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林信义而言，1908年的主要精力其实放在了两件事上，一件是推动黄海联合军事演习，原本林信义主张邀请所有亚洲国家参与联合军演，哪怕没有军舰，派出观察员意思一下也行，主要是弄出一个亚洲团结的局面来。
不过日本政府刚刚向外透露了一点风声就遭到了英法美等国的抗议，法国人尤为激烈，因为法国人搞出来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虽然控制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但是从法理上来说，这三个国家还是独立存在的，日本邀请三国加入军演，将会极大的强化这三个法属殖民地的独立意识。
英美虽然不及法国那么反应强烈，但也对日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英国不希望进一步刺|激缅甸、印度的民族独立意识，美国也反对日本把美属菲律宾视为一个独立国家。
迫于列强的抗议，日本海军不得不修正了初定的军演方案，选择了以日中韩三国为主体的东北亚安全联合军事演习，一方面规避了列强的抗议，另一方面也是对列强在亚洲殖民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只不过，当这场军演计划刚刚确定下来，陆军就制造了间岛事件，此时距离联合军演的时间9月下旬已经不足3个月，这下海军举办这场军事演习的目的几乎泡汤，反而让列强看起了笑话。日本政府口口声声要尊重殖民地人民的自由选择，结果自己却用武力去对付那些做出了自由选择的朝鲜人，这显然就戳破了日本政府在国际上自我标榜的日本负有亚洲道义责任的谎言。
山本、河原这些海军高层或者只是不满于陆军的擅自行动，但是海军军令部的年青参谋们对于陆军的独走是真的恨的牙痒，他们觉得陆军完全是把国家利益当成了儿戏，把他们殚精竭虑才制定战略毁于一旦。联合军事演习可不单单是一场演习，这是日本海军试图争夺南洋话语权的切入点。
林信义提出的亚洲一体论已经为这些海军参谋们所接受，认为这正是大海军战略的前进路线。正是在发展大海军这个目标下，这些海军参谋才会把韩国加入到联合军演中，为的就是把韩国当做模板来刺|激南洋各民族亲近日本。
但是海军这一步还没跨出去，陆军就一棍子把海军的一条腿给打折了，对于陆军的不满自然就成为了海军参谋们的共识。因为这一事件，林信义主张的陆军是海军第一号敌人的说法彻底压制住了革新团体内部的陆海军同舟共济论，这倒也算是意外之喜。
至于林信义关注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推动建立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南洲是西乡隆盛的号，至于经济和文化研究所则是之前海军文化课在艺术基金会下建立的社会调查组。
名义上，林信义通过艺术基金会呼吁对政府工程应当先调查研究后立项目，实际上则是将政府工程的回扣合法化，通过一个中介机构把回扣以合法的方式转交给左右政府工程的有力人士。
林信义的建议得到了宫内省的大力支持，因为过去这些政府工程的好处都落在了藩阀手中，他们虽然得到了天皇的信任，但也只能从藩阀手中收一些残羹冷炙，毕竟根据宪法，宫中和府中是分离的，宫内省无法干涉政府事务，但在政治影响力上，宫内省却并不低于政府，因为他们可以代表天皇发声。
只是按照日本先行的体制，宫内省不能把这种影响力变现，这就让宫内省的官僚们颇为不满了，反对天皇机关说，正是宫内省在背后极力支撑着，也就是伊藤博文在政治上强大的声望，把宫内省的声音给压制了下去。
现在林信义提出了一个让宫内省变现权力的方式，自然就得到了宫内省的积极支持，哪怕林信义主张用西乡隆盛的号来命名这个非官方机构，宫内省也捏着鼻子认了。
09年七月，在天皇的首肯下，西乡从德侯爵出任了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木下尚江则担任了常务理事，于是林信义可以通过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直接对千叶县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发出声音了。虽然是陆军扶植起来的后藤新平，但是在南洲研究所成立之后也积极的向研究所靠拢了。
在井上馨、山县有朋的推荐下，后藤新平于09年初接任了千叶县知事，后藤显然不是普通的藩阀官僚，他把自己定位为了政治家，所以他对于千叶县的政治、经济规划是有着个人的一整套想法的。但是在就任了千叶县知事后，他发觉国内和台湾做事是不同的，国内他没有完全的权力来实施自己的计划，而需要同各方进行妥协。
比如千叶县知事虽然看起来代表着政府掌握行政权力，但是千叶县议会中的本地势力利用地方法规可以牵制他，地方上的町村自治团体倾向于代表本地势力的地方议会而不信任代表政府的县知事，再加上海军及财阀通过中央政府压制千叶县政府，迫使地方无法干涉他们在千叶县的建设工程，使得后藤这个千叶县知事，几乎形同摆设。
