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丹赤巴莫夏·洛桑嘉措当然可以引经据典的和林信义就佛性创造学问这个问题辩论下去，毕竟甘丹寺是藏内学问最高的一所寺庙，但他却不是一个书呆子，因此强行忍住了就这个话题进行辩经。
因为他不能让对方把这个话题变为一个真正的问题，那样就会导致再出来一场真正的僧侣之间的辩经，藏内各寺庙一定会在这个问题前分裂的，而一旦驻藏大臣衙门进一步推动这种分裂，这就会成为固始汗入藏之战的翻版。真正的辩经从来不是在口舌上的争论，而是通过刀枪进行辩论的，没人比他们这些高级僧侣更了解这种事。
看到甘丹赤巴住了口，林信义也有些遗憾，毕竟他不是僧侣因此不能挑起宗教界的辩经，可要是甘丹赤巴把这个问题上升为辩经，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操作多了，接下来僧侣之间的辩经就是一个站队问题，利用喇嘛杀喇嘛可是西藏的传统，藏民对于这种宗教战争倒是很能接受的。
事实上对于宗教意识最好的办法不是杀死几个喇嘛，而是直接搞意识形态分裂，消灭宗教共识才是消灭宗教最好的办法。所以，异端总是比异教徒更可恨。
不过既然僧官们不接这个茬，林信义也只能打住了。于是这一次的会面，几乎以驻藏大臣衙门的全面胜利而告终，23日、24日从拉萨三大寺的各个札仓中推选出了一批年轻僧侣，25日中断的春都大会再次开启。
这一次大会再次开启之后，各位代表对于驻藏大臣的态度就恭敬了许多了。夏扎家族的下场，让拉萨的贵族们意识到，朝廷对付他们中的某个家族时，还是具有着相当大的权力的，他们不能再躲在噶厦和寺庙的体制背后，对着驻藏大臣肆意攻击而不受到惩罚了，这自然就让他们消停了许多。
一开始，代表三大寺的高级僧侣还是指望这些年轻僧侣支持寺庙的主张的，但是驻藏大臣衙门提出各寺应当先公布自己的收入和支出来证明，他们已经没有余力为保卫拉萨出钱出力后，事情就开始变的糟糕了起来。
虽然进了寺庙当和尚就意味着有了一条跃升阶级的通道，但实际上这条通道几乎不存在，因为寺庙中大多数僧侣其实就是杂役，哪怕是拼尽了全力进入了学经僧的群体，想要从学经僧中出头对于堆穷、朗生阶层的僧侣也是千难万难的，因为差巴以上阶层从小就能不受干扰的学习经文，而他们则从小就需要参加劳动，4岁开始捡拾牛粪这是堆穷、朗生阶层家孩子的普遍状况。
一个从十几二十岁才开始系统学习经文，一个从六七岁开始学习，两者却要参加一样的考试，自然后者更具有优势。更何况，有些贵族身份的僧侣，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到噶厦担任僧官，他们进寺庙不过是走一走形势，这些人的人生都是已经被安排好的，不是那些穷僧侣考得一个学位就能抢走的。
三大寺的高级僧侣指望这些受压榨的年轻僧侣都站在自己这边说话，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有些年轻僧侣趋炎附势，想要借此机会讨好寺庙上层来谋求一个出身，但是更多的年轻僧侣则希望对寺庙的一些不合理制度进行变革，以令同伴们能稍稍过上一些像人的生活。
比如，高级僧侣不仅在寺庙外面有着自己的住宅，还能弄上七八十个杂役服侍自己，甚至某些僧官还违背了戒律偷偷娶了老婆，但是底层的僧侣，最惨的时候两天才能吃上一顿饭。因为这种残酷的压迫，曾经数次出现了康村暴动，康村就是僧侣的宿舍区。
借助驻藏大臣衙门要求各寺庙公布财政开支情况，一些年轻僧侣趁机提出要恢复康村对恰须的自决权。每个康村通常会选出自己的财源官家负责这个康村的领地，借贷与资金业务，称作恰须。恰须通常对自己所属的康村负责。不过在某一次康村反叛中，康村对恰须的自决权被噶厦褫夺。
就像农奴们希望对官家进行变革一样，底层的僧侣同样希望对寺庙进行改变。春都大会很快就变成了对于官家和寺庙的声讨，噶厦和三大寺在大会上成为了彻底的少数派，面对这种汹涌的民意，他们是又恨又怕，但是驻藏大臣衙门却把每天大会讨论的结果在拉萨街头巷尾进行了宣扬，这不仅进一步树立了驻藏大臣的威严，更是打击了噶厦和三大寺在民众中的声望。
26日，卡若拉山口失守的消息传到了拉萨，这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于噶厦官员的不满，随着要求对噶厦政府进行变革的声音越来越高，达赖喇嘛也坐不住了，他表示会在27日出席春都大会亲自听取民众对于噶厦政府的改革要求。
27日到28日，民众代表以高涨的热情向着达赖提出了上百条改革的请求。望着这一幕，张荫棠忍不住向着林信义说道：“他倒是找了一个最适当的时机出现，把民众的热潮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我们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
