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义的话让各位委员们展开了讨论，普通党员或者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在这间房子开会的中央委员们还是知道，党已经准备终结满清的统治，预备推动建立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了。
党的这一阶段性目标没有任何委员提出异议，在击败了俄国之后，哪怕党内的温和派也觉得君主立宪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了。此前他们主张缓和同立宪派士绅之间的对立，是为了把党的力量集中在战争上，毕竟这场战争如果失败的话，不仅仅中国将会再一次失去大量的土地和权利，俄国也将会进入关内地区，展开对中国内部革命的干涉。
但是现在，中国以较小的代价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不管是武汉或是北洋在这场战争中都没有出现伤筋动骨的状况，反而在这场战争中锻炼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也是战争中防御一方的优势，只要没有在第一时间被进攻方打破防线，那么防守方的损失肯定是远远小于进攻方的。
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武汉和北洋的力量已经压倒了国内各方势力，而这场战争结束时，这个差距就进一步拉大了。在战争爆发之前，西北、西南、东南的地方势力还有着割据一方的念头，他们是打不过武汉和北洋任何一方，但是武汉和北洋还能分散力量来攻打自己吗？
这场战争则打消了这些地方势力的幻想，他们发觉自己似乎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武汉和北洋不管哪一方都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量就能教训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天下该谁说了算。
比如此前西安、宁夏、新疆的满人势力还有卷土重来的想法，毕竟这些地区的满人还没有完全的腐化，还是能够上的了战场的，地方上也能掌握住局势。但是在蔡锷收复库伦、打下上乌丁斯克之后，西北的局势立刻就明朗了起来，各方势力都开始和满人划清界限，就连乌里雅苏台这种被满人直接掌握的地区，也干脆的跑去库伦向蔡锷领导的军队输诚去了。
这种国内局势的变化使得君主立宪制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了，一年前君主立宪制甚嚣尘上，是因为武汉的武力还不足以压制国内各方，满人在地方上、在军队中还存在着一定影响力，国内的地主阶级觉得可以联合满人的力量以压制武汉，所以才鼓吹起了君主立宪制度。
但是现在的武汉已经通过一场对外战争表明了自己的力量超出了这些地方势力的想象，而唯一能够和武汉对抗的北洋集团也认识到了和武汉的差距，袁世凯已经失去了以武力解决武汉的勇气。没有了北洋挡在武汉的面前，各方势力自然不可能去同武汉正面对抗。
对俄战争的胜利又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社会舆论对满清的厌恶，使得君主立宪制难以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同，特别是南方各省的民众拒绝向一个满人皇帝效忠，哪怕他们中有不少人觉得光绪帝其实还不错，毕竟光绪帝就没有做过什么恶，但他们也依然不愿意让满人继续在汉人头上耀武扬威了。
因此当党的中央决议通过要终结满清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时，与会的委员们就没有反对的，就算有几个委员有所迟疑，也不过是想要确认这个时候提出终结满清统治的主张，会不会招来外部的干涉。不过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在终结了满清统治之后，该如何建立起一个人民共和国。
党内政治民主派和专政派的矛盾开始激化，就是对结束满清统治后如何确立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产生的分歧。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诞生是一种意外，就连田均一也没有预料到慈禧刚刚返回北京就会着急向南方各省下手集权，从而不得不发动了兵变。
在当时的局势下，劳工党只要稍稍对领导权做出退让，不管是外部的敌对势力或是内部的军头、地主阶级，都能让武汉的工农兵委员会迅速的消失在时代的浪潮中。因此哪怕是主张学习西方政治民主的党内成员，也服从了工农兵专政的现实需要。
但是现在的劳工党已经不在如几年前那么的弱小，而武汉以外的各方势力也大肆宣扬民主和共和，这就使得党内政治民主派的声音开始大了起来，他们试图以和平的方式把各方势力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从而避免内战和列强的干涉。
林信义刚刚说了这么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固然是给了政治民主派一个重重的打击，但是他提出向美国政治学习的主张，又让这些政治民主派感到了一些希望，于是谢缵泰、程家柽两位委员先后向他问道，“学习美国的政治，是否是学习其三权分立的原则呢？”“美国在政治上的民主，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我们该如何去学习？”
林信义伸出双手虚虚一按，让委员们安静下来之后才接着说道：“我说的学习不是照抄，有的人认为只要把外国的法律和制度搬入国内就能建立起一个复刻版得英国或美国，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毕竟古人都明白，把橘树移植到淮水以北就长不出甜美的橘子了。
我说的学习，是指要如何学习美国资产阶级是如何通过设计政治体制和法律来实现资产阶级的专政的。就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来说，从表面上看这一原则保证了美国选民有能力保卫其政治上的民主权利。