而在这个时候，陆军在国内的口碑直线下降，特别是在爆出了间岛事件之后，虽然有一部分爱国主义者认为不管陆军的行动是否违背了法律，但至少他们是在维护皇国的利益，因此应该无条件的站陆军的立场上。
但是这种论调很快就被另一种声音给压制住了，“如果爱国就是神圣的，那么支持战争的人先把对俄战争的欠债给付清了。一边口口声声喊着爱国，支持陆军，一边却不肯把自己的土地贡献给国家还债，这种口头爱国者就是日本最大的敌人。”
这种声音之所以压制住了爱国者的言论，因为得到了广大日本民众的支持。一些左翼社会主义者公然发小册子造谣，说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股东也就692人，他们在朝鲜占据了土地52,426町步，但是这692人几乎都和陆军及宫内省人士有关，普通人几乎就是个位数，且占有的土地少于平均数，显然这些报纸上提到的普通人在朝鲜获得了土地的故事，不过是政府用来欺骗国民的门面。
日本民众知道了这一事实后极为不满，认为国家花费了十几亿打了这场战争，死了八九万人，结果却让那些官僚和财阀发了财，所谓的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
日本内务省几乎第一时间就开始查禁这些小册子，并宣布这是不满政府的过激主义者的谣言，试图效仿俄国过激党在日本掀起暴力革命反对天皇。只是主张谣言的政府拒绝公布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股东名单，也拒绝公布朝鲜土地分配给了那些日本人，这就使得国民开始确信，小册子说的是真话。
如果说日比谷烧打事件，主要是对政府的无能和对俄国不遵守战败国的本分爆发的愤怒，那么这一次国民针对的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质疑了，毕竟按照爱国主义者的宣传，对外战争的收益是全民共享的，所以大家都应当为战争出力，但是现在国民发觉，他们承担了高额税赋和牺牲，而官僚和财阀却什么都没付出，反而在战后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国家属于国民显然就是一个谎言。
政府对于国民的愤怒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因为在调查后发现，那些小册子都是在国外印刷然后运到日本来的，显然在内务省封禁了平民新闻社这个过激主义者的大本营后，那些过激主义者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行动。
这就和中国的革命党人被清政府追捕后就跑到日本的方式是差不多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日本现在没办法要求中国方面把这些人交出来，因为中国方面认为这些日本人宣传的东西并不违背中国的法律，最多也就是把这些小册子运进日本是违法的，不过按照武汉方面的调查，他们得出结论，小册子的制造者没有实施偷运日本的行为，应当时其他日本人的牟利之举，所以驳回了日本政府的要求。
当初清政府希望把跑到日本的革命党的声音封杀在国境之外，事实上证明是做不到的，现在反过来，日本政府发觉自己也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中日双方之间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你不可能从庞大的中日贸易中去防止违禁品流入日本，这种检查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更何况，政府内部对于过激主义者的立场也是不同的，陆军及宫内省的一些保守分子认为，过激主义者已经成为了动摇皇国根基的敌对分子，应当严厉打压。但是海军及一些政党分子则主张，过激主义者不过是国民对于腐败的官僚体制的不满而走上了过激道路，问题在于如何让政治清明，而不是抓捕过激主义者。
双方的意见不一致，使得内务省在对待过激主义者的问题上显得有些三心二意，更何况内务省还发觉，原本存放在警保局的对于社会主义分子的监视名单及资料居然消失了大半，在海军和萨摩阀的施压下，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是也让内务省失去了对于国内社会主义分子的监控。
那些有名的社会主义分子虽然还在内务省的监控下，但是这些人不是在国外，就是已经转向温和的改良主义，而且和宫内省、海军关系密切，成为了日本政坛和文坛的一股新兴势力，内务省自然不敢向过去那样轻易的给他们栽赃。
而消失的社会主义分子，大多是中坚人物，虽然他们此前不出名，但是在工人及年青学生中具有较大的活动能力，内务省对这些人的监控，主要是防止这些人进入到强力部门中，从而变成内部的反叛分子，但是随着名单的消失，这些人已经从内务省的视线中消失了。
当然有一位警保局的精英提出，海军文化课的林信义中佐和许多社会主义者交往密切，在海军兵学校推动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甚至还可能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或者这个人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
