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斯特·范夫伦霍芬和阿尔贝特·萨罗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只是一个殖民地军官，而后者则是法国的政治家，所以阿尔贝特·萨罗在制定印度支那的统治政策时会考虑欧洲局势的变化，他的开明有一大半是建立在，如果法国本土无法支援印度支那，那么印度支那政府需要依赖本地土着势力维持统治。
而约斯特·范夫伦霍芬迷信于法国伟大的文明力量，认为印度支那的土着没有能力挑战法国的尊严，而他也需要交好那些法国资本，才能让他回国时获得一个较好的安置，殖民地的资历在法国本土的作用不大，甚至还会被本土官僚所轻视，只有阿尔贝特·萨罗这种本土政治人物，才可以把担任印度支那总督当成一种政治经验。
两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印度支那于法国，看待印度支那人民于法国的观点自然也是大不相同的。和阿尔贝特·萨罗相比，约斯特·范夫伦霍芬更为看重印度支那的土地和财富，认为只有为法国进一步获得这些土地和财富，他才能够成为法国的英雄。
于是在阿尔贝特·萨罗离开后的2个月内，那些有利于印度支那上层的政策都被废除了，约斯特·范夫伦霍芬利用总督的无限权力，试图把印度支那每一点利益都收纳进法国的口袋。代理总督的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和法国人合作最为密切的越南上层，他们也就顺势放开了对于民族独立势力的压制，从而引发了扩大议会权力的民众示威活动。
民众示威活动虽然是殖民地法律所禁止的，但却又构不成武力镇压的条件，自从印度和中国的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后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后，列强在东方的殖民手段就稍稍缓和了下来，没有上个世纪那种强势了。
荷兰人试图继续用武力镇压东印度群岛的土着反抗，结果却陷入了和日本正面对抗的局面，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上的统治力量大大的收缩，只能维持爪哇和苏门答腊岛的统治秩序，而这两处根本之地的反抗运动也越来越多，这实际上已经开始宣告19世纪之前流行的那套武力殖民秩序已经接近破产，如荷兰这样的小国，压根支付不起这种武力殖民的成本。
英国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期间被东北三邦的人民军连续击败，不得不承认东北三邦的自治地位，就说明了即便是世界头号霸主的大英帝国，也接受不了无休止的对全球殖民地平乱的人力和物资消耗。
这也是法国人对海外殖民地采取同化政策的原因之一，因为法国人知道自己的海外力量没有英国人那么雄厚，毕竟英国人凭借对全球海权的控制，能够轻易的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地区，而法国人是做不到这点的，他们在海外的殖民地几乎是不能自由移动武装力量的，只能采取重点经营的原则。
约斯特·范夫伦霍芬虽然认为法国的武力不是印度支那的土着能够反抗的，可是他也清楚对于民众的示威游行需要慎重对待，毕竟他在广州湾待过，知道当初法军对和平反抗的农民开枪引发了什么后果，因此他一开始还是采取了克制，只是动用了宪兵和警察对示威群众进行驱散。
不过，无组织的示威游行和有组织的示威游行是两码事，在印度支那政府驱散了东京街头的示威游行后，反而激起了整个越南地区的反法示威游行，这个时候宪兵和警察就不够看了，在东京终于还是有宪兵忍不住开了枪。
于是抗议法国人的游行就从越南扩散到了老挝和柬埔寨，形成了整个法属印度支那的反殖民主义运动，这也是第一次三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联合，于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开始陷入了危机。
林信义参加的紧急会议，实际上就是如何插手法属印度支那的事件。对于亚洲联合舰队参谋部来说，日方参谋人员实际上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反法民族运动给与相当大的行动指导，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法国人从东南亚挤出，从而把联盟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在联盟成立一年多之后，这些参加了联盟的日本参谋人员已经从日本本位转向了联盟本位，毕竟在他们看来，联盟利益和日本的利益是高度统一的，通过联盟他们可以掌握更多的权力，那么保留日本本位就毫无必要了。
比如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如果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日本和法国展开直接对抗是不明智的，这将会引发其他列强对于日本的反感。但是，站在联盟的立场和法国人进行对抗，就算列强想要把矛头指向日本，也要考虑一下和整个联盟对抗的后果。
