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八月，协约国军在苏弗拉湾的登陆行动再次遭到失败的消息传回北京，在劳工党的军事委员会议上，蔡锷下了一个结论，“今年2月末开始的加利波利战役将以协约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仗打倒这个程度，协约国军已经失去了锐气，而土耳其人已经稳住了阵脚，协约国在八月发动的这场新登陆作战，如果一鼓作气打破土耳其人的封锁，那么局势还可能有所改观，但协约国军统帅的迟疑，给了土耳其人重建防线的时间，协约国军不可能再有获胜的机会了。”
蔡锷作为军事委员会中最为出色的军事人才，党内其他人都认为林枫不是单纯的军事人才，双方没有可比性，因此在党内军事问题上，蔡锷一向承担主要责任，不过在建军的思想上，田均一等人都以林枫的建议为主，而蔡锷也表示服从。
对于欧洲战争进行研究分析，一个是为了验证林枫提出的对于欧洲大战的判断是否正确，另一个则是为了调整中国的国家立场和亚洲革命的进程问题。
按照党内负责经济工作的杨衢云、谢缵泰两位委员的看法，他们从来没有过上过这一年来的舒心日子，不再为资金缺口烦恼，而是为生产能力不够感到痛苦。
这一年时间内，全国职工人数从450余万上升到近600万，也就是一年就增加了近150万工人阶级，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武汉的工人数量。城市人口接近5000万，在1900年时大约仅为3000万出头。
作为一个接受了工业社会理念的政党，劳工党很清楚城市人口才是一个工业国家的骨架，农业人口再多，没有工业的组织和武装就是一盘散沙。所谓农民是最好的兵员，这是在工业组织和物资供应下的低成本士兵，这个最好指的是性价比较高的廉价产品，不是真得很能打。
欧洲战争已经证明，实际上战场上杀伤力最大的是大炮，士兵不过是用来填补战壕的消耗品，而使用大炮需要的是学历较高的技术兵，这不是文盲能够胜任的工作。所以德国人可以在东西两线轻易的击败和自己野战的对手，能够阻止德军的是法国人的大炮和俄国辽阔的土地。
就连日本人都在欧洲战争中意识到，过去军中鼓吹的白刃战精神其实已经用处不大，马克沁机枪和重炮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王者。这也是陆军顺水推舟的接受了缩军要求，然后换取了装备提升的机会，那些沉迷于小农军队的人，只能算是业余的军事爱好者。
因此劳工党一直试图提升城市人口，并增加城市人口中工人群体的数量。小农经济中的城市人口，其实大部分都是不事生产的食利者，这种消费人口对国家经济有好处，但对于国家实力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如武汉这种工业城市，才是真正能够带动国家发展的工业心脏。
此前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是地主阶级占有了太多社会财富，把能够用于生产的积累变成了个人消费，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使得中国工业无从发展，是旧的封建体制不允许新的社会关系挑战自己。
1915年，劳工党总算是从国家层面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生态环境，地方上虽然还有小的封建残余，但至少已经无法阻止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了。而凭借着国家机器的暴力，地主阶级对于地方的控制也在瓦解，因此劳工党需要面对的只有外部帝国主义的压迫。
但是欧洲战争将这种外部的压力给爆破了，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一直都保持着逆差，这种逆差完全依赖于德国资本的投资来弥补，但是战争爆发之后不到2个月，中德之间的贸易就出现了逆转，到意大利宣布对奥匈帝国作战，切断了通往德国的运输线为止，中国对德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弥补了过去两年多的逆差缺口。
而协约国为了避免各国倒向同盟国，也开始加大对各独立国家的采购，英国人在这点上还是非常具有商业民族的敏锐性的，他们很清楚各国和同盟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为了利益，而不是对德国有着什么样的好感，因此只要协约国能够购买这些国家的出口物资，对于协约国的不满也就降低了。
在英国人的订单攻势下，美国人就从反英立场逐渐转向了亲英立场。虽然美国的百万富翁和英国破落贵族的联姻是镀金时代的主流，但普通美国人对于英国并没有什么好感。敬畏上帝和恨英国人是美国人普遍的社会共识，这也是亲德势力能够在战前和亲英势力公开对抗的原因。
就算是中国这边，面对协约国送来的大额订单，也不由不动心。而德国人在这方面还是后知后觉的，直到意大利叛变之前，还试图用所谓的道义来促成反协约国阵营，可问题是威廉二世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发表的匈奴宣言，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喜欢上德皇。
武汉虽然和德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实际上的思想基础来自于林枫指出的，后发工业国为了打破先发工业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必然会挑起战争的判断。
劳工党和德国的交往，是以欧洲大战必然会爆发为前提的，因为在欧洲爆发之后，德国将会失去对于海外资产的保护力量，那么德国对于中国索要的那些好处，都将在战争的威胁下不得不吐出来。
只不过，劳工党对于林枫提出的这一设想做出了一点小小的修改，或者说当初田均一和林枫都没有预料到，其实拥有了工业基础的中国并不需要直接剥夺德国的在华投资，光是依赖战争期间的溢价就能把债务进行清偿了。
