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黑格上校终于撑不下去，决定撤向贾木纳河左岸的古瓦哈蒂去。随着罗伯特.坎利夫.洛将军部队的投降，提斯塔河以西不仅完全失去了英军的踪迹，就连贾木纳河右岸的阿萨姆游击队也积极的行动了起来。
在所谓的比哈尔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这些阿萨姆游击队开始对贾木纳河右岸的城镇进行了封锁，并对那些伐木公司和茶园展开了进攻。这种战术让英军疲于奔命，游击队的实力其实并不强，但是在中国人的教导下，这些游击队开始越来越会利用本地复杂的山林和英军进行周旋。
于是英军很快就发现，他们实际上不是在战斗，而是在和游击队捉迷藏，但是一个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游击队的猎物，这让英军的士气越来越低落，而比哈尔人民解放军也开始渡过提斯塔河，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却发动了宣传攻势。
英军中的印度士兵是最先泄气的，他们觉得友军已经被打败了，自己待在这个突出部，实际上是处在了中国人和本地游击队的包围圈内。中国人的宣传听起来也相当的有诱惑力，只要他们放下武器投降，那么就可以被遣送回恒河南面去，就不用在阿萨姆邦的丛林中白白丢掉自己的性命了。
对于才刚刚转为职业军人的印度士兵来说，这样的政治宣传确实很有诱惑力，反正连英国人都投降了，他们失败也是迟早的事，为什么要在丛林里每天跋涉冒着被游击队员冷枪射击的风险。他们现在放下武器不仅可以早点离开战场，也不用担心什么惩罚了，毕竟被俘虏的人可多了去了，没有理由只针对他们这些抵抗到最后的人。
印度士兵开始在作战时主动缴枪投降，然后也确实被优待送离了。到了一月下旬，投降的已经从个别士兵发展到了整班、整排的印度士兵的投降了，甚至连英国士兵都加入进去了，因为中国人派出的不仅仅有印度士兵的宣传员，甚至都开始出现英国士兵的宣传员了。
一开始英国士兵是很有侵略者的自觉性的，他们认为本地的土人一定不会放过自己，所以在战场上总是顽强的战斗到最后，实在没有希望了才会放下武器，这点和印度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在自己这边占有优势时，英军中的印度士兵才是比较顽强的。
不过随着中国军队优待俘虏的政策开始传扬开来，有些英国士兵在西藏和大吉岭经历过两次被俘，很快就把自己的经验告诉给了战友，因此英国士兵认为向中国人投降还是比较安全的，至少不用担心放下武器后被报复。
此外中国军队对俘虏的政治宣传，放下武器的英军虽然能够受到优待，但也必须要接受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一开始也许很难被英国人接受，印度人倒是比较容易接受，毕竟英军中的印度士兵是受压迫的最底层，英国士兵至少还有印度人可以欺负一下。
不过英国士兵在本方不断遭到失败之后，也终于开始认真的听取了中国人的政治宣传，不了解胜利者的想法，失败者很容易丢掉自己的性命。假如中国人在战场上连连失败的话，他们自然是懒得理会这样的宣传的。而英国本土来的士兵，是不同于来自于其海外殖民地的士兵，他们特别的敬畏权威，于是面对中国人的政治宣传，倒是真有几个英国士兵觉得留下来和印度人民战斗，比回去受长官压迫强。
林信义立刻把这些转向人民立场的英国士兵安排进了宣传部门，用来向阿萨姆邦的英国士兵做宣传。这些英国宣传员的出现相当的打击英军的士气，再加上游击队封锁了对城市的供应，军队的粮食也渐渐开始不足，黑格上校于是决定撤退。
当然，加尔各答无力派出军队对印度人民委员会进行平叛，也让黑格上校认为自己在贾木纳河北岸的坚持失去了意义。他和部下们之所以还能坚持下去，是对加尔各答的反击抱有期望的，毕竟大英帝国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认输呢？
但是加尔各答不久没有立刻派兵进行反扑，反而派了谈判小组去谈判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黑格上校及其部下们顿时大失所望，撤退也就正式提上了日程。
在游击队的封锁道路下，英军想要从各个村镇集合起来，然后渡过贾木纳河去，显然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任务。不过黑格上校吸取了大吉岭和西里西古两次逃亡的经验，还是完成了这一任务，2月6日-2月10日，4个多营的英军成功的渡过了贾木纳河，撤到了古瓦哈蒂。
不过黑格上校的成功撤离，也就意味着把贾木纳河以北地区都丢给了中国人和游击队，这下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两岸也开始出现了反抗英国人的游击队了。英国人在这一地区的控制范围大大的缩小了，封闭的曼尼普尔土邦也受到了震动。
对于加尔各答来说，原本用来防范中国人的山下东西两防御区域算是完全被打破了，基钦纳勋爵和英国将领们焦头烂额，开始重新调整防线。一些英军军官认为，不如把那加兰以北地区放弃掉算了，要是想要坚持在那里的驻军，就会遭到和黑格上校一样的困难，被地方上的游击队重重封锁，路上损失的物资比驻军消耗的要多的多。
面对加尔各答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威尔士亲王夫妇终于决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预备打道返回欧洲去了。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出身的王储，乔治很清楚自己夫妻待在加尔各答牵制了太多的英军力量，他们离开之后反而能够让基钦纳勋爵有余力去应对咄咄逼人的中国人了。
