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林信义再次返回东京时，日本正处于一个新的经济周期之中。此前因为日俄战争而带来的战争景气，在战争结束后也就维持了一年左右，和平消灭了战争时期军队巨大的需求，从而使战争后期的新工业投资陷入了困境。
不过这些战争时期投入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资金，为日本打好了全面工业化的基础，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只能说是保证重点工业，即纺织业和军事工业，对于其他工业主要还是依赖从海外进口为主。
这场战争的规模之大，短时间内突破了日本需求的上限，使得资本家开始向机器及能源产业扩大投资，以确保降低主业的制造成本，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
在市场竞争下，各大财阀进行了大量的重复投资，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产业不受其他财阀的控制，却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当战争带来的巨大市场消失后，这些新投资的工厂就出现了产能过剩，于是又开始了一轮破产兼并，战争景气宣告结束。
山本内阁推动的千叶县土地改革和亚洲产业联合的发展规划，实际上就是为了扩大国内市场，和向外开拓市场，从而确保国内的经济投资不进入萎缩。在山本内阁下台之前，日本经济已经从军事消费为主转向了民用市场为主，这也是各方希望山本下台的主要原因，山本再不下台就变成日本经济恢复的领导者了。
西园寺上台后，正好赶上了山本内阁辛苦经营出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期。虽然1910年的大水和赤塔地区的鼠疫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成长，因此拖累了日本对华贸易的增长，但是到了1911年4月，日本对华贸易数据开始了强劲的上升。
中国进口的快速上涨，一方面是1911年2月，各国专家宣布赤塔地区爆发的鼠疫已经基本平息，只要保持观察就够了，此次鼠疫的传染范围始终没有突破到哈尔滨这个北满的核心经济区，因此保住了哈尔滨的日常经济生产，当鼠疫疫情宣告结束，北满的经济建设就开始了新的扩张。
此次满洲的经济扩张，不仅仅在北满，南满也出现了新一波的投入建设，因为1910年大水造成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量灾民，在1911年开始被组织到满洲地区和内蒙地区垦荒，而向满洲输入资金的除了四国银行团外，大量的美国和德国资金也开始涌入。
德国对华投资从1910年开始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到了1911年上半年，对华投资的规模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0%，而这些投资几乎都是从美洲及亚洲其他地区抽调过来的。
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是中德贸易已经超过了中英贸易，1910年中国对外贸易第一位已经变成了德国，占总贸易额的35%左右，英国下滑到31%，在1894年，中英贸易约占中国对外贸易的72.8%，这使得德国资本加大了对华投资，以确保继续占据中国市场的优势。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联盟的成立让德国资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海外德国资本的安全区，之前德国人认为美国会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因此一度把美国视为了德国资本的海外避风港，但是美国资本在南美地区的扩张，令德国资本感到了警惕，德国人认为，美国人似乎有意在欧洲局势紧张时排斥欧洲资本在美洲的地位，这意味着美国恐怕未必是安全的。
巴厘岛事件，使得德国资本相信，联盟不会向英国和法国妥协，因为联盟和英法之间有着政治上的重大分歧，英法试图保持在亚洲的殖民统治，而中日显然不这么看，因此联盟的两大支柱就成为了德国海外资本的安全区。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初步工业化的地区，自然有着极大的投资机会，而武汉又确保了基本的社会秩序，这就使得德国资本开始青睐于向亚洲转移，而不是再向美国转移。同样的，一些在南美有着较大投资的德国资本，则转向了日本，试图借助日本的海上力量来维持自己在南美的利益。
于是1911年从水灾中恢复过来的中国就进入到了经济快速增长通道，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连带着让日本工业也分享到了好处，那些在战争时期投资开设的新工厂，这下终于不用停产或减产了。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日本的经济自然开始重新景气，而千叶县的农地改革也终于开始展现成果，那些获得土地的农民不仅解决了口粮问题，还因为千叶县工业中心的建设得到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因此大部分靠近交通干线的农业区都增加了收入，至少比农地改革前增长了50%以上，千叶县的农民突然就觉得自己能吃饱饭了。