当下中国工业最急需的不是夺取德国的投资，而是进一步获得德国控制的海外市场和技术，从而对工业进行升级，并借助德国人在全球的经营，填补欧洲战争空出的全球市场。
比如战前德国化工出口占了全球八成的市场，而德国的化工几乎都是建立在煤化工的基础上，中国正好是一个煤炭丰富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其实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起和德国一样的煤化工产业。但是在战前，德国人是不肯转让技术的。
甚至于在战争爆发后，德国工业界也犹豫不决，不想把工业技术转移到中国，直到意大利叛变之后，德国工业这才意识到，他们想要垄断技术反而会因此失去市场，因为美国人虽然没能发展出德国已经发明了的技术，但是凭借着美国的工业基础，美国工业完全可以在战争期间研发并把德国化工产品赶出美国市场。
德国的工业界这才手忙脚乱，试图在中国建立海外生产体系，以维持德国工业品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好待战争结束后恢复德国的海外贸易。
当然，德国工业界和德国军方更希望中国，最好是整个亚洲联盟转向加入到同盟国一方。德国人开始用资金和技术引诱中国对法、俄开战，不过劳工党对于加入欧洲战争并无兴趣。
按照亚洲社会主义者联盟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从中国劳工党的视角来看，欧洲战争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这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争夺对世界的统治权力爆发的战争，所以亚洲人民没有理由站在任何一方。
当然，亚洲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并非都是如此清晰的，比如赤塔共和国就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应当支持列宁同志的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即发动国内革命打倒沙皇政府以退出这场不义的战争。不过另一派认为，这场战争是奥匈帝国主义者对南斯拉夫人的压迫，斯拉夫人对德奥帝国的反击是正义的。
而印度人民党对于欧洲战争处于事不关己的立场，人民党此时最为烦恼的还是调解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随着英属印度政府迁往德里，凭借着北方邦的穆斯林群体，英国人稳定了对于印度的统治，而国大党保守派则把独立问题放在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地位问题之后，以向英国人献媚，来换取权力。
在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保守主义者的抵抗下，人民党无法向印度大陆的西部和南部发展，反而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调解内部的宗教冲突上。因此印度国内以支持大英帝国为条件换取自治权力的观点反而占了上风，人民党只能在政治上采取守势。
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虽然和劳工党立场相近，但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中的革命派都在中国，留在国内的都是改良派，虽然林信义以政治手段改变了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可依然没能把日本变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毕竟日本的资本主义通过两场对外战争获得了极大的利益，日本人民压根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带领日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按照林信义的分析，日本人民虽然被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联合剥削，但在资本主义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下，还是有一部分人能够跃升自己的阶级，从而改变受压迫的状态，因此日本人民对于资本主义有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拯救自己，他们自然不愿意选择未经证明的社会主义。
要想日本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那么就必须让他们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能够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并让他们真正被资本所教育，知道资本主义拯救不了普通人，则日本人民才会去要求社会主义的降临。
田均一为首的劳工党也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并不仅仅关系到中国人民，实际上对整个亚洲地区的革命都造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这也不由他们不更加的谨慎。对比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在欧洲大战中的表现，田均一也对党内同志们说道，“如果亚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也和欧洲各国那样互相敌视，那么欧洲大战的场景未必不会在亚洲出现。”
