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觉得林信义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虽然显得过于软弱了，但确实可以拿了一用，至少比陆军的强行征服的策略要节约资源，陆军的强势镇压之策其实就是抄的欧洲殖民落后地区的政策，英国人凭借着这套武力征服策略最终从区区三岛之地变成了现在占据世界四分之一陆地的大英帝国。
作为英国人的好学生，日本人自然就把这套对外殖民的理论变成了建立大日本帝国的基石，也就是因为英式民主和日本的天皇制度有着极大的冲突，所以对于如何效仿英国政治制度出现了分歧，才使得日本的对外殖民理论迟迟难以成型。
按照英式殖民理论，英国人通过输入先进的文明换取了殖民地的统治权，日本要是照抄的话，那么殖民地体制就要学习英属海外殖民地，建立起独立的行政和司法制度，殖民地政府只是向天皇而不是向日本政府和议会负责，这对于日本的政治精英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一点。
但是按照日本传统政治的办法，把海外殖民地视为新领土来扩张，那么这个成本又未免太大了些，那些原本社会中的上层精英对于自己地位的滑落充满了愤怒，转而都变成了反日分子。比如台湾到现在还是军事统治，台湾民众的叛乱就没有停止过。
因为此种军事征服政策，实际上就是把本地居民全部当成了二等公民，不管你过去在当地多么有名望，在一个普通日本人面前也是低人一等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自然会带来经济上的压迫，日本人在本地从事任何行业都获得了军队和法律的保护，本地人除了让出生计外并无其他出路可走。
于是在满清治下还怀念大明的台湾人，在日本人统治了几年后就全面转向了中国大一统思想，认为满清也是中国的合法王朝，因此台湾还是应当回归中国。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就在于台湾人意识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已经失去了自我，除了我们日本之外，他们不能再有我们台湾的意识，而日本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日本人，就和琉球人一样，不过是被强迫改名的外人。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台湾人在日本比在台湾更受法律的保护，因为日本的法律主要针对罪犯，而台湾的法律主要针对具有台湾和中国意识的反抗分子。所以台湾人在台湾天然就是法律针对的群体，到了日本反而还有了被法律保护的权利。
相比之下，海军代为管理的棉兰老岛反而是最为和睦的海外殖民地，因为海军几乎没怎么管理，在地方上承认了当地族群的自治权，在经济上选择了和华人合作，海军在棉兰老岛做的事情就是修路、建设港口和调解族群纠纷，此外就是和各自治村落合作开发建设橡胶园和油棕园，在这种宽松的管理下，棉兰老岛反而从一个极力反对外来者的动乱地区变成了能够和外来者和平共处的地区。
可以说，棉兰老岛是日本投入资源最少，但秩序却较好的海外殖民地，仅次于被日本吞并了几百年的琉球群岛，琉球处分虽然是维新政府做出的，但萨摩藩控制琉球却在明末，所以当维新政府下达琉球处分时，琉球岛上几乎没什么动荡，因为琉球人已经接受了日本人的统治，无非是那些作为门面的琉球精英感到了不满，但是他们此时想要反抗已经得不到下层民众的支持了。
但是很显然，琉球的征服难以复制，因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别说一百年，就是十年都可能出现巨大的国际秩序的变更，所以想要学习英国的殖民扩张来壮大日本的实力，其实已经是一条绝路。因此林信义提出的，承认朝鲜民族的独立权力，只是暂时统治朝鲜，才是最有可能获得稳定统治朝鲜的方案。
伊藤博文对于这一方案有所担忧的地方，就是难以让军部和国民中的大日本主义者接受，因为他们想要的显然不是一段时间内的统治权。对此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只是为了获得一段时间内的统治权，那么日本人现在在朝鲜置办的产业日后该怎么办？朝鲜人独立后难道还会容许我们继续保留这些土地和矿产吗？”
对于伊藤博文的担忧，林信义实在没法产生共鸣，强占来的土地和固定资产，在离开时当然不可能保留下来，但是朝鲜的独立难道是日本给与的恩赐吗？是因为没法继续统治下去了，日本才会不得不承认朝鲜的独立，所以朝鲜人收回土地和固定资产，本就是理所应当的。
伊藤博文的这种担忧，就和那些满清遗老鼓吹民国继承了大清的遗产一样可笑，好像满清不是被革命推翻的，而是满人自己主动交出了政权，失败的外来征服者能够保留生命和私有财产就已经是本地民族最大的仁慈，哪里还有什么大清的遗产呢？