原本对农地改革浑浑噩噩的中立派，现在也变成了农地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甚至有农民亲自跑去东京山本权兵卫宅邸表示了感谢。西园寺公望内阁的风评也不断上升，大家都觉得这位新首相是有福之人，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新景气。
不过当林信义回到东京的时候，发觉陆海军似乎都不满意当前的国民风气，因为经济上的增长使得国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国家的荣誉上，换一句话就是国民对军人失去了此前的关注，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开始下降了。
过去只能在舆论上出出风头的民党，现在却日益成为了国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而经济发展带来的腐败问题，也让下级官兵颇为愤怒，认为原本应当用来增加军费的财政收入，都被这些贪官污吏和财阀们所瓜分了。
不过此时还有一件大事吸引住了全国上下的注意力，就是天皇的身体健康。明治天皇前往福冈县视察日军大演习时，尿蛋白突然大量增加，其原本的糖尿病病情加剧。虽然在御医的抢救下，天皇的健康据说有所恢复，但是却没有再出现于公众面前，因此大家都开始担忧了起来。
虽然明治不是真的神灵，不能长生不死，但是明治时代已经和现在的日本难以分割，对于这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明治天皇就代表着一种向上的精神，他们很难想象，当这位天皇去世后，日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在这种国民的普遍焦虑下，就算是此前反对天皇体制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为明治天皇祈福了。面对这种社会层面上的共情，林信义也不得不承认，明治天皇确实成为了日本开化时代的象征符号，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位专制君主了。
在家中陪了几天老婆儿子后，林信义接到了调令，作为日本海军的代表出任亚洲联合舰队司令部第一副参谋长。亚洲联合舰队虽然有司令部，但并没有设置司令长官，代行司令长官权力的是联席参谋会议，如此设置的目的就是，德国和日本都不希望自己的军舰被对方指挥。
亚洲联合舰队虽然以日本、中国、太平洋联邦、大韩帝国、赤塔共和国这五个国家的军舰组成，但实际上的主力是太平洋联邦舰队和日本海军，这两支舰队各有2艘一级巡洋舰和2艘二级巡洋舰作为主力战舰加入了亚洲联合舰队，而其他各国几乎都是辅助舰。
名义上，联席参谋会议调动整个联合舰队，但实际上各国海军代表如果不达成一致，就只能调动本国派出的舰队，而想要以联盟的名义行使自卫权，还得先获得联盟会议的授权。
这样的权力架构固然极大的削弱了亚洲联合舰队的战斗力，但却也极大的降低了某些人员独走带给联盟的战争风险。联席参谋会议的规格不算高，德国的路德维希.萨克塞上校出任参谋长，林信义出任第一副参谋长，第二副参谋长是林葆怿上校，也就是上校级别的参谋会议。
不过联合舰队的活动区域却相当的广泛，日本面向太平洋港口：函馆、横须贺、佐世保、普天间、基隆、高雄、三宝颜；中国港口：青岛、榆林；太平洋联邦港口：阿皮亚；都向联合舰队授权开放。也就是说，联合舰队的巡视区域北到日本列岛，东到大陆架，西到太平洋中部，南到南洋。
而在过去，这一区域内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管辖权的，各国海军都在此地争夺势力范围，英国固然高高在上，但也不能把这片海域视为自己的后花园。日本、俄国、德国、美国、法国都有着各自的专属势力范围，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则失去了所有海上的管辖权，只是徒有几艘军舰而已。
不过在俄国海军失败于日俄海战，德国东亚舰队加入联合舰队，英国海军退守马六甲，美国海军无力在该区域对抗日德海军之联合，所以该区域的海上管辖权自然就落入了亚洲联盟手中。法国海军、美国海军和荷兰海军，压根不能在东亚和联盟进行对抗，他们也没法联合起来，因为缺乏政治和经济上的共同利益。
于是原本被各国势力争夺的西太平洋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统一管辖权的海上势力。虽然在亚洲联盟内部还存在着分歧，但是联盟对外的共同利益却超过了内部的分歧，使得这一新的海上合作组织开始趋向于稳定。
日本海军通过亚洲联盟的名义极大的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也是林信义再一次提前晋升的原因，海军需要林信义继续推动联合舰队的建设工作，实现海军的南下战略。
此时海军的南下战略已经比从前的画饼要清晰多了，就是海军要和英国以马六甲海峡为界，英国人控制印度洋，但马六甲海峡以东及澳大利亚以北地区，则应当属于日本海军的地盘。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就可以向东和美国争夺太平洋的控制权了。
日本海军的高层依然不敢把英国皇家海军视为敌人，他们认为印度洋是皇家海军不可能让出的核心利益，因此只要日本海军不染指印度洋，那么英日就能和平共处了，他们的目标还是放在了和美国争夺太平洋上。