过去田均一并不理解，为什么林信义一口断言一国建成不了社会主义，但是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之后，他终于还是理解了林信义的判断。其实这和欧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相吻合的，比如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的建成要以消灭国家组织为目标，因为国家这个暴力机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所用的工具，特别是职业军队，必然是反对革命的。
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们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后应当用民兵取代职业军队，从而避免出现一个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集团的出现。但是，通过这场欧洲的大战，显然民兵是没法对付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的，事实上德军对于俄军的交战成果就证明了，工业国家更加需要职业军队才能有效的发挥武器装备的作用。
由此，林信义所作出的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判断也就变得现实了起来，只有在革命力量超越了一国之领域，国家军队才能被尽可能的被削弱，比如此次日本军队之所以政变失败，反而被林信义夺取了胜利果实，就在于亚洲革命的氛围已经形成，日本海军试图南下，而陆军则无法在大陆获得成果，这就引起了国内兵变的失败，因为日本各方势力看不到陆军政变后能够给他们什么好处，因此都采取了反对立场。
假如中国无产阶级只关心本国的革命，那么赤塔共和国和朝鲜人民就不会支持中国，只会把这场日中之间的冲突视为两个国家的势力争夺战，就连日本国内的民众也会因此倾向于支持战争。但是，亚洲联盟的存在，使得大陆各方全部反对日本擅自改变大陆的和平秩序，就连海军都反对陆军的行动，在这样的外部压力下，日本国内的平民担忧明治时代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也就开始反对陆军的独走，从而遏制住了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
正如林信义所言，当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既然外国人和本国人能分三六九等，国内各民族之间为什么不能分三六九等？本民族之间为什么不能分三六九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最终不过是建立了一个特权阶级，也就是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但其实和满清的八旗制度没什么区别，终究是让一部分选民站在了广大群众的头上，并代表群众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
而国内的一些情况证明，林信义说的并不是凭空想象。比如那些鼓吹不应该对外援助的乡村建设派学者，他们把援助朝鲜、俄国、越南等地人民革命视为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压迫，认为这种援助应当用在中国人身上。
但是这些乡建派学者们却从来都不敢去指责，那些分到土地的农民开始吞并其他农民的土地，再一次雇佣起长工进行剥削的新富农，这个时候他们是不肯强调新富农和长工是同胞，是不能互相压迫的了。
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上反对的不是给国内人民增加负担，而是反对革命，他们很清楚，只要外国的资本家和地主们不被消灭，这些外国的反革命势力迟早回来解救他们的。他们实质上就是在为地主阶级招魂。
而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真正觉悟的话，那么就很容易被这些所谓的爱国者所蛊惑，以为外国无产阶级应当自己寻求解放道路，他们没有义务去帮助外国的无产积极的解放。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反动势力对于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分割，在无产阶级还在思考着外国革命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时，全世界的统治阶级早就达成了共识，消灭革命就是维护他们统治的根本利益，不管革命发生在何处。这就是俄国沙皇愿意千里迢迢的去扑灭法国革命的原因。
对外输出革命，实际上不是为了增加无产阶级的负担，而是为了赢得最终的胜利，并防止先锋队从革命的领导者蜕化为反革命者。一个不肯向外输出革命的政党，必然会加强国家机器的力量，并把自己变成新的特权阶级。
田均一也由此真正意识到了亚欧无产阶级联盟并不是为了支持世界革命这种宏大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劳工党的先锋队属性，并推动中国无产阶级的不断觉醒。只有在革命中和各国无产阶级达成革命的联系，才能避免出现欧洲战争中各国无产阶级为祖国而自相残杀的惨剧。
这场战争对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是一个喜讯，欧洲中心建立的殖民体系正在动摇，但是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来说却是大不幸，数万数万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沁机枪下被切碎，他们的死亡反而变成了资本的利润来源。这正是田均一拒绝加入欧洲大战一方的思想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