没法和伊藤产生共情的林信义只好反问道：“从国民身上拼命搜刮来的资源，最终就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占有朝鲜的土地当地主，那么他们究竟是在掠夺朝鲜的民众，还是在压迫本国的国民？光靠种地和挖矿，能够填补国家为占领朝鲜投入的巨大资源吗？
日本在朝鲜问题上所损失的政治信誉，更是难以估量。这种武力征服的殖民主义，在当前的时代，就是一种入不敷出的愚蠢之举，还令日本完全失去了国际上的形象，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一员。日本的对外关系只剩下了利益，没有了道义。”
伊藤博文听林信义这么讲，不免有些奇怪的向他问道：“你不是曾经说过，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道义，只有永恒的利益吗？”
林信义却反应迅速的回道：“我当时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对英国外交进行的分析，并不代表我认同这一外交立场。对于世界头等列强的大英帝国来说，确实可以只讲利益不谈道义，但大英帝国同样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亚协议所建立起来的条约体系，而这一体系实质上就是大英帝国的道义所在。
各国之所以能够在条约体系下保持基本的国际秩序，就是因为英国人把自己约束在了这一体系之下，而不是超然于体系之上，所以尊重条约体系就是大英帝国在外交上的最大道义，至少各国都知道英国人确实能够遵守自己签署的条约，哪怕之后撕毁这些条约，也会找出借口而不是毫无缘由的废弃。
正因为大英帝国基本遵守了自己签署的条约，所以当前的国际秩序才能建立在条约体系的基础上，而不是混乱无序的乱战。从这一现实的结果来看，虽然大英帝国的外交不谈道义，但实际上他们对于条约体系的维护，就是最大的道义所在，而这种道义也保证了大英帝国对于国际秩序的领导力。
日本作为列强中最弱小的一员，既不能依靠武力对抗国际秩序，又不肯尊重自己所签署的条约，那么日本迟早会变成各国眼中的另一个俄罗斯，一个试图用武力破坏国际秩序的捣乱者。所以，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就长期来看，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利益。
然而今天的日本外交，我看不到有人关心日本的国际形象问题，只是急功近利于短期的利益，似乎只要吃完了面前的这一餐，以后日本成为国际公敌也无所谓了。更为可笑的是，这种短期的利益甚至都没有让全体国民受益，不过是让一部分人得到了好处。
这就是我反对对朝鲜采取强行征服的方案的根源，因为得不偿失…”
两人的谈话到了这一地步，伊藤博文也终于理解了林信义在对外政策上的基本立场，那就是林信义和他们这些早期开国派的想法完全不同，也不认同以华夷变态为基础的东亚兴起论，林信义想要的是一种类似于欧洲条约体系在东亚的复制，即承认亚洲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亚洲主义，以此来对抗欧洲中心论。
这一设想确实要比他们这些早期的开国派或华夷变态说的东亚合并论要更加的现实，早期的开国论其实就是认同了欧洲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其他地区只是被动的承接文明，所以想要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就需要脱亚入欧，因此需要对日本的文化、政治进行彻底的欧洲化。
这种全盘西化的思潮在鹿鸣馆时代达到了巅峰，但却激起了国民对开国派的全面不满，也因此动摇了国民对于天皇制国家的支持，出现了大批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制定宪法、召开议会变成了民权论者最为有力的武器，因为这就是外国政治最基本的东西。
为了避免天皇制度的垮台，伊藤博文等开国派又不得不转向支持国权派，从而把激进的脱亚入欧主义者赶出了朝廷，而之后国粹主义开始风行，于是就有了以华夷变态为基础的大东亚合并主义者的诞生。但是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除了日本人之外真没有什么朝鲜人和中国人支持大东亚合并。
中国虽然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支持大东亚主义，但他们更倾向于中日朝三国的同盟，而不是彻底变为一国，因为中国人不能接受大清皇帝居于天皇之下，在满清退位之后，支持共和的中国大东亚主义者则进一步主张要以中国为大东亚的主体，而不是日本，这就使得日本的大东亚合并论彻底失去了前路，因为日本的政治精英显然没法接受被中国合并。
