅仅依赖个人的关系是没法让武汉的附庸反对武汉的，朱尔典就知道想要依赖自己的能力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已经不够了，假如没有大英帝国公开的承诺，这些中国人是不可能正面挑战武汉的。那么大英帝国是否会公开为对抗武汉做出某种保证呢？老实说，现在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虽然新上任的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是支持布尔战争的强硬派，但是格雷子爵同样是一个具有出色的外交战略眼光的精英，格雷子爵上任之后就把英国外交转回了欧洲，认为德国才是英国全球统治权力的最大挑战者，如果不能让德国人失去挑战大英帝国的野心，那么大英帝国在全球遭到的挑战就不会停止。
所以格雷子爵认同了海军部的主张，收缩全球力量，把重心转回欧洲，特别是组建最为强大的本土舰队以应对德国公海舰队的挑战。格雷子爵的这种外交布局，实质上已经明确的告诉了朱尔典这些海外的外交官们，大英帝国当前的外交重点在于欧洲，欧洲之外的地区，只要能够保持稳定就可以了，一切等待欧洲局势明朗化后，再来做出应对。
但是朱尔典很清楚，格雷子爵要求的保持稳定，是维持住现状，不是被人打着和平的名义把大英帝国的势力逐出当地。对于伦敦来说，现在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欧洲的不稳定，其他地方的问题都可以等待欧洲问题解决后再来应对，但是对于朱尔典来说，当伦敦觉得他不能主持东亚局势，只会立刻将他抛弃。
朱尔典当然不希望被伦敦抛弃，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眼看着就要光荣退休，回到英国后拿上一枚勋章以表彰自己为大英帝国的服务生涯功绩，难道现在要灰溜溜的被勒令退休吗？
不过朱尔典也清楚，莫里森不会有自己这样的想法，毕竟对方的职业生涯还没走到尽头，并不需要现在就堵上一切，而且他也不用为英国对华方针出现的问题负责，毕竟自己才是驻华公使。所以他是希望武汉和大英帝国撕破脸的，这样对华战略的失败就不是他的操作问题，而莫里森则未必愿意看到这一点，因为这可能会动摇英国在华几十年经营的基础。
朱尔典和莫里森未就武力对抗武汉的问题再继续讨论下去，因为两人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列强下场，中国已经没有能够解决武汉的武装力量了。两人思考再三，朱尔典最终还是下了个结论道：“必须要破坏日本和中国的和解，否则我们在中国推动的一系列政策就都失去了意义。一个感受不到外部威胁的中国，是不可能对我们言听计从的。”
莫里森虽然知道朱尔典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还是忍不住吐槽道：“可是我们该怎么分开他们？刚刚取得了对俄作战胜利的日本，能够主动抑制自己的欲望提出东亚和平，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他们对中国发动入侵吗？这可不符合我们之前对日本做出的种种限制。我们要是这么做，估计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会怀疑我们的目的了。”
朱尔典也知道莫里森说的对，之前英国在外交上的方向就是，战争结束后阻止日本在满洲和俄远东地区扩张，他们只允许日本占有朝鲜半岛，而不允许日本把势力扩张到满洲和俄远东地区，一旦日本把势力扩张到这两地区，就意味着日本获得了一块比本土面积还大的土地，这片土地不仅多为平原，还有着大量未开发的土地，日本如果经营起来，就等于是另一个美国。
但是谁也没有想过，日本会收敛自己的野心，这相当于英国在东亚问题上出拳打了个空气，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意图。想到这里，朱尔典叹了口气说道：“日本这是隐蔽了自己的野心，我不相信他们放弃了对大陆扩张的念头，他们只不过先后退一步，试图让中国人和我们离心，只要中国人放弃依赖大英帝国的保护，转而和日本合作，那么日本反而有了在大陆立足的机会。”
莫里森不免就有些抱怨的说道：“萨道义爵士对于日本的教导实在是太过出色了，日本人能够如此了解大英帝国的外交战略，并给出破局之策，恐怕就是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得到知识。”