这位精英提出报告的当天就被被内务大臣小川平吉直接下令调去了北海道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担任了派出所所长，对于林信义中佐的调查资料完全被收缴，于是对于内务省消失的社会主义分子的档案调查宣告结束，结论是一些不重要的资料被新入职的人员误操作销毁了。
作为日本政府用以镇压内部异己分子的强力部门，其内部都出现了分裂，自然就难以压制住国民中传播开来的反国家言论。于是，此前用以平息国内矛盾的爱国主义，今次反而让陆军遭到了更多国民的攻击，国民和陆军之间的关系如此独立，让后藤新平也不得不开始疏远陆军，寻找另一个权力支点了。
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虽然只是刚刚成立的机构，大多数国民甚至都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作为已经靠近日本政治核心圈子边缘的后藤新平来说，他知道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背后的艺术基金会实质上就是宫内省、新萨摩阀和新财阀结合起来的一股新兴政治力量。
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刚刚成立，山本内阁就低调的宣布，今后任何政府投资的工程都需要先委托社会第三方进行调查研究，确保工程项目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立项，以杜绝一些官僚为了输送利益而盲目进行工程立项。
这听起来固然很好，但实际上政治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新势力对旧藩阀政治的一次夺权行为，过去藩阀官僚通过兴建各种政府工程，把钱输送给财阀，然后财阀再向藩阀提供资助，从而形成了权力和金钱的结合。
在这种体制下，藩阀和财阀获得了最大利益，其他人只能看着他们吃肉，所以民党对于藩阀和财阀的批评不绝于耳，民党的这种批评还得到了宫内省的大力支持，反对藩阀和财阀政治的近卫公爵差点都当上内阁首相了。
而现在的这个新制度，就是由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来决定工程立项，然后把利益分配给各政治势力，从而取消了藩阀和财阀分肥的制度。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虽然损害了藩阀和财阀的利益，但是却获得了其他政治势力的支持，因此必然会成为帝国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极。
后藤新平认为，向南洲研究所靠拢，或者更有利于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陆军虽然势大，但是陆军搞的藩阀政治已经惹起了众怒，今后必然会逐渐交出权力，他继续依附陆军，未来的发展恐怕是没有多少空间的。
对于后藤的靠拢，林信义并不拒绝，他也需要通过和后藤代表的千叶县政府对本地势力进行打压，从而进一步推动千叶县土地改革的完成。千叶县本地势力虽然在东京圈的政治势力看来不过是乡下人，但是他们在本地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土地改革损害了这些本地势力的利益，自然波折颇多。
但是，海军需要一个工业化的千叶县，残存太多小农体制，显然是不利于海军在千叶县的根基的，所以林信义没打算让海军吃独食，而是选择了和其他政治势力分享利益。后藤新平也只是被血食吸引而来的一只鳄鱼罢了。
当然，在对千叶县的规划上，后藤新平其实是最接近林信义的思路的，不管是推动千叶县的快速城市化，建立覆盖千叶县的公路网，后藤都站在了林信义的立场上。
也正是有了后藤新平的支持，林信义才能把大量的年青学生分布到千叶县各町村，从而形成了新土地改革法调整草案。按照农民的要求，地主保留1.5町步的土地，其他由国家强制收购，然后分配给佃户无偿耕作，这些土地归属于农会名下，由农会每年向国家支付本息，99年内还清。
新调整案解除了农民担心赎买土地导致的负债问题，而农会属于农民自治组织，也就是说农民有权选出代表监督农会账目，因此土地的归属权也明确了，所以该调整案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地主当然是反对的。
在千叶县、农林省、内阁的三次大讨论下，最终方案是：地主所允许保留的出租土地为1町步；超过3町步的土地由政府强制收买；同时，只允许以现金缴纳地租，水田地租；并强化了地主取得土地的限制性；各地负责农地收购、转让的委员会中，佃农成分出身的委员需要占到人数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