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的印度总督寇松爵士是一位帝国主义者，他曾经以议员的身份周游欧亚大陆，并写下了《中亚细亚的俄国》、《波斯与波斯问题》和《远东问题》这些着作。
他代表的正是维多利亚盛世的一种代表性的政治理念，就是太阳永远不会从帝国的领土上降落，对于任何试图挑战帝国霸权的势力都应当给与严厉的打击，直到他们接受自己的失败为止。
他的政治主张是：要想维护英帝国的海外“疆界”和霸权，英国应当以印度为基地与俄国展开对中亚的争夺，并依托印度“打通远东门户的陆路和铁路”，通过海上力量保护，巩固它在远东的优势地位。
现任的英印军总司令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子爵则代表着另一种英帝国主义，作为经历了苏丹起义战争和南非布尔战争的军官，基钦纳子爵很清楚大英帝国实际上已经开始衰弱了，殖民地民众正在逐步觉醒，而试图挑战大英帝国霸权的新势力则一个又一个的冒了出来。
因此大英帝国当前最为要紧的不是进一步同俄国争夺中亚地区，把俄国的力量从印度边上完全的驱逐出去，而是应当捍卫大英帝国的基石印度地区的安全。
两位帝国主义者除了对于大英帝国的未来看法有所不同之外，在对待当前的大英帝国的核心-印度的安全问题上，其实倒是步调一致的。因此在两人分别在印度就职之后，就开始积极的推动英印政府的一项长期国策-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一个内湖。
三个“缓冲区”中，第一个就是“英国管理下的西藏”；第二个是印度洋，使“印度洋沿岸的国家都在英国的控制之下，海军把守着进出印度洋的所有要道”；第三个是“阿富汗，它挡住了沙皇俄国。”
两个同心圆的内圆是：印度西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邦——印度东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外圆是：波斯湾的酋长国——波斯——阿富汗——西藏——泰国。
一个内湖就是英国控制的印度洋。
根据这项英印政府的长期国策，占领西藏和阿富汗就是英印政府必然会实施的军事行动，只不过之前英印政府一直都把目标放在了更为重要的阿富汗身上，所以暂时搁置了西藏问题。
但是随着拳乱中清帝国表现出的衰弱无能和俄国人在满洲的积极行动，英印政府判断俄国和清帝国已经不可能联手对付印度了，而相比起强势的俄国人，柔弱的清帝国显然更容易放弃对于西藏的控制，因此才有了这一次假借边境谈判为名入侵西藏的军事行动。
在伦敦看来，这是荣赫鹏上校擅自扩大行动，把一次边境冲突扩大到了对于西藏的军事行动。但是英印政府心里却很清楚，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行动，为了这次行动，他们不仅修筑了通往西藏的各条道路，并对锡金和不丹进行了政治、军事上的控制，以确保入侵西藏的军队在西藏边上获得安全的后方基地。
对于伦敦要求印度军队不得越过江孜向拉萨进攻的命令，寇松爵士和基钦纳子爵不约而同的都向前方下达了命令，要求驻锡金政治专员约翰·克劳德·怀特和实际主导军事行动的荣赫鹏上校，尽快的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一份协议，明确西藏和英帝国之间的关系。
正是在英印政府的催促下，刚刚夺取了江孜的英印军就忙不迭的展开了对于拉萨的进攻，甚至还没有进行一次修整。当然，在麦克唐纳准将和荣赫鹏上校看来，当下西藏的有生力量差不多已经被消耗殆尽，他们现在更担心拉萨会在他们进入拉萨之前屈服，那样将会使得他们丧失征服拉萨的荣誉。
不过从江孜出发的英印军显然要比之前松懈了很多。一方面是前段时间连续作战和在高原赶路的疲惫开始积累到了一个极限；另一方面则是在江孜消灭了大多数藏军之后，路上的袭击事件明显变少了，而且袭击者大多零散不成组织，这使得英印军开始觉得西藏已经没有抵抗自己的力量了，战争快要结束了。
就在英印军以散步的速度向拉萨进军的时候，7月15日上午，春都大会终于在罗布林卡宫内召开了。按照惯例，达赖和四噶伦是不参加大会的，会议由仲梓杰主持。所谓仲梓杰就是译仓勒空四位僧官和孜康勒空四位俗官组成的八人团体。
因此，春都大会实质上还是偏向于世俗化的，因为僧官虽然源自寺庙，但是进入噶厦政府的僧官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喇嘛。他们其实主要从拉萨的中等阶层(富农)和夏仓家庭中产生，这些人通常只是挂名在某个喇嘛庙，其实并不是从小长到大的代表喇嘛庙利益的僧侣团体。
除了从中等阶层和夏仓家庭中录取僧官外，还有一种方式是从寺庙中招募年轻的喇嘛，称作扎恰。但是一些贵族，夏仓家庭和富农会将自己的孩子从小送到寺庙去当喇嘛，从而扎恰的名额还是被这些阶级垄断。
