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义并没有和东条英教就军务展开讨论，他很清楚这种具体事务上自己不是东条英教的对手，虽然他在西藏、印度远征期间掌握了一支军队的建设工作，但那种建设工作是建立在政治先行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很多实际的问题都被中下层干部以主观能动性的方式解决了，他只是把握住了大方向，毕竟下面的干部要是没有主观能动性，就得被英军和地主干死了，生存才是这支军队的首要任务。
但是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已经完成了基本自保能力的弱等列强而言，如何建立制度规范军队的权力及更好的指挥这支军队，才是高级军官首要思考的问题。而东条英教虽然被长谷川大将称之为“好大言的书生”，可实际上东条英教在军队制度方面的研究在陆军中是首屈一指的。
长州派之所以要把东条赶出陆军，就是不希望这位陆大首期首席坐上陆军大臣的位置后，把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那么长州派对于陆军的控制就会破灭，相比起儿玉只是在派系扩大范围上和长州派核心有所争执，东条英教试图用制度来解决陆军内部的派系问题，才是长州派趋向消亡的最大敌人。
所以，如果就海军陆战队的建立和使用方式和东条英教展开讨论，林信义认为自己会在谈话中被对方牵制，最终不得不赞成对方的主张，毕竟这样的谈话方式他也常用，只不过他更喜欢用大的目标来左右谈话的方向，毕竟这是穿越者最大的外挂。
面对一个对未来的判断异常坚定且能屡屡预言成功的人，大部分人最终都会慎重的考虑他的告诫，事实上除了疯子和对信仰异常坚定的人物，一般人即便能够对未来做出一二判断，也很难坚持自我，这也是许多创业者失败的原因，他们并不是对自己的事业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是缺乏坚持到胜利的信心。
林信义很清楚，自己现在在海军中的地位，看起来是因为自己在西藏、印度立下的功绩和在海军事务上展现出的能力所致，可事实上，大家是害怕他的判断准确率，毕竟没人希望站在失败者的一方，而他自出名以来做出的判断无一落空，这就给了反对他的人以很大的精神压力，那些中间派人士更是不敢轻易下注在他的对立面。
一旦他对于未来判断的准确率开始下降，那么反对他的声音必然就会多起来。所以，林信义干脆就放大了这些人的恐惧，因为他清楚自己对于未来不是基于判断，而是对真实历史的复盘，这是其他人没法理解的东西。
所以面对东条英教的请教，林信义略一思索就说道：“1666年伦敦发生大火的时候，据说伦敦的人口是38万4千人，34年之后伦敦不仅完成了重建，人口也突破了40万，1715年伦敦人口超过了巴黎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当时大约为63万人，到了1800年时伦敦人口达到100万人，而1851年经过精确的人口普查，当时的伦敦人口已经达到了236万…”
东条英教虽然不明白林信义为何会岔开话题谈起伦敦城市人口的历史变化，但经历了一次退役后，他倒是比从前沉稳了许多，因为这件事让他明白，即便自己是正确的，掌握权力的人也能让自己无法发出声音，从而把他的意见和人一块消灭了，他想要让别人听取自己的意见，那么他也得听听别人的想法。
而林信义作为海军的大脑，显然是不会和他瞎扯淡，他谈伦敦的城市人口变化，自然有自己的目的。东条英教的猜测并没有出错，林信义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用意，“…伦敦城市人口的历史变化，其实刚好是和英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商社会的趋势是吻合的，也就是说，伦敦这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代表着工业生产取代了农业生产，成为了社会经济的支柱。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到拿破仑时代的结束，正是英国确立了工业时代的开端。所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写的战争论，正是对于英法两国全面对抗的总结，所以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表，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但是我认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虽然创造性的利用哲学对战争理论进行了分析，可是处于历史的局限性，他所下的对于战争的结论还是过于表象了。我认为战争的本质其实就是各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关系的互相竞争。
按照资本论的说法，生产关系为社会生产力而服务，任何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都要被淘汰。拿破仑之所以会失败，正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法国的小农社会生产关系没法应对建立在殖民体系上的英国工商业生产关系，所以拿破仑虽然打赢了无数次反法同盟，但他失败了一次就再难以翻身，而英国领导的反法同盟依赖比小农经济更高效的工商业经济，用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拖垮了法国的小农经济。
