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劳工党内及劳工党的支持者们，开始集中于一种倾向：一是想要尽快把国内的其他势力打倒，完成政治上的统一；二是稍稍缓和一下对乡村的高压政策，对那些已经向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臣服的地主、富农给以出路。
这种倾向并不是战后才出现的，早在劳工党发动了武汉兵变夺取了湖北地区的统治权时，党内的一些人和党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就提出过，要善待愿意接受劳工党政策的乡绅，使地方上尽快稳定下来，避免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两面受敌。
当时这些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并不全然是出于对这些进步乡绅的同情，也是出于对朝廷武力和列强干涉的恐惧，毕竟太平天国正是在朝廷和列强的合作下被剿灭的，而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法全力消灭朝廷的力量，正是因为南方的地主阶级不断组织团练反对太平天国的统治。
只不过他们所设想的和朝廷僵持局面并没有形成，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不仅击败了朝廷派出的毅军人马，还把列强的联合舰队阻挡在了九江以下，这就使得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声望大涨，极大的震慑了地方上的乡绅地主。
等到对英、对俄两场战争取得了胜利后，融入武汉这个新政权就成为了大多数乡绅们的选择，毕竟那些试图保卫自己土地的乡绅都被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给镇压下去了，而劳工党的高层实际上大多也是出自乡绅和富农家庭，双方之间其实并没有深刻的个人矛盾。
在大势下向强者屈服，这是中国乡绅的老传统了，蒙元时期忠诚于大元的乡绅最终屈服于明军的武力，大明的乡绅同样向入关的满清八旗大军屈服了，太平天国席卷江南的时候，许多乡绅也是愿意投降的，现在换了武汉政权，一样不会有什么区别。
虽然武汉政权所推动的土地改革极大的损害了乡绅的利益，但是乡绅并不是不能接受新政权的强制措施，只要新政权能够接纳他们。只要能够融入新政权，那么就算他们现在交出了全部的土地，在新朝也一样能够重新发家致富，毕竟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没法被剥夺的，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远远高于许多不识字的文盲新贵了。
当乡绅举起屠刀加以威胁的时候，劳工党内部还是相当齐心的，毕竟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劳工党把消灭地主阶级当成党的土地改革路线之后，党内在镇压地主阶级的叛乱上，是不存在什么异议的，那些对地主阶级抱有同情心的人，一开始就不会赞成党的土地改革路线，自然也就难以在党内存在下去。
但是在地主们举起白旗投降的时候，许多人就产生了迟疑，毕竟他们中不少人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家投降了还不接受，岂不是等于否定了自己的革命性，因此在是否接纳地主家庭的投诚上，党内和党外都有着极大的争论。
党内的一些人主张应该给与这些地主家庭以出路，毕竟这些家庭是旧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建设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把他们不加以选择的统统拒绝，那么他们这些人怎么办？难道也要清理出党吗？
党外的一些人则认为，劳工党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胜利，现在只要按部就班的巩固建设治下的地盘，那么统一全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毕竟不管是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或者北洋掌握的北方地盘，都没有建立起成体系的工业，而在武汉，则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钢铁业的基础。
只要稍稍有些见识的知识分子就能看得出来，不管是南或北，其实都挡不住武汉的全力一击，现在真正妨碍武汉解放全国的，是列强对于北洋和地方势力的支持。所以，缓和同地主乡绅之间的对立，将有助于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加快解放全国的进程。
且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土地合作化运动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土地合作化运动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集体公社强迫农民进行共同劳动，极大的妨碍了农民的自主经营，使得公社出现了官僚主义倾向，由于要统一播种，统一收获，使得不少地方错过了播种时间，收获又不及时，以至于出现了减产现象，农民劳作了一年，最终连温饱都谈不上。”
这些知识分子站在农民的角度对集体公社进行的指责，得到了许多自耕农的支持，他们主张政府在农业生产上不应当管理的如此严格，特别是对统购统销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是拿农民的收获去养活工人。
这些舆论甚至引起了党内人士的同情，劳工党内虽然达成了消灭地主阶级的共识，但是对是否全面推动工业化这一问题上还是存在不少争议的。大部分留学生，特别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都是主张快速工业化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被满清延误了200年，若是不能尽快赶上欧美的工业化程度，那么下一次列强来进攻，中国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但是许多本土派党员并没有这样的见识，他们认为工业发展是必要的，但关键还是要先让农民改善生活，满清之所以统治不下去了，正是因为农民在列强的掠夺下纷纷破产了。此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满清的经济是被列强的工业品打垮的，而是列强用坚船巨炮强迫中国人接受了鸦片贸易，农村凋敝实为鸦片贸易所害。
这些人之所以反对满清支持劳工党，就在于劳工党能够禁绝鸦片贸易，从而恢复乡村的生产。但是他们对于工业化的力量还只停留在巨舰大炮的印象上，并没有意识到随着电力的出现，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进入到更大规模的生产模式，过去中国乡村自纺自织的土纱土布，已经被洋纱洋布给冲垮了。
19世纪末，中国乡村大概一年要消耗400万担棉纱，即便是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市场上的棉纱也主要以土纱为主，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洋纱进口数量就开始快速上升。到了1902年棉纱年进口236.3万担，棉布2144.2万匹；长江中上游各省进口棉纱占30%，江南地区占10%。
这些本土党员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还停留在洋纱洋布的进口上升是因为列强控制了海关，所以土纱土布才没法和其竞争，只要恢复了海关的自主权，那么乡村就可以恢复甲午战争之前的小农经济。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洋纱洋布的成本不断下跌，而小农经济下的土纱土布已经不太可能降低成本了。收回海关关税的自主权可以阻碍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但是这并不能让土纱土布重新回到中国经济的中心。
这种静止的看待世界的世界观，简单的把中外分成了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争夺，而忽略了工业国对农业国越来越巨大的技术优势，这大约就是儒学教育下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通病。
田均一终究不是穿越者，他没有见识过后世那种恐怖的工业生产力，21世纪中国钢铁工人一年炼钢1000吨，一吨钢铁和一吨稻谷的价格相当，而1000吨稻谷即便按照后世获得了工业支持的高产田来计算，也需要1000亩良田，而在这个时代则需要5000亩上好的水田。
