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林信义等一批军官获得了晋升令，加上文化课各正式成员已经到位，林信义于是便召开了一次文化课正式成立的会议，一是让课员们互相熟悉一下，二则是宣布一下文化课的工作方向。
军令部其他各课都是需要部长进行指导工作，军令部各班已经改换成各部，虽然只是名称上做了改变，但实质上军令部终于实现了和海军省平起平坐的理想，成为了高于其他中央各部半级的机构。班改部就是代表军令部已经不再是部级机关，而是领导部级机关的存在。
第四部原本是负责通信事务的部门，在军令部各部门中排名最后，名义上这个部门的工作内容是负责整个海军的通讯规划设计，但实际上通讯单位归海军省管理，通讯计划只是按照第一班作战班的要求提供通信保障计划，甚至有的时候作战班干脆直接给第四班下达指令，要求他们按照作战方案来补充通信计划，压根就没有给第四班发挥的余地，可一旦出了问题，第四班又要为通讯不及时承担起责任。
因此这个新成立不久的部门正是军令部中的养老院，大家来这里不是过渡就是等待退休的，压根不指望能在这里做出什么成绩来。但是林信义归来之后，先是在第四班下建立了文化课，接着又从海军省手中夺取了对无线电研究所的管理权，通信课也改名为通信技术课，第四部总算看到出人头地的曙光了。
但是，过去作为养老院的时候，没什么人想来第四部，可现在第四部的通信技术课和文化课看起来前景都很光明，明显都是可以出成绩的地方，于是第四部的部长和通信技术课的课长都成了令人垂涎的好职位。
不过没人会来和林信义争夺文化课的控制权，一方面在于林信义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第四部的地位，可以说第四部未来的发展都和其有着不小的联系，自然没人愿意去得罪他；
另一方面就是文化课到底该做什么，其实大家心里都没数，也只有林信义能把这个新部门玩出新花样来，大家又何必自取其辱呢？
文化课的九名课员来历也很有意思，水野广德大尉、百武源吾大尉是林信义的前辈，但是剩下的7人除了丰田贞次郎中尉是海兵33期，其他六人一半是海兵32期的，一半是陆战学校第一期的。由这些人事安排也能看得出，军令部的主官对于文化课并没有采取什么牵制措施，林信义在文化课内占据了绝对的控制权。
水野广德大尉是文化课内最年长之人，他也是唯一一位此前未和林信义见面过的课员，百武源吾大尉在学校期间还是和林信义见过面的。而看着文化课内只有两个中尉，一个是33期的丰田贞次郎，一个是32期的津田静枝，水野广德也是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不过除了百武源吾这个大尉有些水分外，其他几位大尉却都是有着实打实的功绩打底的，陆战一期的三位就不必说了，他们三人跟着林信义去了印度一趟，大尉其实已经是低授了，事实上有人也和这三位谈过，如果他们愿意离开军令部的话，就可以授予少佐军衔，留下则只有大尉。
松下薰、井上继松两人，在海兵学校期间就是研讨会的核心人物，并受过奖赏，所以这两人的大尉也一样不存在水分。事实上两人在32期都属于第一选拔组成员，他们留在舰队中前途更佳，但是松下薰不喜欢舰上生活、井上继松和同事处理不好关系，因此两人最终还是选择来文化课。
看过这些课员的履历，水野广德也知自己就算是林信义的前辈，也不可能撼动对方在文化课的权威，当然他也没有这个想法，毕竟他能来文化课是凭借了秋山真之和林信义的友谊，他当然不会去和对方争夺什么权力，倒是百武源吾或者还有这个可能，毕竟百武不仅仅是前辈还有着深厚的背景。
但是等到这场会议召开之后，水野广德便觉得百武源吾应该是没法和林信义争夺什么文化课的权力。在会议召开之前，林信义带来了一副卷轴，说是作为文化课成立后的前途指南针，不过当他打开卷轴后大家发觉上面只是裱了一张白纸。
就在众人怀疑林信义拿错了卷轴时，却见他拿着空白无一物的卷轴对着众人说道：“这就是文化课现在的情况，一张白纸。文化课的未来有待于我们一起去填充内容，所以大家的想象力和执行力，决定着文化课的未来到底是绝世名画，又或者只是废纸一张。”
随着众人被林信义的开场白吸引住后，林信义便放下了手中的卷轴接着说道：“如果我今天和你们强调纪律和服从，那么海军不过是多了一个服从上命的官僚机构，这样的机构在海军中比比皆是，我不认为这种机构对海军有什么好处，毕竟文化对于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来说是相当玄学的，与其通过文化来激发军人的勇气，倒不如老老实实的多购买一艘军舰，多训练一次作战和开船的技艺。
所以，文化课虽然有负责激励军人士气的责任，但这并不是文化课的全部工作。现在，我想请大家各抒己见，说说看，文化课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我们必须做的，什么工作是可以做的…”