所以战争从属于政治，这不是一个判断，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在小农时代，因为农业生产力的低下，一个天才将领带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通过一两次决定性的战役击败敌国的主要兵力，并趁机深入帝国内部破坏其农业生产力，最终赢得战略上的胜利，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迹，满人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国，就在于大明的边军体系被摧毁，而农民起义和各种天灾又破坏了其社会经济生产力，因此没法在短期内恢复建立一支能够对抗满人和农民军的武装力量，从而让几十万满人抓住机会占据了中国。
但是自英国开启了工业革命之后，这种天才将领和一支精干部队可以左右一国政治或地区权力格局的事情已经很难再复现了，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生产力集中于少数大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国土足够辽阔，只要生产中心没有被摧毁，那么哪怕这个国家失去了大半领土和人口，这个国家依然能够把战争维持下去。
此次俄国在远东的失败，不是俄军统帅的无能，事实上就算库图佐夫复生来担任此次俄军的统帅，他能做的无非就是加大日中两国的伤亡，但不能为俄国取得胜利，因为日本和中国的身后是建立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城市，只要这些城市还在为战争提供资源，那么俄国是无论如何不能取得胜利的。
所以，当俄国试图破坏东方的国际秩序，站在了所有先进工业国的对立面时，尼古拉二世就已经在投降协议上签好了自己的名字，日本和中国必然会取得此次战争的胜利，无非就是两国付出的代价是多寡而已。”
说到这里，林信义略停了停，注视着东条英教的反应，作为国内唯一一位读懂战争论的将领，东条英教原本对林信义谈起战争论还有所轻视，毕竟林信义都没有前往欧洲留学过，这就意味着林信义即便看过战争论，应该也是森鸥外翻译的前半部，后半部是陆军士官学校于1903年在他的帮助下完成的，起了个名字叫大战学理，此时应当还是对外保密的陆军士官学校教材，这个外也包括海军。
但是很显然林信义看的是全本，而且应当是德文原版，否则就不能轻易的引用这些原句，毕竟翻译本中为了考虑日本人的接受能力，采取了符合日本人的翻译语法，所以战争论的翻译本和德文原版其实相差挺大，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同一本书。
这种对于外国原着在翻译时自行删减并加上翻译者的想法，是此时日本翻译者的通病，毕竟除了科技类的书籍外，社科类着作的翻译实际上都是为了阐述翻译者的政见，因为在天皇体制下，个人对政治体制进行批评是违法的，但是翻译外国人的着作符合开国理念，天皇总管不到外国人头上，所以只好当做看不到。
战争论这本书为啥大多数人看不懂，就是因为不少人不了解战争论写作的历史背景，也不了解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作的本意，再加上翻译者为了迁就日本人采取的删减修改，于是本就哲学要素过多的战争论，日文翻译版本看起来就更加的抽象了。
而林信义能够深刻的理解战争从属政治这一战争论的结论，并创造性的用资本论来解释战争论的抽象理论，这对于东条英教来说，无疑也是一大冲击。他在这一刻倒是真的有些被林信义的思想所折服了，这种开拓性的思想，确实让他都觉得眼前一亮了。
他在心中记下了资本论这本书的名字，决定回去后应该找来看一看，不过在林信义面前他还是很快回过了神来，对他说道：“战争从属于政治，你的解释方式确实有些让人感到意外，不过我觉得很有道理。别人都说日本只有我看懂了战争论，我觉得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不过我觉得，你确实是看懂了战争论，至少要比我理解的更为深刻。”
对于东条英教的恭维，林信义并没有显得骄傲自满，一名海军中佐被一名陆军中将称赞，确实值得让人感到得意，更何况东条英教在作战思想上是陆军的前几位，所以他的评价可真不廉价，只是林信义并没有把军队当成自己的归宿，所以才没有往心里去。
他在得到了东条英教的认可后，这才把话题引回到了东条英教之前提的问题道：“海军陆战队的未来其实就是军队的未来定位问题，而军队的未来定位又和日本的国际地位及希望扮演的角色是分不开的。
所以您所关心的海军陆战队的未来，最终还是应当归属于这样一个问题，日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只有当日本清楚自己想要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日本才能知晓，在这个世界中，日本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东条英教此时有些明白了，为啥林信义能成为海军的大脑，而自己却被长州派赶出了陆军，因为林信义压根没去考虑过依赖什么人来改变军队，他依赖的是对局势的掌握来改变环境，而他却一直希望能够得到山县或其他陆军的高层支持，从而获得权力来改变陆军，显然陆军的当权派并不想支持他，而海军的当权派却没法和林信义所代表的大势相对抗。