所以，此时的日本政府的东亚外交政略实际上变成了见机行事，根本就没有一个长期目标。林信义在这个时候提出以条约体系重建亚洲主义，反倒是一个最可行的方案。只不过这一方案的基础，就是对朝鲜问题的处理，承认朝鲜民族有独立的可能性必然会引来陆军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不满，但是不承认就没法建立起东亚条约体系的互信基础。
伊藤博文和林信义的这场谈话，很快就成为了1909年初伊藤派内部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在伊藤博文卸任政友会党首一职后，实际上伊藤博文就没有再制定什么长期目标了，伊藤派正处于一种思想上无所适从的阶段。
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把精力放在了枢密院的权力扩张上，末松谦澄则把精力放在了对外宣传日本的文化上，而西园寺公望则秉持伊藤的要求控制着政友会，但事实上政友会的权力正在向原敬集中，西园寺自己也越来越倚重这个党内的干才。
当伊藤博文把自己和林信义讨论的东西拿出来让这些亲信进行评价后，这些伊藤派的骨干们顿时从表面上的团结走向了分裂。
伊东巳代治坚决反对朝鲜民族有独立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不仅会让伊藤派和山县派形成彻底的对立，也会进一步加剧朝鲜人的反叛心，毕竟一旦心存希望，就不会有人接受强权。伊东拿满清对中国的统治为例，认为如果不是满人对于中国人的强势镇压，那么满清不会存在比蒙元更久，正是剃发易服让中国人完全看不到复活汉人文化的希望，才能让满人的统治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汉人王朝的统治时间。
西园寺公望则认为承认朝鲜民族的独立如果可以降低朝鲜人的反抗行动，那么就是可行的，作为一届首相，虽然西园寺在政治上没能发挥就下了台，但他的视角和伊东显然是不同的，他需要从责任政府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他认为当然日本最大的问题是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继续压迫国民而把资源浪费在海外，最终会形成两头落空的局面。
西园寺以棉兰老岛和台湾岛举例，认为日本虽然在棉兰老岛没有获得完全的管理权，可是日本对于棉兰老岛的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棉兰老岛的财政已经实现了平衡，而台湾岛则依然需要国内进行大额补贴。
西园寺最后说道：“朝鲜半岛的人口差不多是日本人口的一半，我们如果像补贴台湾一样补贴朝鲜半岛，那么国内承受重税的农民只会越来越不满。更何况，就算是用武力征服，我们现在也只能对地势较为平坦的南面进行镇压朝鲜人的暴动，在北面的群山之中，陆军也一样束手无策，因为朝鲜的游击队能够随时退到中国境内修整，难道我们要纵容陆军向中国开战吗？我坚决反对和中国开战，我国财政没有这个能力，各国也不会支持我们，这是自杀计划。”
西园寺公望的坚决，很难说是反对和中国交战多一些，还是对陆军的独走可能性更警惕一些。末松谦澄立场紧跟伊藤博文，而金子坚太郎则担心亚洲主义会引发欧美对于日本的警惕，他认为日本或日中为基础建立的亚洲同盟，都不可能和欧美相抗衡，因此他从根本上就反对亚洲联盟的主张，强调日本应当遵守国际秩序，而不是成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不过这场伊藤派内部的争论，确实代表着原本沉寂下来的伊藤博文，在政治上又有了一些新的目标。伊东巳代治其实颇为担心这一点，毕竟在他看来，伊藤博文现在最好只是充当伊藤派的门面，而具体的事务应当交给他们这些年青人来处理了。
虽然在个人关系上，伊东是尊重伊藤博文的，但是在政治上他认为伊藤博文不应该再管过于具体的事务了，这一点上他和桂太郎倒是有着相同的心态，都觉得现在真正负责派系事务的是自己，而不是那些元老，元老们如果胡乱出声的话，就等于是在动摇他们在派系中的权威，因此伊东才会如此极力的反对伊藤博文对于朝鲜问题提出的新思路。
所以伊东最后还是偷偷摸摸的把伊藤派内部的讨论透露给了山县有朋，当然他假称是海军的想法，其实他这么说也不能算错，毕竟林信义确实是海军中的一员，这一讨论的方向也有利于海军所主张的亚洲新秩序，怎么看都是海军受益的方案。
不过伊东的行为又惹恼了桂太郎，在桂太郎看来自己才是山县派负责具体事务的，伊东动辄绕过自己和山县通气商议，这是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里。从他的角度来看，伊东这是通过山县来指挥自己做什么，完全没有把他当成长州派二代核心来对待。
不管伊东如何主张伊藤派依然是长州派的一分子，但是在桂太郎等长州派骨干看来，伊藤派投向政党政治实际上已经等于是主动脱离了长州派，因此现在的长州派实际上就是山县派，伊东巳代治对长州派来说就是外人，一个外人动辄通过山县元老向他们下达命令，这确实太腻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