朱尔典没有接莫里森的话，因为他和萨道义毕竟算是同僚，他如果随意的批评萨道义的外交手段，一旦传出去只会让自己的风评下降，毕竟英国外交官和法国外交官不同，法国外交官把个人能力视为不必要的东西，只有服从政府的命令才是外交人员的基本素质，而英国外交官则主张在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原则下尽可能的发挥个人能力，毕竟大英帝国的海外拓殖历史，实际上就是无数个人野心的历史记录。
莫里森不是外交官，所以他批评萨道义就是局外人的评价，不会引来外交人员过多的关注，而他要是附和对方，那么就会遭到外交系统的抵制了，因为他正在破坏大英帝国的外交传统。当然，朱尔典在内心是认同莫里森对萨道义的评价的，在他眼中，这位娶了日本老婆和生了混血儿的同僚，确实是个怪人，而伦敦似乎也是对于萨道义的忠诚有所怀疑，才将其从驻华公使的职位上调离的。
不过谈到了萨道义，朱尔典倒是有了一些灵感，他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或者我们可以借助朝鲜人的力量，破坏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和解。朝鲜人想要获得独立的地位，日本和中国的对抗局面是必要的，这一点倒是和我们的立场一致。”
莫里森对于朝鲜人没多大认识，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其实是中国和东南亚，此次战争时才前往满洲采访了一圈，从而在舆论上发起了对于日军暴行的批评，并提出了对于日本野心的担忧。不过他知道朱尔典之前被调动到了朝鲜担任公使，虽然时间短暂，但至少是和朝鲜人接触过的，所以他摆出了倾听的姿态。
不过朱尔典灵机一动之后，发觉自己对于朝鲜的反日势力一无所知，他居然找不出一个能够代表朝鲜的人物来执行自己的想法。当然这也不能怪朱尔典，毕竟他被调动到朝鲜去的时候，大英帝国实际上已经准备放弃朝鲜半岛，自然不会去关注朝鲜人的想法，朱尔典在朝鲜任职的期间，一直寻找机会返回中国，自然对朝鲜的政局没多加关注。
过了好一会他才终于开口说道：“日本外交官不是几次向北京抗议，认为中国政府收拢朝鲜反日人员，是对于日本帝国的敌对行为。他们还主张，现任吉林的一名中国将领，叫安什么来的，正是朝鲜北方义军的总头目…”
莫里森毕竟是到满洲采访过的，他立刻为朱尔典解惑道：“您说的是安重根吧，他本来就是朝鲜人，他的军队也是从朝鲜和吉林境内招募的朝鲜人为主。所以中国人主张，这一次的作战是东亚三国对抗俄国的入侵，而不是日中和俄国的边境战争。
武汉方面主张，安重根率领的军队是代表朝鲜的抗俄力量，但是因为日方无礼的宣布解散了朝鲜武装力量，才使得这支朝鲜军队无法返回国内。中国人在俄国入侵的战争期间得到了朝鲜人民的帮助，所以不会把自己的战友驱逐出境。
至于日本方面抗议的北方叛乱分子，中国人表示这和安重根将军领导的朝鲜军没关系，或者有少部分朝鲜军人出于个人情绪参加了北方的义兵运动，但这也和驻在吉林的朝鲜军队无关。日本试图把朝鲜变成日本的领土，实质上已经违背了马关条约的约定，该提出抗议的应该是中国和朝鲜。
总之，武汉驻北满的军队和日本朝鲜驻军因为北朝鲜的义兵问题多次出现过摩擦，不过双方显然都保持了克制，没有把这种摩擦变成现实中的冲突。中国军队没有进入朝鲜北部的传统领土范围，而日军驻滨海地区的部队也没有对当地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加以驱逐。
目前双方都把冲突限制在了朝鲜东北部地区，外交上只是互相扯皮而已。朝鲜人或者确实希望日中对立的局面维持下去，否则他们连最后一支独立的武装都不可能存在了。只是我们和安重根领导的朝鲜军队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这位安将军到底是怎么想的。”
朱尔典想了又想，发觉眼下他没有其他选择了，毕竟日中和解一旦达成，想要破坏就太麻烦了。因此他还是对着莫里森说道：“你找一下中国人的关系，我们没有渠道，但中国人一定会有渠道和朝鲜人联系上的。如果这位安将军能够在日中之间制造出一些问题，那么日中和解就会被舆论所破坏掉。”
当英国人把破坏日中和解当成了东亚外交政策的首要问题时，北洋军政团体也正在围绕着日中和解的前景加以讨论。假如说武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对于日中和解存有疑虑的声音，一部分民族主义者担心日中和解的前提是，中国需要承认满清给与日本的特权，这显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那么对于北洋团体来说，日中和解则是解除双面受敌的不利局势，几乎军政官员没有不赞成日中和解的，大家都认为日中和解将有助于北洋对于南满地区的消化，并且可以极大的增强北洋对于武汉向北方的扩张压力。
只是在如何对付武汉的策略上，北洋军政团体却出现了分歧，一种是主张武力对抗，一种是主张政治对抗，而政治对抗中又有推动政治民主化和优先发展经济两条路子，发展经济又有着保民生和发展重工业两条路子。