水野广德大尉很快就发觉，除了他和百武源吾大尉之外，其他人很快就进入到了讨论状态中，显然这种会议模式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这种没有主题的会议就有些让人难以适从了。海军中并不缺乏可以自由讨论的会议，不过这种自由讨论是在上官先确定了主题之后的自由讨论，而不是连会议主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
应该来说，海军内部的民主气氛要比陆军强的多，但这种强也只是和陆军作对照，明治初期建立现代陆海军时，军中的民主气氛还是比较浓烈的，毕竟大家对于什么叫现代的陆海军一无所知，所以只能集思广益。在这种不分阶级的讨论中，日本才建立起了一支有别于封建时代的现代军队。
不过随着陆军转向学习德国军制，和西南战争造成的对军中异己思想的镇压，陆海军就开始变得保守且重视阶级起来了，上级对于下级的蛮横无理举动，下级必须要无条件的服从，不得反抗，否则就要受到军法的惩处。
水野广德和百武源吾都是在这种异化的军事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当然后者受到的上级刁难要比前者少得多，毕竟军中欺负人也是要看背景的，对于那些地位高贵的皇室成员和军二代，他们只会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不是这种服从性的折磨教育。因为对于皇室成员照顾的过于周到，以至于伏见宫博恭王主动退学跑去德国留学了。
所以水野广德和百武源吾都感受到了在圈子之外的隔离感，虽然林信义在会议中并没有区别对待他们，但在这样的自由讨论中，两人发觉自己的资历失去了效用，能够在会议中取得主导权力的，只有那些发表意见获得多数人赞同的人，而不是前后辈关系。
一般来说，林信义虽然就任了文化课课长一职，但水野广德和百武源吾作为课内的资历深厚者，将会顺理成章的负担起课内的日常工作，这也是两人被安排来此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场会议就打破了这个潜规则，在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大家很自然的就把文化课的工作分为了三个部分：内宣工作、外宣工作、总务工作。
林信义顺势就把水野广德和百武源吾及井上继松大尉三人安排在了内宣工作上，毕竟这也是海军上层认为的文化课的主要工作，其他六人则分别安排在了外宣小组和总务小组，文化课也就粗略的分成了三个工作小组。
水野广德意识到，他和百武两人实际上失去了位于林信义之下的第二、三人的地位，现在课内各人显然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大家手上各有分管的工作，对于有争议的部分则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虽然这种工作分配的模式削弱了他和百武的资历优势，但水野还是保持了沉默，没有对林信义提出异议，因为林信义能够把工作安排到每个人，这点就很让人吃惊了。在来文化课之前，他都没想过文化课居然有这么多工作可以做，但是现在这么一讨论，水野才发现文化课要做的工作居然比作战部都要繁琐了，这些工作他完全不知该怎么入手，因此自然也就没什么可争的。
百武源吾的想法也许和水野差不多，他也没有对新工作的安排提出什么不满，于是，林信义便开始对初步成型的文化课谈及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当前我们要做的主要具体工作有这几样，第一个是宣传工业化的意义和海军为什么要支持工业化；第二个是处理好海军及外联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财务方面的账目一定要清楚。文化课现在掌握的民间报刊和正在谋求设立的一系列媒体工程，都会放在将要成立的东洋文化艺术基金会名下，不把账目处理清楚，我们之前所做的工作就会变成海军身上的污点了。
第三项工作内容是准备好大规模的调查工作，这些调查工作的目的：一个是为日本的工业化道路设计提供资料参考；一个是对海军内部的官兵情绪进行调查，搞清楚有多少人愿意留在海军，为什么留下？多少人想要复员，为什么想复员？
当前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以上三点，内宣、外宣和总务三个小组要密切配合去完成它…”
应该来说，文化课的正式成立工作会议召开的还是不错的，至少东乡次长对于林信义递交上去的会议纪要是满意的，当然文化课的主要工作决不仅只这三项，至少林信义现在自己负责的舆论工作就没有对课员们公开。