亚洲联盟的核心虽然是日本和中国，但是太平洋联邦背后的德国，地位不明确的赤塔共和国-斯托雷平一直想要和平解决赤塔共和国的问题，因此默认了赤塔共和国签署的对外协议是有效的。这就代表着，指责联盟的行动必然会和日本、中国产生对抗，而德国和俄国都借口站在联盟的一方。
就算是英国，在巴厘岛事件中也还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妥协政策，就是担心远东彻底倒向德国，并改变了俄国的立场。斯托雷平的东方政策就是，不和中国敌对，拉拢日本对抗中国，从而寻找返回远东的机会。
所以在巴厘岛事件中俄国保持了中立，但私下则表示不会为此和联盟进行对抗，这其实就是斯托雷平对英法的警告，如果战争在东方开启，那么俄国是不会加入的。
斯托雷平的决定得到了不少俄国高层的支持，远东战争带给俄国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东方人的人力优势比俄国更明显，而俄国的工业力量并没有高出中日太多，双方打成消耗战只会让俄国失去对于欧洲部分的控制。
俄国对于远东战争当然是想要报复的，但绝不是再跑去远东和中日打一场，俄国人的主张是先破坏中日联盟，然后再乘虚而入的返回远东。因此，巴厘岛事件引发协约国和亚洲联盟的对抗，俄国反而处在了德国和中日的夹击之下，俄国当然不肯当这个冤大头。
通过巴厘岛事件，日本海军的参谋们都意识到了亚洲联盟的好处，即日本的实力通过联盟这个放大器放大了威慑力，列强考虑和日本展开对抗时，还得把联盟的实力考虑进去，中国的战争实力虽然并不能让人畏惧，但是中国的战争潜力却可以通过日本释放出来，这个就不能不让人心生畏惧了。
堀悌吉是最先领悟了这一点的人，作为32期的首席，堀悌吉的眼光其实在中上水准，林信义就认为他比高野五十六更适宜领导海军，高野五十六虽然有军事才能但缺乏坚定的信念，大部分的海军军官们都有着这样的缺陷，就是他们明明知道上面的决策是错误的，但却依然以服从军令是军人的天职为理由，试图在计划上避开决策错误带来的失败。
堀悌吉和高野五十六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对于正确的观点会坚持，即便决策已经下达，而后者的反抗在决策下达后就消失了。堀悌吉在学校时就认为，美国是日本的下一个对手，这是建立在日英同盟上的判断，他对于林信义提出的英国是日本的第一对手始终持反对意见。
在学校时期，日本海军上下都把矛头指向了俄国、德国和法国，对于美国人虽然警惕，但还是做不到下一个对手是美国的定论。因此学校中认同堀悌吉看法的不多，至于林信义的英国是日本的第一对手，压根就没人认同，因为两国实力差的太远，一只蚂蚁说大象是自己真正的对手，旁人听了自然是觉得可笑的。
日俄海战之后，欧洲对立局势的出现，日本海军才开始真正确认美国海军是自己下一对手，而认为英国海军是未来对手的人也开始出现了。只是把美国海军视为对手的日本海军，在对待美国海军的方式上也只有军事计划，但是这种军事计划其实都是以现在的美国海军实力作为目标，压根没法想象今后美国海军的实力，而美国海军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在林信义主导的海军研讨会的研究下，堀悌吉对于工业实力和海军实力的联系是认可的，从而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任何以当前美国海军实力为目标的军事计划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在日本海军扩张的同时，美国海军也会根据日本海军的规模进行扩建，而日本的国力压根拼不过美国。
一些人主张维持英日同盟以对抗美国海军，但很快就被英美仲裁协议打脸，这一协议的签署意味着英美之间的冲突几率大大的下降，而随之修改的英日同盟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对于日美争端不再承担同盟义务。
在这一国际关系的变化下，海军内部的亲英派也开始转变立场，堀悌吉这才意识到亚洲联盟成立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日本，虽然看起来亚洲联盟令中国获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但是却使得日本摆脱了战略上的困境，有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
只要中日结盟的状态不改变，那么日本海军就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后方，并且可以通过联盟源源不断的获得中国的资源和人力，从而形成和美国对抗的物质基础。从这一点来说，林信义认为陆军才是海军的头号敌人，确实一点都没说错。
如果按照陆军所坚持的大陆政策，那么日本不仅没法保证后方的安全，在和欧美对抗的同时，还得把大部分资源用于镇压大陆上的敌对势力，也没法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地区秩序。朝鲜半岛上的对抗事件已经证明了，武力征服压根建立不起什么秩序，只能得到仇恨而已。
