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6月21日，一队舰队停靠在了青岛港外，其中包括了日本海军出售给中国的四艘军舰。原俄国波尔塔瓦号战舰，排水量11,685吨，现为中国海军命名为山东舰；原俄舰列特维赞号，排水量12708吨，现命名为山南号。
除了这两艘一级巡洋舰外，还有原俄舰瓦良格号、帕拉达号，排水量在七八千吨，改名为武汉号和成都号。随着这四艘主力舰的加入，中国海军终于摆脱了靠海天和海圻舰撑场面的窘境。
联合舰队主要有三支分舰队组成，日本、中国及太平洋，其他国家只能作为这三只分舰队的附属，不过和德日分舰队相比，中国分舰队的主力舰就未免太跌份了些。
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瑙号”两舰在无畏舰面前固然不算什么，但是作为07、08年才完成的新舰，在远东地区已经可以排在头等战舰的位置了。
日本海军为了不弱于太平洋分舰队，甚至把香取号战列舰派出作为了日本分舰队的旗舰。当然香取号战列舰作为前无畏舰的设计，虽然是新舰，但在日本海军眼中的地位也大大下降，所以才会拿出来压一压德国人。
于是在中国的家门口，联盟的三支分舰队却以中国分舰队最弱，这种情况自然是大伤中国人的颜面的。这里指的是武汉方面，北洋及其领导的海军，倒是已经习惯了自己非列强的身份，认为海军不如人是理所当然的。
北洋团体和海军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北洋已经躺平不想去争夺什么海权了，而海军还想着添置几艘军舰，然后夺回一些家门口的话语权。不过袁世凯是不大相信海军的勇气的，毕竟义和团事变的时候，陆军不过是保持了局外中立，而海军则是直接向英国人、日本人投降了。
在袁世凯看来，花点小钱养着海军这个编制没啥，毕竟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没海军显然是不行的，但是大力发展海军也没这个必要。一方面海军在甲午之后已经没了胆气，只会朝着政府要钱买舰，对于如何维护中国的海权毫无计划；另一方面就是海军中的福建人太排外，他想安排一些北方人进入海军都被排挤了。
北洋团体对于海军的看法和袁世凯差不多，他们认为海军的主要对手其实是列强，而中国内部尚未统一，有什么资格去和列强对抗？且北洋在陆上面对武汉已经居于弱势，再把资源分到海军手里，陆军获得的资源就更少了。
和另一个时空北洋在陆上对南方占有优势，但缺乏快速调动兵力南下的处境不同，现在的局势是北洋只想守住华北、华东和南满地区，海军反而成了鸡肋，因此袁世凯自然不肯再给海军什么资源来发展。
但是武汉这边则不同，随着武汉控制住了长江中上游航道，武汉迫切的希望把长江流域及海岸线的控制权完全收回，这也是武汉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个安全保证，没有国防安全就不可能大规模的往不受保护的沿海地区投资，这要是被列强用军舰给破坏一次，那么国家经济得倒退好几年。
所以，最终愿意为海军扩建计划买单的还是武汉，而日本海军在无畏舰的性能公布后，也对缴获自俄国的落后军舰失去了兴趣。正如林信义在海军会议上所主张的，全重炮战列舰和石油燃料才是现代军舰的核心技术。
今次陪同这几艘维修好的俄舰前来的筑摩号巡洋舰，正是日本海军新下水的试验舰，其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特别是在动力和通讯上，表现了和旧军舰完全不同的布置，这也是日本自己设计的第一艘煤油兼用的动力军舰。
从日本海军的角度来看，中国海军不过是在试图恢复一些纸面数据，而自己则真正走向了和先进海军国家对抗的道路。中国海军拥有这几艘军舰对于日本海军来说，只是在纸面上造成了威胁，双方要是真正对抗起来，没有后备力量的中国海军将会在一两次战斗后丧失作战能力。
而把这些老旧军舰甩给中国人之后，这些军舰依旧可以在亚洲联盟的名义下配合日本海军扩张势力，但他们又不必为这些军舰支付额外的费用了，这也算是大大的节省了海军的军费。且在国内争取预算时，海军也可以拿中国海军的规模来要求建造新一代的战列舰，这就是一举两得。
武汉既然付了钱，自然不会由海军完全控制这几艘军舰，黎元洪被调任海军，领导这支分舰队，武汉还派出了长江舰队的党代表罗兆生担任这支分舰队的党代表，其实也就是表明了一件事，就是该分舰队虽然编制上属于中国海军，但实际上是由劳工党领导的。
黎元洪愿意接受这个任命，也是因为武汉政权日渐成熟，过去军民不分的情况已经被纠正过来。南京地区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军政、民政兼管的旧清总督式人物了。徐锡麟领导的华东局，在去年安徽大水中稳定住了地方，并顺势控制了江苏、浙江地区的政府体系，黎元洪在政府事务上的发言权大大减少。
