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噶厦政府和三大寺的一些代表来说，通过不配合来迫使驻藏大臣衙门妥协，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干了，毕竟在驻藏大臣自己砍断了控制藏军的渠道之后，驻藏大臣在西藏其实已经失去根基了。
英军上一次入侵西藏后，更是大大的降低了驻藏大臣的权威，连普通的贵族和僧侣也不觉得朝廷能够继续保护西藏的安宁，有人甚至已经开始和俄国联络，试图另外找靠山保卫西藏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噶厦政府操纵春都大会反对重建藏军和英军继续交战下去，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因为他们判断朝廷并没有能力在上万英军的进攻下保卫拉萨，反倒是有可能在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激怒英军，使得英军在进入拉萨后实施报复，从而让贵族们受到损失。
只是噶厦政府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和找了一个错误的对手。确实，现在的拉萨市民里，除了那些汉人之外，几乎没什么人会支持驻藏大臣衙门，因为驻藏大臣衙门已经很久没有管事了。驻藏大臣衙门现在还保留的公务，主要是和活佛的确定、噶厦官员的任命有关系，至于普通藏人的司法官司，驻藏大臣衙门都搁置在了一边，没人去过问过。
驻藏大臣衙门既然不行使普通的司法权力，自然也就被藏人看成了不相干的关系，而那些贵族和僧侣又对这个衙门的官僚主义怨气满腹，因为想要获得朝廷的任免文书必须要向这些汉官上供，不给钱就别想获得正式的任命，这也是驻藏官员最大的外快来源。
张荫棠一开始就是想要从清理这些驻藏官员下手，来获取藏人的好感，从而推动他对于西藏政务改革的设想。不过林信义却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些所谓的藏人的好恶，其实就是贵族、僧侣们的好恶，他们的钱不同样来自于对于西藏民众的压迫所得么，处置了这些汉官并不会减轻那些西藏民众的负担，反而会让贵族和僧侣进一步看轻朝廷。
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了这么多年，英国官员在印度那个不贪污腐败，以至于英国人把这些在印度的暴发户起了一个专有名词“nabob”，也没见印度民众起来推翻英国的腐败官员啊，倒是印度民众一次又一次的倒向了英国人去打倒土邦封建主，从而创建了大英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英属印度。
而这一次噶厦政府试图用惯用的手段，挟民意以要挟驻藏大臣和达赖，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对，现在的西藏可不是一潭死水，因为英军的入侵，噶厦政府的威信已经降到了最低。虽然英军在入侵西藏的过程中一路烧杀抢掠，连寺庙都不放过，从而激起了西藏民众的怒火，但是无能的噶厦政府同样在西藏民众的痛恨范围之内。
第一次英军入侵西藏，使得西藏失去了对于哲孟雄的控制，并被迫放开了亚东口岸。由于从加尔各答抵达拉萨要比从成都抵达拉萨方便的多，从加尔各答到大吉岭只要两天，从大吉岭到亚东只要5天，从亚东到拉萨不过11天，也就是说，从加尔各答到拉萨只需要18天，也就最后10多天的山路难行，但也比川藏、青藏之路要好走的多。
这使得英军打开西藏的商路之后，印度生产的日用品立刻在西藏占据了主流，因为便宜。而英印政府并不仅仅只是在西藏做生意，他们还将卢比的霸权推向了西藏，即通过抬高卢比的价格，贬低汉银的价格，然后用日用品收回卢比，完成了对于西藏物产的廉价收购。
从英印政府打开西藏的贸易通道之后，西藏地区的白银大量外流不说，物价也开始高涨了，因为印度日用品的消费者，其实主要在富农以上阶层，他们宁可低价出售西藏的物产换取卢比，然后购买印度的日用品，也不愿意再购买本土和内地过时了的日用品，除了茶叶之外。
原本贵族、僧侣从底层压榨的财富还能回馈一些，以购买日用品的方式，但是随着印度-西藏贸易的开通，贵族、僧侣只觉得自己手中的钱不够花，哪还能顾得上底层的死活，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满足自己的欲望，原本还算有节制的压榨很快就变成了没有节制的压榨。
这种压榨主要体现在两点，高利贷和常规之外的差役。因为贵族、僧侣需要更多的金钱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内地输入的茶叶相比，印度商品更为品种繁多且更能提高生活质量，这些支出都是过去西藏所没有的，也就意味着贵族、僧侣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就得比过去更凶狠的压榨手下的农奴或者扩大手里的庄园和农奴数量。
