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均一并没有对林信义提出的主张有什么不满意，这让林信义也放下了心来，在武汉劳工党建立之后，他其实挺担心田均一这批人会在中国形势好转之后停留于原地，或者转向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立场。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毕竟田均一等人是觉得中国已经无路可走才听从了他的建议，去发动底层民众去对抗满清朝廷和列强，严格的来说，他们甚至连科学社会主义的爱好者都算不上。
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中，劳工党上下没有时间去考虑科学社会主义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及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抓住了这面旗帜，号召最广大的劳动者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当外部的威胁开始渐渐退去，党内的高层自然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科学社会主义和自身利益的冲突问题。
虽然党是依托无产阶级建立的先锋队，但在党建立之后它就不再是工人代表的集会，而是有着严密层次和高度集权的执行组织，因为党的建立就是为了推翻现政权，所以党自身就是一个小型的执政团体，这就意味着政权所拥有的通病，党也一应俱全，只不过程度稍轻而已。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着众多例子，比如张居正就属于想要身体力行去建设大同世界，或者说努力朝着大同世界的方向去治理国家，张居正的下场就是死后被清算，那些文官们不仅将其家人饿死，甚至一度要把其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
明代的党争和唐代的党争其实是两个类型，唐代党争争的是做事的权力，明代党争则是反对想要做事的人，所以唐代就算四分五裂，外族也很难入侵中国，而明代的士大夫则迅速的投降了异族。
林信义这次来中国之所以提出要先访问四川，就是要观察一下劳工党是否还在坚持自己是劳动者的代表。
社会上的所有问题被分为了两类：一类是民众不安分想要挑战社会秩序，这是暴民；一类是天子背弃了圣贤之道，所以天下纷争不断，这是昏君。如此一来，阶级矛盾就被彻底消灭了，因为儒家找好了两个用来替罪的羔羊，既解决了政府镇压民众的合法性，又解决了改朝换代新政权的合法性。
他可不是为中国的新封建王朝做事的。
苏联协助建立的国、民党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则干掉了欧洲一代年轻人，这当然不是林信义想要看到的未来。
不过情况看起来要比他预想的好的多，也许当初从日本离开的时候，田均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救国理论，那么今天的田均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显然要真挚的多，对于林信义提出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反扑威胁，田均一并没有不当一回事，也没有对这些小生产者表现出某种道德上的同情。
田均一的表现让林信义安心了下来，如此双方终于可以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这一问题进行没有保留的探讨了。假如田均一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那么双方基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而林信义也不可能对其表明自己全部的想法。
因此，在批评了小土地所有者拒绝集体化运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带来的危害性，林信义也终于讲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向田均一坦诚道：“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仅仅把自己当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是难以解决这些小土地所有者所提出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的，因为这一问题确实存在。
在我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应当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标准确实能够用于衡量全球各地的商品生产的真实价值，但是商品的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美国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是英国工人的一倍半，而英国工人一小时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二倍半，这就意味着同一件商品即便在中国、美国、英国以相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价，它们的实际价格也会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不同而天差地别。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小土地所有者不承认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他们认为是对土地的占有，才是粮食这一商品的价值内核，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希望占据更多的土地，从而进一步聚集对粮食生产的控制，最终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以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而国内耕地8.5亿亩，人均耕地不足两亩，以亩产一石半来计算，也就刚好能够维持全部人口的温饱问题。因此小土地所有者的想法不能说是错误，因为中国的粮食产量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消耗，那么占据的土地越多，粮食就越多，财富也就源源不断的汇聚到地主的手中了，因为人不吃粮食没法生存。
所以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农业生产力不足，虽然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八成以上的农业国，但中国的农业依然养不活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农民愿意支持我们打倒地主阶级的关键。但是旧的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努力朝着新地主的方向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阻止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发家致富，那么我们就会变成这些小土地所有者的敌人，以中国广大的农民数量，再加上列强的干预，我们必然会被小土地所有者掀起的广泛叛乱所打倒，而中国将会进入到更为黑暗的地方势力割据的局面，因为小土地所有者中不可能出现一个具有威望的统帅，他们的小私有者属性，使得他们都会谋求在本乡本土实现割据局面。这就是莫卧儿王朝覆没后，印度大陆在混乱中被英国殖民的历史。
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我们应当避免小土地所有者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当前所谓的尽快统一全国的呼声，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而是这样的统一只会进一步扩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反而被削弱了。
