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义回到武汉之后其实并不想过多的接触实务工作，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返回日本，插手武汉这边的实务工作只会弄的半三不四，他在武汉只想促成中俄无产阶级的联盟、亚洲联盟机构的完善，然后再考察一下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化，就大方向上提出一点意见。
不过随着他在武汉的日常活动开始稳定下来，许多工作自然就浮现在他的面前，毕竟过去几年里田均一等人一直都是按照他所设想的革命道路前进，他们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因此自然就趁着他在武汉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推到了他的面前。
而随着他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或解决办法后，自然就吸引了更多的事务到了他的手中。说到底劳工党虽然是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党内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了解确实是比较浅薄的，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建立之后的道路，许多人确实看不清方向，因为欧洲的社会主义研究也没有达到实践的阶段，东方刚入门的社会主义研究自然就更加的茫然了。
不过对于穿越者来说，这些问题在历史上都出现过，他只要给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就可以了，在党的集中制还没有发展成为领导集中制的时期，党的工作很自然的就集中到了林信义手中。在9月的最后几天，林信义赫然发现，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被不断增加的意外工作所牵制了，从工业的规划发展、金融信贷的政策、对外关系的处理，到党内的组织人事，都被各委员转送到自己这里进行咨询意见。
10月1日晚，在党的中央委员日常例会上，林信义对自己的工作向各委员提出了建议，“过去几天里，各部委把许多问题都转送到了我的办公室，我研究了之后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大部分的问题其实各委员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解决思路，他们之所以转送到我这里，主要还在于吃不准自己的思路是否会出现新的问题。
我认为这不是各位委员在工作能力上不如我，而是各位委员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没能找到和自己思路相符合的判断，简单的说就是当前党的理论研究已经落后于党的实践了。本党虽然是因为政治利益相一致而组成的政党，但指导本党前进的主要是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日常实践活动。
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和资产阶级的政党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因为无产阶级的目标是改造世界建立一个符合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新世界，我们需要扬弃许多不符合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旧传统，但资产阶级的目标是确保自己始终占据世界的顶端位置，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新世界，所以他们只要遵守自己的利益行事就可以了，他们对于改造世界的动力源自保住自己在世界顶端的位置不至跌落。
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异常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理论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那么这个理论要从何处来？既需要从实践中去总结，也需要有人去思考总结。
没有马克思着作了资本论，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认识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剥削来自于何处，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认清自己的敌人是谁。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指出如何打倒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所以巴黎公社失败了。
但是巴黎公社的失败又给了无产阶级一个冷酷的教训，就是资产阶级会和一切反动力量联合起来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革命政权和广大的觉醒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哪怕是代表着更美好的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一样会被联合起来的反动力量所扼杀。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因，而要唤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就必须要有正确的无产阶级理论去引导。当广大的人民群众觉醒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并投身于阶级斗争中去，那么反动势力就会迅速的垮台。
而我们当前所缺乏的就是指导我们前进的完整的无产阶级理论，我们需要研究适合于中国的无产阶级理论，也同样需要研究适合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乃至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理论，因为资产阶级不可能和无产阶级和平共处，资产阶级能够生存下去，就在于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于一处地方，那么迟早它都要卷土重来的。
试图抛弃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来构筑本国、本民族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也迟早会被新的资产阶级所抛弃。只有在解放了全人类之后，无产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在座的委员除了田均一等几人外，其他人其实对林信义的发言理解的并不深刻，毕竟他们并没有在看不清中国未来的时候和林信义坐下深入的讨论过中国革命及中国前途问题的时候，因此他们对于林信义重视理论研究的主张，感受并不是那么的深刻。
不过对于田均一，林信义的这番讲话又让他似乎回到了在日本乡下夜间倾听对方规划中国革命的时候了，他几乎第一时间就接受了林信义的主张，哪怕在之后有时间去思考对方的讲话，他也不觉得对方的主张有什么问题，因为在他推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是依赖林信义提供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
因此田均一很快就向林信义发问道：“那么林枫同志，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加强理论研究工作呢？”
林信义直言不讳的说道：“过去党的理论工作主要是翻译国外的社会主义着作和组织党员进行学习。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在欧洲，欧洲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也远远强于欧洲之外的地区，但我们必须也要看到一点，就是除了巴黎公社之外，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没有再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过，这就意味着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较我们深入，但未必全然正确。
因为他们缺乏实践，特别是欧洲以外的地区，不管是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组成都和欧洲截然不同，就更加不能随意的引入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本地区的革命实践了，否则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最终让革命群众失去了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
所以，接下来党的理论工作，应当不仅仅在于翻译社会主义着作和组织党员学习，还应当进行小范围的实践并进行讨论，对那些不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进行修正，对那些明显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错误理论要进行批判。”
田均一忍不住打断了林信义问道，“那一部分理论是错误需要批判的？能否说明一二？”
林信义不假思索的说道：“比如过去党内有几篇文章介绍了伯恩施坦的一些观点，主张社会的自然进化论，认为不需要阶级斗争也一样能够完成社会进步，似乎只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资产阶级就能自动的退出政治舞台了。
伯恩斯坦以英法两国的革命来验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温和的英国革命比暴烈的法国大革命要好得多，如果法国人选择了英国方式的温和革命，那么就不至于在大革命中掉了那么多无辜者的脑袋。
不过伯恩斯坦显然是割裂了历史，以孤立静止的观点去比较了英法两国的革命，才会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所谓英国式的温和革命是建立在15世纪为争夺英国王位的玫瑰战争，16世纪亨利八世对天主教的打压，17世纪查理一世和议会的内战的一系列事件上的不间断变革。
这三大事件沉重的打击了英国贵族和教会的势力，从而使得英国新兴地主和商人的势力做大，这才有了18世纪英国的温和的政治、经济的改良。而法国大革命不过是把过去三百年里英国掉落的贵族和教士的脑袋在几个月里一起砍了，才会显得如此血腥，但双方在革命过程中杀的人在总数上相比，英国人其实更多一些，只不过在时间拉长之后就显得不那么残酷了而已。
所以，从英法革命的历史来看，统治阶级就不可能温和的放弃自己的权力，资产阶级从旧贵族手中夺取权力从来不是文质彬彬的，是通过对贵族阶层的屠杀，使之不得不让渡了自己的权力。
伯恩斯坦所主张的社会改良，其实和儒家所鼓吹的上古三皇禅让神话差不多，他们一边鼓吹地主阶级是和平的从奴隶主手中获得了政权，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地主阶级从来都是依赖暴力完成王朝更替的。
满清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最为完善的王朝，哪怕已经维持不下去自身的统治，对于试图夺取自身权力的维新派，也一样会拿起屠刀。所以，没有革命的暴力对待反革命的暴力，那么就休想让反动势力交出一丝一毫的权力。
今天中国无产阶级真正占据优势的也就武汉这一座城市，出了武汉之外的地方就是地主阶级占据优势的地方，地主们尚没有放弃消灭我们的念头，但是党内一些同志已经开始鼓吹社会改良而批判起阶级斗争来了，这样的错误的理论难道不应该在党内进行严厉的批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