袁世凯面对这么多意见，一时都感觉到了头大，他其实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但是袁世凯的决断力是建立在对手的实力上的。比如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实力还没有超过大清时，他在朝鲜就显得杀伐果断，丝毫不拖泥带水的，如果不是上层拖了他的后腿，朝鲜问题未必会闹到日中全面战争的局面。
但是当他的对手实力远超大清时，比如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他的决断力就看不到了，东南互保其实不是一种决断，而是一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心态，但只要是上层精英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清如果不在了，北洋军还能存在下去吗？
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袁世凯面对武汉的实力，心里终究还是产生了一种怯意，这种心理使得他很难押注武力解决对方，但也担心政治解决是在给对方继续成长的时间。所以他最终把讨论的焦点放在了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发展经济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毕竟打仗终究还是需要金钱的。
只是在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北洋团体分裂的更加厉害了。比如主张发展重工业的军政人员，往往都反对进行土地改革，他们只是希望在现行的税收体制下腾挪出资源来发展工业。而认为农业和轻工业重要的官员，则认为土地改革是必然之举，因为现在北洋军直接统治下的地区，土地集中度已经相当高了，不对地权重新加以分析，不仅无地农民会倾向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地主也不会拿资源出来消费国内生产的劣质工业品。
袁世凯这时才发觉，他在前清时的地位根本压不住现在的北洋团体。在前清时，至少他上面还有个大家都认同的朝廷，所以如果有人和他唱反调，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朝廷的名义把这个人开除出北洋团体。但是现在大家虽然认他是国务主席，但并不认为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袁的恩赐，而是袁的权力来自于大家的支持，所以袁就不能禁止大家说话。
这样一来，袁世凯做出决断之前就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决断会不会让一部分人对自己离心离德，这就使得他在很多问题上不得不和稀泥。而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又往往令各方都不满意，以至于一些人都觉得袁大帅似乎真的是老了，否则怎么能做出这么多糊涂事来。
在经济路线上，袁世凯其实最依赖的两个幕僚就是陈壁和周学熙，一个是老友，一个是老友之子，但结果这两人又是意见相左。陈壁是前清时的经济官僚，他对于前清的财经政策有着诸多建树，但终究还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周学熙是西化派的代表，他主张发展工业强国，不仅仅是技术，就连制度也要学习西方。
陈壁是君主改良主义者，他和袁世凯虽然有交情，但对于袁世凯参与了光绪退位事件是感到不满的。只不过面对武汉在土地政策上激进手段，他才勉强留下和袁世凯共扶危局。不过他在土地改革政策上的温和立场，使得武汉多次提出抗议，最终在袁世凯的妥协下，陈壁和唐才常交换了位置，陈从农林部长变为了工商部长。
可即便是换了职位，陈壁依然认为保民生是首要之务。他的保民生，指的是优先农业和轻工业，先解决民众的温饱，然后再发展国家需要的重工业。陈壁反对用暴力剥夺地主的地权，主张采取赎买政策。不过他的主张连北洋内部都得不到支持，因为政府没钱。
而周学熙也公然批评他的保民生主张，道：“列强对于中国虎视眈眈，没有工业，军队打仗时就得拿着长矛弓箭上阵，在马克沁机枪面前，陈大人拿什么保民生？陈大人这是指望列强给我们时间慢慢发展，等到我们能够保卫自己了，他们才来入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