如北洋团体和江南的士绅，前者是北方的新贵，后者则是满清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占有了大量的土地，成为了大地主的军事和政治代表。虽然他们和我们是敌对关系，但是他们和那些小土地所有者也是敌对关系，只要他们没有被打倒，当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只会欢迎我们去解放他们，而不是担心土地改革会没收他们的土地。
但是当我们出动军事力量把这些大地主打倒之后，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反对的对象就变成了我们。因此，现在统一全国，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因为我们既不能从新解放的地区获得无产阶级的支持，反而让小土地所有者们联合起来了。
另一方面就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当前提高农业生产力也就两条路子，开荒和提升单位亩产。南方土地大多已经被开发，唯一还有大量土地没被开发的地方，就是北方地区。内蒙、外蒙、外东北和北满地区，有着大量的土地没有被开垦。
但是这种开垦应当是在党的组织下，以国营农场或军垦单位进行开发，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些新开发出来的土地会变成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增强了私有制经济。
至于说提升单位亩产，这就需要借助工业的力量，从目前各国的农业发展来看，农业机械、化肥、农药、水利设施和基础道路，无不和工业息息相关。
不过中国是一个工业极为落后的农业国，从外国引入工业技术和设备，培养工人阶级，实施义务教育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这就意味着，在短期内收割农业积累就是既定政策，农民感到不满也是正常的反应，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得到和自己劳动服出对等的回报。
这就是为什么，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虽然农民在私有制的问题上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不一致，但是农民在工业化的建设上，必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一个农业国不可能凭空变成工业国。所以在迫使农民付出劳动的时候，必须要制定合理的计划，逐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回馈农业…”
田均一对今晚和林信义的交流大有感触，在彻夜不眠的思考了整个晚上后，他于第二天白天再次和林信义做了短暂的交谈，请求其将对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写一篇文章，然后交由党的中央委员会议进行讨论。
林信义欣然接受了请求，并参与了这场会议的讨论。和四年前相比，党的中央机关也进行了较大的变革，之前党的主要决议取决于中央主席团，由六名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则增加九名候补中央委员。
到了1908年，劳工党的规模已经接近五十万，光是湖北境内就有三十万党员，湖南境内约4万党员，这三十四万党员构成了劳工党的核心。全国其他地区还有十几万党员，但对于党的理论研究较为浅薄，毕竟其他地区的党组织几乎都忙于斗争，而没有什么太平时间去研究理论。
1900年劳工党在东京成立时只有47人，几乎都是高中以上的知识分子，八年时间扩张到了近50万的规模，这一发展速度可谓是惊人。相比之下，孙文领导的兴中会即便以同盟会的名义吞并了其他各省的反清力量，此时的党员人数也只敢对外号称十万，实际其能掌握的也就广东一地数千党员而已。
而劳工党组织的迅速扩大和其领导的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不断胜利是分不开的，哪怕党成立已来有过三次极大的清退、党员工作，第一次清退了在党内搞人身依附关系的旧士绅，第二次清退了反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党员，第三次清退了反对把建设公有制经济作为党的根本任务的党员。
这三次清党都至少缩减了当时党员人数的5-10%，但是之后都让党迎来了一个更高速的发展期。党员人数的增加，使得过去结构较为简单的组织形式显然是难以适应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集中组织。因此中央机关进行了重组，由过去的主席团会议和中央扩大会议组成的双层决策机关变成了，政治会议、组织会议和负责落实决议的书记处，中央扩大会议只负责表决大的路线方针，不再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涉。
原本的双层决策，现在其实更加集中于政治会议和组织会议，政治会议还要优先于组织会议，后者更像是对前者决策的一种人事保证。而能够参加政治会议的委员也增加到了十四位，能够同时参加政治会议和组织会议的中央委员则只有七人。
从劳工党的决策流程来看，党的权力结构已经相当稳固，最高七人团对党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负全面责任，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则拥有议政权。这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又代表着各地的党组织对于中央的支持和沟通。
不提这一权力结构是否会导致党内官僚主义的诞生，但就当前的中国各政治势力来看，劳工党的内部消耗是最低的。北洋是袁世凯的一言堂，但袁世凯的命令也会遭到属下的阳奉阴违，南方同盟会就更乱了，先不提同盟会中央和各省同盟会之间有没有约束力，就是同盟会中央也是没有决议制度的，孙文连袁世凯的一言堂都做不到，他只能绕过同盟会中央，直接委派私人和同盟会地方领导人进行沟通，以私人关系要求对方服从自己。
所以，劳工党既能够在上层做出决议，又能把决议执行下去，就这两点已经把国内的其他势力都甩到身后去了。也正因为党的组织发挥出了作用，使得那些抱有旧知识分子习气的党员，越来越不敢违背党的组织纪律。
所谓的旧知识分子习气，就是他觉得你离开我就做不成这件事，所以上位者要是不合我的心意，那么我就撂摊子不干了，你自己去干吧。在没有劳工党这样一个组织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多数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要对手下搞权术，孙文则整天想要拉拢地方实力派支持自己，因为在封建的宗法关系下，地方士绅控制着地方的公共事务和经济权，绕开他确实在地方上就干不了事。
但是劳工党的组织形式，打破了党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又主张取消地主阶级对于乡村的控制权，于是在组织的力量下，地方上的宗法关系被破碎，知识分子和士绅恢复成了单个的人，这个时候组织想要让谁来做这件事，基本上都能干成，只不过是完成度的问题。
旧的知识分子和乡绅们，在被劳工党这种工业化的组织打击和教育下，终于认清了现实，除了少部分还试图保卫乡村宗法制度的保守派，多数人已经开始转向向劳工党靠拢，希望能够加入到组织中去，适应新时代的权力分配关系。
于是当林信义参加政治会议时，发觉与会的九位中央委员倒是有一半多是不认识的，没有参加会议的五位中央委员，都在各地负担着独挡一面的工作。不过，这些中央委员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对于他使用的林枫这个名字却非常的耳熟。
劳工党现在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理论，倒是一大半来自林枫的文章，党内仅有的几个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专家，也时常引用林枫的观点，因此他们虽然不认识林信义，对于林枫却相当的熟悉，自然也就没有人质疑，林信义为什么能参加政治会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