山本海相在内阁会议上对着私铁国有化方案发难，政友会在会后很快就发起了反击，他们在报纸上指责军部肆意干涉政府工作，完全是藩阀作风。
但是很快就有倾向于陆军的小报登出了对私铁国有化方案的揭秘报道，该报道宣称：“自1872年京滨铁路建成，30年里日本铁路里程建成超过7000公里，可以说环绕日本本岛的铁路干线网已经基本完成，为国民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可是当初私人建设铁路时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所以许多铁路线路设计不够合理，且工程质量低下，30年过去后，许多铁路线路不是处于亏损就是运行状态不佳，而最糟糕的是，当初为了减少成本，铁路设计采用了窄轨。
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明治初期而言，窄轨铁路确实是满足了民众的需要的，毕竟当初日本各地并没有那么多人和货物需要通过铁路运输。但是现在的日本经过了40年维新，国力处于快速的上升时期，各铁路干线的交通已经不敷使用，可是私铁公司并不愿意投入巨资去改造这些老旧铁路，便想要把铁路出售给国家。
请国民们想一想吧，国家收购了这些老旧铁路之后下一步是做什么？难道不是投入巨资进行改造吗？这不就是等于花费了巨额资金购买了一堆废铁？假如政府真的是为了国民出行考虑，为了国家的未来考虑，那么就不应该考虑购买这些废铁，而是在这些旧铁路边上建立全新的标准轨距的铁路…”
陆军指责私铁国有化方案是政党向财阀们输送利益，财阀们控制的小报自然不甘示弱的进行的反击，把陆军迟迟不肯从满洲撤军，且还想增加到25师团的事拿出来说事，认为陆军的所作所为就是打算把国家拖入到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中去，国民根本不能从战争中受益。
支持战争的右翼分子立刻对反战言论的小报进行了反击，他们主张日本这个国家本就是军部在一场场对外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要是没有军部在日清战争中的胜利，怎么能够获得清国数亿两白银的赔偿？怎么能够让日本登上朝鲜半岛？
而在今次的战争中，日本付出了数万条人命和十多亿日元，自然就应该获得比日清战争更大的回报，假如中国和俄国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必须要把战争进行下去，此时提出和平就是对天皇、对日本国民、对战场上牺牲的军人的背叛。
在争论中，有人更是提出：日本现在不是没钱打仗，而是钱都被财阀们给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日本是天皇的国家，大家都是天皇的臣民，为什么一部分臣民占据了大部分财富，而大部分臣民却连温饱都很难解决，这难道是天皇所允许的吗？应该以天皇的名义没收所有的土地和工厂，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国民，而工厂收归国有，为战争服务……
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政府下令禁止了，不过这篇文章的作者倒是被许多人记住了，许多人都认为这位叫做北辉次郎的人说的很有道理，于是连带着他此前被禁的《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一书也被私下传抄开了。
应该说，一开始支持军部的报纸和财阀控制的报纸互相攻击的时候，陆军上层是半推半就的，一方面他们觉得打击一下政党不是什么坏事；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毕竟国民总不能把军部和民党一起打倒，然后自己组建政府吧？
但是随着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右翼分子和政党成员亲自下场论战，这场舆论大战就渐渐失去了控制，变成了陆军和政友会之间的直接对立了。海军和宪政本党虽然也被舆论波及，但双方却表现的很克制。
于是在4月中旬，原敬为了平息民众对于政友会推出的私铁国有化方案不满，宣布辞去内务大臣一职，这实际上宣告了私铁国有化计划的终止。一周后，外相加藤高明也宣布辞职，加藤的辞职是因为日本的外交陷入了死胡同，他既不能要求中国对日本做出补偿，也无法改变立场要求陆军无条件撤军，只能称病请辞，于是西园寺内阁变得摇摇欲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