他们对于法属印度支那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策划，实际上是借鉴了朝鲜民众的反日运动，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殖民地反抗运动方式，法国人现在和陆军一样都陷入了困境，武力镇压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而息事宁人又不得不放弃大量的殖民者特权，从而引发法国资本的不满。
堀悌吉除了对进一步推动法属印度支那的独立运动充满信心之外，就是对陆军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失望，认为陆军如果不尽早放弃吞并朝鲜的念头，那么只会让日本在亚洲陷入进退两难的政治困境。简单的说，海军需要联盟这面旗帜，而陆军正在破坏联盟的存在基础，陆军如果坚持自己的大陆政策，那么联盟很可能就会落入中国人的控制。
当前的亚洲联盟实际上是日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当前的亚洲局势是由海权而非陆权决定的，虽然德国的海上力量超过日本，但德国无法把本土海军弄到亚洲来，因此只能成为日本海军的副手，而中国海军还在恢复期，更加不能和日本海军争夺领导权了，再加上林信义在政治上压制住了联盟各方，从而树立了日本海军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
因此，威胁日本海军对于亚洲联盟领导权的不是联盟各方的挑战，而是陆军的大陆政策对海军的亚洲联盟政治路线的否定。如果海军的政治信用不被各方承认，中国就会顺理成章的接过联盟的领导权，虽然中国在海上缺乏力量，但是作为天然的东亚陆权领导者，中国获得联盟的领导权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日本失去了政治信用。
而，越是担心什么，什么也就出现了。就在联盟舰队参谋部商议如何应对印度支那民族民主运动的问题时，日本国内也传来了让日本海军军官们焦虑的消息，桂太郎内阁正式提出了增师案，还主张要削减日本对亚洲联盟的经费支出。
1913年5月，为了让山县有朋支持西园寺内阁和美国政府关于日本移民问题的妥协案，伊藤博文接受了山县的提议，西园寺内阁宣布辞职，桂太郎组阁但承认美日协议有效。
伊藤博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让步，是因为他认为日美关系在欧洲紧张局势下不能破裂，在这个时候爆发冲突将会让日本在之后的欧洲变化中难以选择有利的立场。伊藤的立场也是根据英国政府的立场而确定的，英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在移民问题上支持日本，并要求日本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伊藤博文比其他日本人更加清楚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看起来英日同盟是为了对付俄国，但实际上也令日本卷入了英美之间的对抗，这是伊藤之前一直不想要英日同盟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美国的国力比日本超出太多，英日同盟会使美国把注意力放在日本身上，对日本来说就是得不偿失。
而那些留学归来的外交精英们却盲目的相信英国的契约精神和大英帝国的强大，因此绕开了伊藤完成了英日同盟的所有工作，直到快签字了才通知他，迫使伊藤不得不接受了英日同盟。
现在英国抛弃日本和美国妥协，而美国对日本的警惕却没有消除，可以说就是英日同盟带来的恶果。陆军现在拿着移民问题不断在美日关系上上纲上线，显然是拿日本的国运在赌了，海军都不肯和美国撕破脸，而陆军却一直在跳，伊藤只好安抚陆军。
只是，就算西园寺公望宣布辞职，陆军也组不了阁，因为陆军拿不到元老中一半以上的票数，海军和财界都不想陆军上台，他们都想要继续维持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国策，伊藤博文只是承诺不阻扰陆军组阁，但没表示要支持陆军。
于是山县和桂太郎就出了幺蛾子，桂太郎直接向天皇求取了组阁的诏书，从而破坏了天皇在政治上中立的地位，伊藤博文也很生气，但山县有朋表示，伊藤过去就是这么干的，没理由陆军就不能干了。
为了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大正天皇的智力问题已经令国民对于天皇制的神圣性产生了怀疑，伊藤不能进一步加剧天皇权威的破坏，只能认可诏书有效。
不过桂太郎内阁的合法性严重不足，所以桂太郎组阁后对于陆军的依赖加深，他不得不接受陆军内部提出的增师要求，田村对增师案表示反对，认为在大陆政策没有找到出路之前，盲目扩军会让陆军成为社会各界的讨伐目标，田村因此辞去了陆军大臣的职位。
1914年5月，桂太郎内阁正式提出增师案，预告着国策上的重大变化。这对于联盟中的日本海军人员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