当然，这样的离开在印度人眼中颇有一种落荒而逃的意思，大英帝国的威严出现了一条深刻的裂痕，就连国大党的成员都开始觉得，英国也并不是永远都能强大下去的。
居住在伦敦的达达拜·瑙罗吉，国大党的奠基人，也从报纸上看到了印度人民委员会发表的政治主张，虽然他并不认同暴力革命，但是对于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却是部分认同的，认为不勾销那些本不该强加于印度人民身上的负债，那么印度的财富就会不断外流，而印度人民也就没法摆脱贫困。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国大党温和派的来信，希望能够回印度主持大局。一方面为了弥补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裂缝，另一方面是阻止激进派主导国大党。
随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群众运动的不断发展，激进派已经越来越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因此激进派要求让提拉克成为国大党年会主席，或者他们将退出国大党另外成立一党加入印度人民委员会。
国大党主流是反对加入由劳工党组建的印度人民委员会的，他们认为印度人民委员会煽动民众暴力反抗英国统治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加入这个组织会让国大党也失去合法的地位，此外印度人民委员会还煽动底层农民反抗地主，这是国大党主流难以认同的，面对劳工党的邀请，国大党的主流当然是反对接受。
但是当前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使得极端派获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温和派发觉自己已经很难控制住局势了，毕竟现在的国大党只是一个上层精英的俱乐部党，若是被民众抛弃的话，他们过去30年来的努力就等于是白费了。
国大党之所以能够向英属印度政府索要自治权力，就是在于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印度民族的力量，这一点过去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否认过，因为除了国大党之外没有第二个政治团体愿意代表他们说话。这也是国大党一开始痛恨劳工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原因，因为他们在争夺国大党代表印度民族发声的权力。
比如现在国大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穆斯林联盟分走了一部分穆斯林群众的支持，劳工党领导的印度人民委员会又分走了北印度数百万群众的支持，假如极端派在这个时候脱离国大党，再组建新党加入人民委员会，那么全印的国大党支持者都要发生分裂了。
因此，哪怕温和派再怎么不认同激进派的主张，也绝不能让激进派就这么退出国大党，这将会重创国大党的根基。在这个时候，他们只能寻找德高望重的国大党元勋达达拜·瑙罗吉出来收拾局面了。瑙罗吉决定启程返回印度，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国大党确实不适合分裂。
伦敦虽然对印度人民委员会发表的政治宣言不屑一顾，认为这些印度人简直是痴人说梦，年轻的议员温斯顿.丘吉尔向下议院的议员对此发表演讲-“…绝不屈服，绝不妥协，我们必须要让那些中国人和印度人知道，大英帝国绝不后退。”
只是英属印度政府的英国官员们发现，当下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后退，而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是否愿意停止前进。在比哈尔邦的拉杰默哈尔丘陵和焦达讷格布尔高原的边缘地区，印度农民的反抗正在进一步扩大。这一地区受到压迫最深的是鸦片种植园的契约工人和那些一无所有的山民，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使得那些被排斥于殖民地经济之外和最底层的农民都陷入了一种生活水准不断下降的噩梦。
从北方来的劳工党成员把在北方茶园及乡村取得的发动农民反抗的经验带到这一地区之后，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契约工人和山民加入了游击队，并开始侵夺当地的基层治理权。这是英属印度政府遇到的最大、麻烦，比那些游击队更令他们感到头疼。
一名英国警官要管理200到300平方英里的地区，最底层的印度警察一个月只有4到5卢比，这点钱显然是不足以让他们去对抗拥有武装的游击队的。而基层治权的被侵夺又造成了税收的流失和更多的反殖民统治的人群，孟加拉地区的形势越来越坏。
相比之下，旁遮普地区的抗税行动简直是太温和了，那些旁遮普农民压根就不会跑到别的地盘上去破坏其他地区的社会秩序，所以英国人可以集中兵力对付这些抗税的农民。而旁遮普的地主们也不可能团结起来，当英军占据优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变成顺民了。
比如金庙的神职人员，甚至主张反抗英国人的农民是一群盗贼，他们甚至感谢了英军维护了当地的秩序，使得金庙的财产没有被农民洗劫。这些神职人员显然已经完全脱离了锡克教最初创立时的本义，成为了统治者的帮凶。
于是，到了1906年3月，被英国人视为桀骜不驯的西北地区的抗税行动几乎被扑灭了，但是被英国人视为柔弱的孟加拉人的反抗，却越演越烈，英属政府的官员认为，至少有一千万人已经不在政府的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