这就把一部分差巴阶层，也就是富农和中农也当做了新的财源，过去他们是稳定西藏的基石，既可以镇压下面的堆穷和朗生，还能为僧侣提供新血，毕竟寺庙中也需要能做事的、能读写的人，那些堆穷和朗生也许有机会进入寺庙，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之外，大多不可能学会读书写字，最终只能干一辈子的杂役服侍高级僧侣。
因此拉萨街头的乞讨者，从10多年前的不到千人，现在已经增长到2000多了，这些新来的乞讨者正是因为高利贷失去了土地的差巴阶层。有些人甚至被砍手砍脚失去了生活自立的能力，只能依赖香客和喇嘛出行时的施舍勉强存活，每天都有人在街头死去，但每天都有新的乞丐出现在拉萨街头，因为只有拉萨才能让这些乞丐生存下去，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么多施舍的人。
林信义做的事情很简单，把街上那些不满的工匠和乞丐挑选出来，让他们参加特别会议述说自己的不满或悲惨遭遇就可以了，并且他还以不能打搅达赖休息为名把会场放置在了罗布林卡宫门外，并允许拉萨市民进行旁听。
16日，参加特别大会的百姓代表还在诉苦，到了17日，这些百姓代表已经开始控诉噶厦官员和放高利贷的僧官的狠毒了。
东嘎宗农奴丹增1891年借了农奴主１克青稞，到190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丹增还不起债，只得逃到拉萨乞讨，妻子被逼死，７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农奴次仁贡布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粮债50克，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是债主说他还欠10万克粮食。
至于服差役往往超出正常差役的数倍，以至于不得不借高利贷以填补窟窿的事，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那些被官家、寺庙分派差役的手工业者，不仅要免费给官家、寺庙服务，还得借钱养活自己和家人。
有的百姓代表在诉苦时常常泣不成声，也有人这样控诉道，“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
到了17日下午，噶厦官员和三大寺的代表们已经坐不住了，当天散会的时候更是爆发了一场恶劣事件，噶伦夏扎.班觉多吉的管家因为听说有某个工匠在大会上控诉了自己，于当晚冲进工匠的家里活活的把对方的舌头给割去了。
18日上午，林信义调动了军队围住夏扎家族在城内的住所，然后要求春都大会剥夺夏扎的贵族身份和庄园。夏扎家族是拉萨的大贵族，虽然噶伦夏扎.班觉多吉因为主张和英国人和谈被达赖下令革职后软禁在罗布林卡审查，但是在噶厦政府内夏扎家族还是有着很大的势力的。
一开始噶厦官员是打算大事化小的，因为按照西藏的习惯法，下位者诋毁上位者本就应当加以惩治的，既然驻藏大臣衙门出头，他们打算让夏扎家族赔钱给这位割了舌头的工匠，以了结此事。
不过，林信义拒绝了噶厦官员的建议，他对这些官员反驳道：“驻藏大臣衙门代表文殊菩萨治理西藏，驻藏大臣衙门既然准许这些百姓代表述说自身的苦难，那么他们就在文殊菩萨的保护之下，割了他们的舌头和割文殊菩萨的舌头有什么区别？这难道不是以下犯上？假如噶厦政府这样藐视文殊菩萨的尊严，那么驻藏大臣衙门就要考虑对整个噶厦政府进行全面的审查了。”
噶厦官员一开始还想通过驻藏大臣衙门的其他人摆平这件事，但是此时的驻藏大臣衙门却难得的意见一致起来，要求噶厦政府必须严惩夏扎家族，他们不能容忍这样冒犯朝廷威严的贵族继续执掌或操控噶厦的权力。
18日下午，噶厦官员前往求见达赖喇嘛为夏扎家族求情，达赖喇嘛再次召见了张荫棠，他对于事情发生了如此变化也颇感心焦，于是见面时向张荫棠说道：“张大人进藏难道不是帮助我们抵抗英军的吗？为什么现在又多了这么多事出来？”
张荫棠倒是相当冷静的对着达赖回道：“春都大会上可不是我们提出的农奴差役过重的问题的，是春都大会上代表们自己提出来的，驻藏大臣衙门不过是在调查这一问题而已。我们现在就是在保证春都大会能够正常开完而已，要是有人动辄威胁代表，并割取代表的舌头，春都大会难道还能开的下去？
就目前两天的会议来看，这已经不是官家和寺庙差役过重的问题，而是有些贵族和僧官通过滥派差役贪污腐败的问题。我认为，当前的西藏需要对这些贪污腐败现象进行整治，否则就不可能重建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