但是选总统要钱，选议员要钱，打官司也要钱，在政治的实践中，美国资产阶级保证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上，所谓的三权分立，实质上指的是三权分散掌握在不同的资本家手中，从而完成了资产阶级的专政体制。
在美国的这个资产阶级专政体制中，其他阶级是不可能把自己的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因为从一开始这些阶级就被金钱阻挡在了政治体制之外。也许会有个别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奋斗进入到这个体制之中去，但只要他不按照资本的利益去行事，那么他就不可能进入到体制的顶层，而按照资本的利益去行事，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臣服于资产阶级的意志。
而三权分立的原则也是符合资本的自由竞争阶段的，在资本的自由竞争阶段，机会均等是最为符合自由资本主义的需求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进步主义者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现象，这些进步主义者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客观上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约束，给美国无产阶级带去了一些好处。
但美国的进步主义者维护的是机会均等而不是反对剥削，他们的行动实质上是延缓了美国的社会矛盾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压迫。所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可以向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发起挑战，但绝不会放弃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法案，哪怕他清楚这种歧视并不道德，但有色人种妨害了白人的机会均等，就不得不维持对有色人种的歧视。
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政治体制，就是要学习美国，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设计一系列的政治体制和法律，确保国家的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简单的说，就是无产阶级优先。”
各位委员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谢缵泰忍不住脱口说道：“这样做的话，民主究竟体现在何处？”
林信义看了他一眼后坚定的说道：“资产阶级的专政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同样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也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是不可能超越阶级的，地主阶级不可能给无产阶级以民主，资产阶级也不可能给无产阶级民主，那么无产阶级有什么必要给与他们以民主？
在封建王朝，成为地主阶级的一员是民众的奋斗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资本家是民众的奋斗目标。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众的奋斗目标就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
一个把无产阶级当成牛马，认为有产者才是人上人的社会，难道是社会主义？这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这一晚的会议给了在场的委员们以极大的震动，哪怕是田均一都开始有所反思。在会议结束后，他特意留下和林信义单独聊了会。
他诚恳的向林信义表示道：“过去我一直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你说最艰难的时刻其实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今天晚上听了你说的这些话后，我倒是有些理解了。
我们革命的对象是已经被民众所抛弃的腐坏的偶像，只要我们和民众取得一致，那么这个腐坏的偶像很快就能被打倒。
而革命之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民众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果我们自己都走错了路，民众又怎么能够选对正确的方向呢？”
林信义沉吟了一会后也点头认同道：“所以，不能指望个人是永远正确的，也不能指望人的思想永远不发生变化。事实上稳固不摇的只有阶级利益，而个人和组织的立场则是可以转变的。
过去的英雄，日后也可能变成狗熊；过去的革命党，日后也可能变成反动派。这就是利益改变带来的立场变换，也是历史的客观规律。
就如第二国际过去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当机会主义者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掺杂到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去，那么必然会带来无产阶级的分裂，第二国际也就变成了一个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组织。
我们现在强调民族自决，是因为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都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阶级。民族自治制度是各民族无产阶级还没有上升到主体程度的临时之举，假如日后有人打着民族自治的口号用以压制无产阶级的力量，那么这就是一种反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