武汉也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辞去军职，从事政府工作，要么辞去政府职位，专心军务。黎元洪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徐锡麟领导的华东局是以大通学校作为班底的，大通学校的师生正将浙江、江苏的地方行政权控制在手里。
大通学校原本是光复会的班底，但是光复会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徐锡麟、秋瑾为首的大通系，主要走教育路线，一个陶成章领导的会党路线，劳工党建立武汉政权，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徐锡麟、秋瑾认为应当加入劳工党推动革命胜利，而陶成章则倾向于保留光复会的独立地位。
陶成章的支持者主要是一些党内的江浙开明士绅，其中就有蔡元培这样的名人，他们之所以反对加入劳工党，不是想要和劳工党争夺什么天下，而是反对劳工党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认为这些革命主张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
不过大通学堂毕竟是一所学校，虽然教授革命道理，但终究是想要在革命之后建立新秩序的，而光复会只谈革命，不讲革命后的新秩序如何建立，本身就很难凝聚人心，连孙文领导的广东同盟会都比光复会有凝聚力些。
面对劳工党成体系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大通学堂的师生很快就倒向了加入劳工党的一方，而有了这些江浙地区的年青学生的加入，劳工党在东南的影响力就大大的提升了。过去东南士绅认为劳工党只是在军事上较强，在理政和经济上未必出色，但是随着武汉经济的发展和1910年长江大水的救援行动，这些地区的百姓开始倾向于武汉的行政管理。
1910年大水带来的后遗症是，北洋团体在安徽的权威大受打击，因为北洋无力救援安徽灾民，为了维持在安徽的驻军开销，北洋军将领还对灾区的救援物资进行了拦截变卖，这就使得安徽人对北洋团体大失所望，此前还担心武汉统治会夺走自己的田地，但是在北洋的治下他们连活路都没了，于是安徽百姓开始转向支持武汉完全接管安徽省政。
北洋失去对安徽的控制，实际上就等于是放弃了南京，因为此前北洋至少还能依赖安徽的驻军遏制武汉在南京的活动，现在安徽一失，南京自然也就完全落入了武汉的军事控制下。在武汉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黎元洪自然知道是做不成什么军阀的，他也看不懂武汉的工业布局，自然也就选择了继续留在军队工作，并很快接受了海军的新职务，至少这方面他还是有专长的。
当这四艘军舰进入中国海军的序列，中国海军的实力顿时就出现了质的飞跃。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拥有了三支分舰队的亚洲联合舰队已经极大的破坏了远东的海上势力平衡。法国的远东舰队虽然在吨位上并不比中国海军低，但远东舰队的头等战舰也就相当于二级巡洋舰，且属于上个世纪的老旧军舰设计，仅仅从性能上来比较，法国远东舰队已经逊色于中国分舰队。
至于英国皇家海军，其在东方的海上力量虽然超过了德国东亚舰队的力量，但是和日本海军的主力相比还是有所不如。英国在远东的秩序，实际上已经不是由皇家海军，而是由英日同盟来维持。但是亚洲联盟又打破了英国在远东的地区秩序。
虽然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没有再继续扩大自己的舰队规模，但是亚洲联合舰队实力的上升，对于英国皇家海军来说，同样是一个大、麻烦。英国皇家海军中国舰队司令官就对中国海军的扩建表示了担忧，他对伦敦的报告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一旦他们试图维护自己在海上的权利，那么皇家海军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这位英国人的用词也相当的有趣，中国人试图保卫自己海岸线的想法，在他看来就是对皇家海军的威胁，也就是说，他知道皇家海军出现在了中国人的地方，当中国人的实力上升时，自然就会要求皇家海军离开。
不管英法对于亚洲联合舰队的建立目的有多么担忧，当亚洲联合舰队成立之后，英法在东亚的活动范围就受到了限制。法国人不再试图声索长江内河及长江口以北的航行自由权，英国人也开始强调长江到吕宋岛这条直线以南海域是公共海域，不能视为某国或某个联盟的势力范围。