林信义瞧着达赖身边那些阴沉着脸的僧俗官员，不由无所谓的回道：“佛祖可以割肉喂养老虎，但是什么时候听说过佛祖会杀死老虎以保卫信徒了？因为没有老虎就没有信徒么。不管他怎么向民众许诺，最终都会变成一纸空文的，因为就连藏人都知道：木头锯子锯不断木头。我们只需要让民众一次次的看清，达赖解救不了他们就可以了。”
28日晚上，达赖、四噶伦和驻藏大臣衙门代表进行了会晤，再一次提出了出兵抵抗英军的请求。张荫棠当即回复道，“我们一直是主张重建军队以抵抗英军的，召开春都大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解决重建军队的兵力、资源问题吗？”
噶伦宇妥巴彭措班丹马上说道：“经过噶厦和三大寺这些天来的不断协商，我们认为重建军队是必要的。我们同意驻藏大臣衙门的建议，搜集贵族、寺庙的武器并征发私兵和僧兵，我们还准备了十万两藏银的物资作为军队出击的准备…”
今晚噶厦官员和三大寺的配合倒是让张荫棠没法再继续拖延出兵了，他于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眼下光是出兵抗击英军，恐怕是不能够把英军打回去的，因为英军所经过的地方都已经失去了社会秩序，汉兵人生地不熟，很难把战斗坚持下去。
因此，我认为应当成立一个军政委员会，统一管理战区内的一切武装力量和民众，噶厦可以派人参加委员会，但是无权干涉委员会的决定。只有事权一统，我们才能有机会击退英军，否则以我们现在单薄的兵力和落后的装备，再失去地利和人和，这仗不用打也输定了。”
听了这话，宇妥巴彭措班丹只是瞧了同僚们一眼，又瞧了瞧坐在上首的达赖，就果断的点头说道：“噶厦对此没有意见，只要能够把英国人赶出西藏…”
噶伦们都很清楚，现在继续和驻藏大臣衙门对抗下去，那么接下来春都大会的走向就更加难以预测了，一旦英军抵达了拉萨附近，搞不好驻藏大臣衙门会直接废除噶厦，然后亲自主持西藏大局了，这对于噶厦来说才是真正的大灾难。
张荫棠也清楚这些藏人贵族在想什么，现在驻藏大臣衙门之所以声望隆高，是因为藏人都把驻藏大臣衙门当成了保卫拉萨的最后希望，一旦汉兵和英军在战斗中失利，那么这种崇高的声望就破灭了，噶厦也就能再一次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
他思考了片刻，转而看向达赖说道：“仁波切的意见是什么？”
达赖其实对于成立军政委员会还是犹豫的，因为这个机构显然脱离了西藏现有的体制，但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主导西藏的改革事务就不得不向驻藏大臣表明自己的立场，即对于朝廷的忠诚之心。否则驻藏大臣又怎么可能支持他想要集中权力的行动呢？
经过了仔细的思考之后，达赖向张荫棠点头说道：“只要能够不让英军靠近拉萨，并让他们退出西藏，那么我自然是支持张大人的一切决定的…”
张荫棠随即以帮办大臣的身份领导了这个军政委员会，并把吴禄贞、林信义加入了名单，达赖和噶伦们商议之后，决定让噶伦宇妥巴彭措班丹、擦绒·旺秋杰布、强巴丹增三人加入，并以驻藏大臣衙门的印信作为军政委员会的印信，噶厦政府将把这个命令通知给战区的各宗。
29日，吴禄贞率领第一、三连队前往曲水接手防线。曲水，藏语古称“吉麦”，意思是“河流交汇之邦”，自古以来就是连接拉萨与山南、林芝、日喀则地区的交通枢纽，距离拉萨仅65公里，一旦渡过这里就等于抵达了拉萨了。
29日深夜，吴禄贞所部抵达曲水，藏区牧业发达的好处倒是显露出来了，两个连队都得到了大量的马匹和骡子，使得他们在一天内就赶到了。曲水这里布防的藏军只有一个如本，在听到前方村落不断沦陷的消息后，这些藏军的士气已经相当低落了。
看到吴禄贞所部的到来，藏军如本如释重负，甚至连印信都没查看，就直接向其交出了防区，并接受了吴禄贞的领导。和西藏其他地区一样，凡是聚集起来的城镇都会有一座寺院，曲水的领主实际上就是曲廓央则寺院。
面对汉兵的到来，寺院也表现的相当热情，不仅腾出了院落给军队驻扎，还提供了食物和染料，寺庙的僧侣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吴禄贞能否挡住英军的进攻。
对此吴禄贞倒也斩钉截铁的回道：“只要曲水的僧俗能够听从自己的命令，那么除非他们都战死在这里，否则英军决不能通过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