如果直接用今天的稻谷来换算钢铁的价值，那么一吨钢铁至少价值十吨稻谷，这就意味着农业国需要五万亩良田，才能抵得上100年后工业国一名普通钢铁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而现在欧美的工业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因此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从而让农业国成为了工业国的收割对象。
从林信义这里转述而来的对工业时代的印象，终究还是差了一层的，因此在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请愿的声音面前，田均一也不能不有所迟疑，而这也正是林信义此次四川之行看到的景象，对于集体生产合作社的抵制，鼓吹小农经济对农民最有好处，要求劳工党实施仁政、善政，而拒绝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现在林信义这么一说，田均一立刻就反应了过了，他已经偏离了党最初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善待农民这句话不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发明的，而是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但是从有文字记录以来，知识分子只是打着善待农民的口号为自己谋取利益，没人愿意，也不了解该如何去完成这一仁政。
减轻农民的负担，轻徭薄赋，不去干扰农民的生活，与民休息，那个封建王朝一开始不是这么做的，到了最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盛世，然后就开始进入人相食的衰亡之世了。他终究还是不自觉的代入了旧士大夫的价值观，对继续革命产生了犹豫。
田均一很是惭愧但又无比清醒的对林信义说道：“你说的是正确的，我和其他同志在无产阶级的执基础问题上产生了犹豫，从而给了下面同志错觉，让他们以为劳工党所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王朝的仁政是同一个东西了。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纠正过来，如果继续让小农经济发展下去，恐怕今天党的支持者，明天就会变成党的反对者了。因为小农经济是避免不了土地兼并的，土地兼并一旦出现，新的地主阶级就会出现，那么我们现在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就等于是失败了。
不过，对于那些知识分子说的，收割农业积累以供养工业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吗？当前农业和工业之间最大的矛盾就在于这里，农民认为自己的收获被低价收购了，干好干坏都不能改善生活，工人同志则认为没有工业的话，朝廷和列强早就打过来了，这是必须的代价…”
林信义也反应了过来，当前的武汉政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列强的入侵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而是生产力不足。正因为生产力不足，所以工农联盟在击退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就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
这问题除了加快发展生产力之外，就不可能有第二条路可走，要么就是从海外获得大量的无息贷款补上人民的需求和生产力不足的缺口，要么有个外星人运来大批物资免费赠送给武汉政权，否则就避免不了工农业之间对社会资源分配权力的争夺。
反应过来之后，林信义也就不想就这一问题继续批评下去了，他转而说道：“首先我要再重申一遍，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有产者的先锋队，也不是受全民委托的议政代表。
也就是说，党必须站在，也只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农民是工人阶级联合对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同盟，但农民是一个群体，而非利益一致的阶级，农民中既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地主阶级，也有半脱离农业生产的小地主和富农，有全面参与农业生产但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也有半自耕半佃耕的小农，最后还有没有一寸土地的佃农。
这些人中，除了佃农因为没有土地和工人阶级都一样无产外，其他人都是有产者，即便是无产状态的佃农，他的想法和工人阶级也是不同的。工人阶级要求的不是掌握生产资料自己当资本家，而是要求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而佃农想要的是自己的土地，最好还能雇上几个长工，这样自己就能过上老爷的生活了。
所以，党不可能是农民的代表，农民也不会承认党是自己的代表，他们甚至都不会承认其他农民能够代表自己参加政治，因为小农经济的生产过程，就是通过兼并土地来达到雇佣他人耕作的致富之路，这条路上是不可能有什么朋友的，只有猎人和猎物的关系。
正因为农民这个群体存在着诸多矛盾，工人阶级才能联合农民中的一部分打倒另一部分，但无产阶级不能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就是农民既然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同盟，他们就会自动的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事实上农民在打倒了原有的地主阶级之后，他们想要的不过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成为按照劳动获得收入的农业工人。”
林信义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注视着田均一神情观察了数秒，才继续往下说道：“所以，这些所谓站在农民立场上出声的知识分子，那些主张自己受到了工人阶级压迫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强调农业对于工业的给养，而是要求保护私有制。
因为只有在私有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农民在私有土地上的耕作和处分自己土地的产出是不受限制的。这也是小土地所有者所认为的统购统销不公道的地方，因为他们无权对自己土地的产出自由定价，这无疑是堵住了他们的致富门路。
小土地所有者所设想的致富道路，和无产阶级要求的劳动报酬是两码事。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每一块土地上的劳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劳动投入来获得报酬，那么这些拥有土地的劳动者是不可能出售自己的土地的。
小土地所有者所期望的致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可行的，就是通过粮食的稀缺性，在市场供应不足的时间段里高价售出，从而获得比自己劳动付出更多的额外收益，这部分额外的收益才是致富。正是通过市场价格，扭曲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的关系，一部分小土地所有者才可能获得额外的积累，最终获得那些不善于经营的劳动者的土地，从而让自己变成为地主阶级的一员。
所以，党必须要清楚自己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党也必须要明确自己和无产阶级的从属关系，不能把自己当成超越阶级的正义使者，如此便能知晓这些知识分子和小土地所有者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自然也就不会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
至于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民的需求被满足，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小土地所有者就会发现，自己经营的小块土地不可能再有什么致富的机会，他们也就会彻底的放弃劳动致富的美梦，从而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