荷属东印度政府开始向美国和日本开放石油租借地的权限，此前荷兰人一直试图将英荷资本外的其他石油资本排除出东印度群岛。
7月30日早上，林信义刚刚起床洗漱，结果丰田贞次郎冲到了他的房间，对他失态的大声喊道：“陛下，陛下去了。”
林信义冷静的放下了毛巾，沉默的看了丰田一眼，等他稍稍镇定了一些，方才说道：“你的消息是哪来的？陛下是什么时候去的？”
丰田说：“是东京发来的电报，是今天凌晨去的，柴山大将命令大家去会议室集合，他要宣布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
林信义整了整衬衣，对着丰田说道：“其他人都通知了吗？那就去会议室。告诉大家都保持冷静，不要失态。”
丰田贞次郎惊慌失措的心情终于慢慢平息了下来，他照着林信义的吩咐继续去通知了其他人。林信义走出房间，瞧了一眼窗外的太阳，轻轻的自言自语道：“明治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啊。”
明治的病情对于国民来说不是一个秘密，去年秋天阅兵后的病情突然恶化，其实已经给了国民一些暗示，而今年春季又出现了并发尿毒症，实际上高层已经知道明治的寿命无多，在7月20日时，宫内省隐晦的发布公报，暗示了天皇身体的状况，今天的消息不过是最终的确认而已。
不过对于那些远离天皇的的普通民众来说，天皇的去世确实和晴天霹雳差不多，在他们看来，明治时代就是和天皇密不可分的，随着天皇的去世，这个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了，那么日本该怎么办呢？
和普通国民的忧心忡忡不同，对于陆军的高层来说，明治天皇的去世带来了政治上重新洗牌的可能性。虽然陆军中也有乃木这种对天皇愚忠之人，但更多的还是如山县这种只站在陆军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军人。
在大正天皇即位后，山县即在元老会议上提出要给桂太郎和大山岩以元老身份，试图扩大陆军在元老会议上的话语权。伊东祐亨衡量之后，立刻表示山本权兵卫也有资格成为元老，伊藤、井上两人也提出了现任首相西园寺公望的名字。
伊藤和伊东两人的坚持，使得山县不得不接受了同时增加四位元老的提议。于是在8月13日，刚刚践祚的大正天皇向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伊东祐亨、桂太郎、大山岩、山本权兵卫、西园寺公望下敕说：“卿多年事奉先皇，亲承圣旨，今当朕昭先皇之遗业，复多须卿之匡辅。”
不过山县虽然在元老问题上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却试图劝说西园寺公望加入自己这方，即修正限制军备的国策，山县的请求被西园寺拒绝了。
山县于是授意桂太郎和田村倒阁，此时的日本国内建设虽然稳步发展，在东亚事务上也逐渐提升了话语权，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却加深了。
日美之间本就因为夏威夷群岛的问题埋下了心结，日本因为筹备日清战争而错过了吞并夏威夷群岛的机会，日本人一直都认为美国人破坏了双方的协定，单方面破坏了夏威夷群岛的现状。美国人一开始主张夏威夷群岛并入美国是民主的结果，他们表示不会干涉日本对夏威夷移民，但随着美国控制住夏威夷群岛的内政后，又立刻出台了限制日本移民的法律，这自然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
除了夏威夷群岛问题外，日本往美国西海岸的移民，也令美国人感到了警惕，1910年加利福尼亚人口为2377549人，其中日裔人口为41356人。面对日本移民的快速增长，1907年罗斯福总统颁布了第589号行政令，禁止日本侨民通过非法手段移民美国，从而引发了日美危机，第二年双方才达成绅士协定，勉强解决了问题。
不过，之后日本外交开始转向，不仅仅要捍卫日本移民在美洲的权利，还表示有色人种也和白人有着一样的权利，并开始对美洲事务进行了干涉，墨西哥革命更是引发了亚洲联盟对亚洲移民在美洲的生活环境问题，因此美国人再一次激起了排日行动。
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支配下，一些美国议员开始主张废弃日美绅士协定，要求把日本人归为不受欢迎的亚洲人进行管理。西园寺内阁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妥协立场，试图维护日美绅士协定，桂太郎认为这显然是有辱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