这里的富农指的是差巴阶层的上层，他们为贵族和寺庙承担差役，但同时也掌握了驱使堆穷、朗生阶层的权力，类似于内地的胥吏及包租人的角色。
与会人员超过了120人，代表夏仓家庭和差巴阶层的大约在60人，代表贵族、僧侣的也达到了60余人，堆穷、朗生阶层的代表一个都无，这也使得每一次的大会都成为了贵族和僧侣之间的争斗，其他阶层只是支持胜利者的决定而已。
按照道理说，驻藏大臣衙门其实也是不应当参加这个会议的，因为春都大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决策的权力，它更像是上层意志通过这个会议向西藏民众澄清什么或宣告什么，它的决议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建议书呈报给噶厦和达赖，驻藏大臣乃是和达赖平级的关系，因此自然也应当不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降低了驻藏大臣的身份。
但是张荫棠提出，驻藏大臣有权监督西藏大小事务，春都大会既然讨论的是西藏事务，那么驻藏大臣衙门自然有权派人参加与会。这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要求，让噶厦政府很是惶恐，但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一命令。
不过让噶厦政府始料未及的是，张荫棠不是派人参加这场会议而是亲自参加了这场会议，在大会开始之前，张荫棠更是首先阐明了西藏和中国之间的从属关系，并借助历史上朝廷对于廓尔喀人入侵西藏的还击事件表明了朝廷保卫西藏的决心。
张荫棠的演讲固然赢得了一部分与会人员的回应，但是这场大会早就已经预定好了主旨，又岂是一个帮办大臣的一场演讲能够扭转过来的。很快，代表着拉萨民众的代表们开始一个个哭诉起了今年不断的支差，已经让他们快要活不下去了，虽然他们支持反击入侵的英军，但是他们实在无法再支撑起重建藏军的费用了。
借助这些底层民众代表的发言，一些贵族和僧侣代表们也反对征调属于贵族和寺庙的武装、人员及粮食，他们认为这显然是不符合传统的做法。这些人言里言外的意思，就是朝廷应当和过去击败廓尔喀人入侵一样，从内地调兵调粮，而不是让西藏民众来承担太多的负担。
张荫棠这下是总算明白，为什么林枫说这些人不可靠了，他气的脸色铁青但也无计可施，因为这个大会上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除非他下令解散大会直接以驻藏大臣衙门的名义发号施令，但这样又正中了噶厦政府的下怀，他们可以从这场战争中脱身，而让朝廷顶到第一线去了。
最终，他只能朝着林枫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同意了他的计划。得到了张荫棠的表态之后，林信义于是起身要求以驻藏大臣衙门的名义请求发言，仲梓杰商议之后便同意了，他们觉得这个情况下不可能有什么意外情况了。
林信义起身对着与会的代表们说道：“驻藏大臣衙门是尊重春都大会代表的意见的，但是刚刚许多代表提出了差役过重导致无法生存的问题。驻藏大臣衙门对此有以下几点疑惑，第一，这些代表确实能代表广大的西藏民众吗？第二就西藏民众的数量，哪怕是按照拉萨地区居民的数量的比例代表制，这些代表似乎也不具备普遍性。
由于，西藏民众是否能够负担起西藏武装力量重建的资源，乃是重建西藏武装力量的关键，因此驻藏大臣衙门要求明日举行特别的民众大会，调查西藏民众是否差役过重的问题。驻藏大臣衙门要求和噶厦政府一起，参与挑选民众代表，以确保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能够真正的倾听到西藏底层民众的声音…”
林信义要求中断春都大会，就西藏民众的差役问题进行调查，代表噶厦上层和三大寺的代表们是不大认同的，他们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但是对于夏仓家庭和差巴阶层的代表们来说，他们倒是倾向于召开这样的会议，以约束寺庙和官家（噶厦政府）无休止的差役。
只不过过去这些代表都是依附于贵族和寺庙的，他们自然不敢公然说出这样的请求，毕竟在人身依附关系下，他们还需要贵族或寺庙的庇护，才能保证自身的阶级不跌落。但是既然有驻藏大臣衙门出头对抗寺庙和官家，他们自然不会反对。
即便是一些普通贵族，对于官家也是存有不满的，因为大贵族占据了官家中所有上层位置，他们也乐于见到驻藏大臣教训一下这些大贵族，于是林信义的提议还是获得了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