林信义没有去纠正这些海军高层的想法，虽然他认为随着英国的衰弱，实际上和英国人争夺印度洋比和美国争夺太平洋要安全的多，但是和美国对抗会进一步加强日本对亚洲一体化的需要，因为日本个体的力量是没法对付美国这种大陆工业国的战争潜力的。
12月初，林信义前往了青岛，他需要在青岛安顿下来之后，再把木子母子接去。他并没有直接跑去青岛上任，而是先去了武汉，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开通典礼。经过了三年的施工，如果加上前期准备工作则将近五年，总投资超过2500万美元，这座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终于建成。
田均一看到林信义的时候非常的开心，他在汉口码头上就指着远处的大桥对林信义说道：“你当初说修建长江大桥把武汉三镇联为一体，从而让武汉变成中国的革命心脏，我当时觉得这得几十年后才能完成，没想到十年后我们就做到了。明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那么从最北面的海参崴到最南面的广州，就可以做火车直达了，中国的内陆交通格局完全变了，就算海上再出现什么威胁，我们也不至于处处挨打了。”
林信义看着长江上的大桥也觉得气势非凡，虽然和后世的长江大桥相比，其实这座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并不出色，可是在这个时代的长江上就显得宏伟壮观了起来，因为长江两岸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即便是汉口、汉阳有了点现代化的影子，但是最高的大楼也没有越过长江大桥的高度。
他颇为感慨的说道：“一座长江大桥还是不够，长江绵延上千里，至少也得有十几座大桥才能沟通两地商业的交流。一条南北大动脉也是不够的，靠近沿海地区还得再修一条南北铁路，这样沿海地区的经济和国防都能获得保障。”
田均一等劳工党的领导人大为赞同林信义的说法，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怀疑，林信义所描绘的中国工业的发展计划是一种过于美好的想象，当武汉工业的体系逐渐成型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工业化本身就是对中国社会变革最大的推动力。
过去那些试图把农业放在优先地位的党员，现在也不断的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转向了工业优先的思路。去年大水灾对工农业的冲击是很大的，但是工业区的迅速恢复和农业区的难以自救，都表明了工业化的城市才是对抗天灾的最好武器。
林信义跑来武汉，显然不是为了参加一个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他其实也是来了解一下工人国际的东方会议的讨论和决议的。
应该来说，此次工人国际在武汉召开的东方会议还是成功的，会议上各国工人代表都承认了亚洲各民族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正义性，同时也认同了各国无产阶级不为本国的帝国主义服务的主张。
不过让田均一感到困惑的是，他向林信义请教道：“工人国际的各国代表在会议上都声称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他们对于摩洛哥危机的问题上却又表现了和自己主张相反的立场。
法国的无产阶级代表认为，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是在维持秩序，而不是镇压摩洛哥的革命，并指责德国所谓的保护侨民声明不过是谎言，是想要借机获得摩洛哥的领土。
德国的无产阶级代表也在为德国政府的行动进行辩护，他们都主张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不能成为否定祖国的借口。这实在是让人困惑不已，他们爱的那个祖国，难道不正在亚洲、非洲、美洲压迫其他民族吗？假如他们支持这个祖国，那么岂不是就是在支持本国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我觉得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派的主张才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把帝国主义的对外战争变成国内革命战争，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林信义倒是能够理解田均一这些劳工党成员为何会反对欧洲的爱国主义，倒不是他们真的反对爱国主义，而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欧洲人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就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所以他们才难以接受。如果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么劳工党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爱国主义应当是高于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