从这点上来说，他只是把军事从属于政治当成了一种口号，而林信义却是实实在在的把它用在实践中，所以两人所得到的结果就显得天差地别了。
东条英教终于从内心放低了身段，在他上门之前，他还存有一种屈尊的心态，但是面对林信义的沟通让他算是彻底的明白了，林信义根本不需要拉拢他，或者说林信义并不需要搞什么派系斗争，试图拿自己手上那点权力和对方讨价还价，最终不过是自取其辱，因为林信义是通过政治来重建权力分配，而不是通过拉拢权势者来左右政治。
对于林信义来说，谁领导海军陆战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军陆战队是否能够为其政治目标而服务，如果违背了这一点，那么他也就失去了价值，面对林信义所营造起来的海军大势，他显然是不能依赖海军陆战司令部这个部门去对抗的，这相当于是和体制在对抗。
林信义和他确实是对等的存在，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对等，所以他此前抱有的那种屈尊心态，对于双方的沟通显然是不恰当的，东条英教修正了自己的心态，对于林信义的请教自然就更加的具有诚意了，他真诚的向林信义请教道：“那么你认为日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林信义略一沉吟便回道：“日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其实还需要我们去探索，我相信当前不会有人能够准确的判断这一点，理论是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不断地提出并修正的。这就和造房子一样，过去人类造房子不会画设计图，能够有个遮风避雨的窝棚就是房子，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房子的功能和结构越来越复杂，也就需要先进行图纸作业，然后按图施工了。
世界秩序的建立，和造房子的原理差不多。当前的全球殖民体系，真正溯源历史的话，其实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罗马人对于欧洲的征服，实际上就是最初的殖民活动，把罗马的文明传播给欧洲蛮族，然后把蛮族创造的财富运回罗马供罗马人享用。
正是这种不断重复的殖民活动，才有了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大英帝国建立全球殖民秩序的理论指导。人种优劣的理论，其实就是罗马人对其他非罗马人统治的文明对野蛮的征服说辞，所以白种人殖民有色人种是文明的传播，而非有色人种之间的野蛮屠杀。
根据这一人种优劣的理论，日本是不可能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最多也就是如埃及、小亚细亚对于罗马的地位，为罗马提供物质资源或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全球殖民体系下，日本的角色是白种人在东亚的看门狗，保卫白种人在东亚的利益，如果日本不能胜任这一角色，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价值。
东条将军，您觉得，日本能扮演好这个角色吗？或者换一个问题，您觉得日本应该满意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吗？”
东条英教沉默了半天，终于摇头说道：“不能，日本不可能困守于列岛之上，日本的国土没法养活这么多人，我们推动开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和白种人取得平等的地位，白种人拥有的权利，日本人也应当拥有。如果日本被限制在列岛上，那么我们所建立起来的庞大军备，很快就会压垮日本的经济，最终爆发国内革命…”
只能说，这个时代的日本人想法几乎没啥本质的差别，下层民众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取一点好处，虽然他们不清楚对外战争要打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而中上层的日本人则清楚的知道，日本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日本列岛的负担上限，一旦有个天灾就会闹出大乱子，所以对外扩张就是日本最好的出路。
东条英教虽然鼓吹军事要服从政治，但是在对外扩张的问题上，他的立场和山县等长州派没啥区别，只不过东条主张这种对外扩张应该由政府居中协调，而不是由军部来领导战争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条英教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工业时代战争的些许迹象，即工业国之间的战争将会变成举国上下的国力比拼，因此光靠军队是很难应对这种全面战争的。林信义并不指望扭转东条英教的认知，他只是在确保这些人不要把赌注都压在战争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