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田村和河原两位大臣以军部的名义请求内阁设立退伍军人事务局以安排裁军及退伍官兵的安置工作时，山本权兵卫及其亲信都放下了心来，因为这其实已经标志着军缩案最终以内阁的方案作为定案了，陆军选择了妥协。
这大约是西南战争之后军部做出的第二次重大妥协，第一次是陆海军的分离，严格来说陆海军分离并不能算是军部对政府的妥协，而是长州派对萨摩派的妥协。事实上在西南战争之后，军部虽然放弃了干涉政治的权力，但实际上也截断了政府干涉军队事务的渠道，严格来说军队并不能算是吃亏。
但是这一次的妥协，确实是军部的单方面让步，政府方面不仅开了裁剪军费的先例，还掌握了对于退伍军人管理的一部分权力，在这之前军队是拒绝政府管理任何军人事务的，虽然军队对于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也无能为力，但也绝不赞成政府插手此事。
说起来也挺有趣，当山本权兵卫在海军大臣的位置上时，他也是反对政府干涉军队事务的支持者，但是在他当上了首相之后，反而对于无法插手军队事务表示了不满，他认为政府负责军队的开支却不能对军费的使用加以监管，这岂不是让军队成为了国中之国，那么他这个首相等于是被军队牵着鼻子走了。
山本权兵卫有这样的愤慨也是理所当然，政府开支近三分之一的支出流入了一个名为军部的黑洞，政府必须按时的把钱拨过去，却没法了解这笔钱该怎么用，而且一旦战争爆发还得另外拨出临时开支，可以说政府的财政支出计划完全是在围绕军队在运转，假如不能对军队的支出加以约束，那么政府的财政计划就是不确定的。
作为首相的山本权兵卫虽然保留着海军大将的军职，但是他可不是一个愿意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傀儡，山本权兵卫觉得自己作为海军大将履行首相职务，因此自然是有权力了解军队事务及军队经费的去向的，否则他还怎么领导政府？
于是当上了首相的山本权兵卫，几乎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不受控制的军部对于政府工作带来的重大隐患，也让他从海军大臣的立场迅速转换到了内阁首相的立场。
山本权兵卫对于军部不受政府约束的质疑，实际上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这是明治十年体制建立以来，政府官员普遍感受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只不过日清战争之前，国内社会矛盾的激烈需要军队去镇压，国外又需要一场战争来开拓日本的生存空间，所以政府上下认为优先军队是国家生存下去的第一要务，这才忍受住了军部的独立地位。
但是在日清战争之后，马关条约获得的大量赔款，使得日本获得了充足的资本以发展工业，从而减轻了对于民众的掠夺程度，国内的社会矛盾开始有所缓和，国内经济建设开始和军队建设居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个时候政府官员就认为，军队应当稍作忍耐，先让国内民众缓一口气，过两天正常日子。
这些认为军队应当稍加忍耐的政府官员，实质上就是以伊藤为首的工业发展派，他们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让日本走向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既然日清战争已经扫除了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么当然就应该把重心放在发展而不是国防上。
不过军队在日清战争之后声望大涨，加上要求先保护农业的政治势力也不在少数，因此最终日本还是走向了下一场战争，也就是这一次的对俄作战。虽说日俄战争的大部分起因在于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无节制，从而引发了日本人的恐惧，但日本国内坚持把战争作为解决国内矛盾的军人和政客，同样推动了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
和日清战争之前日本上下一心的局面不同，对俄战争其实是在开战之后，国内才达成了统一的意识，在战争爆发之前，担忧失败而反对战争的声音并不在少数，这也是战前东京房地产价格遭到战争谣言暴跌的原因，一些日本有产者压根不想和看起来强大无比的俄国人开战。
随着俄国人拒绝承认战败，不肯给一分钱的赔款，原本就对战争有所不满的政府官员，这下终于半公开的表明了自己反对国防优先的立场，山本权兵卫内阁能够和军部展开对抗，得到了这些反对国防优先的官员的支持，也是一大原因。
而军队真的做出了让步的决定，对于山本内阁来说也是一种意外之喜，毕竟在军部没有接受军缩方案之前，大家对于军部是否会采取妥协姿态，还真没有什么把握，毕竟军部通过两场对外战争的胜利，在国民心目中的声望正是居高不下的时候，虽然对俄作战并没有达成战前的赔偿设想，但国民的愤怒针对的是鼓吹战争的军队高官和政府官员，对于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军人，并没有太多的愤怒。
所以，军缩方案看起来是军队需要为战争没有取得预料中的战争赔偿而做出的退让，但实际上却是把战前夸下海口的军官和政治家的责任加诸在了没有犯错的军人身上。即便是那些反对军部势力的官员，对于军队是否愿意承受这种委屈，也是不敢打什么包票的。
新上任的陆军大臣田村居然能负起责任，接受了政府提出的军缩方案，只是在退役官兵的安置上提出了些许要求，对于主张限制军备的政府官员来说，确实是一个欣喜若狂的大胜利。只要开了这个先例，那么今后政府要求军队忍耐的时候就有先例可循了，这就意味着政府对于军队事务的干涉，终于被开启了一个小小的缝隙。
山本权兵卫当然能够感受到政府这边的兴奋，不过他也很清楚，这件事还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只要陆军还没有开始裁军复员，那么就不能说军缩方案已经得到了军部的认可，那么就意味着还有变数。
然而环顾身边，山本才发觉能够和他商议这件事的，其实只有林信义，其他人压根摸不准陆军的脉搏，这一次军缩案能够逼迫陆军低头，这个大势也是林信义营造出来的，其他人都只是在局中而已。
于是他不得不把林信义叫到了首相官邸内，就退伍军人事务局的成立一事，向其问策。林信义倒确实是早有准备，当山本权兵卫向他询问这件事时，他便直接提议道：“退伍军人事务局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安置退伍军人的新政府部门，但我们又不能简单的以政府部门去看待它。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军队和社会其实是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则的，在军中和在社会上，所面对的规则是不同的。所以从民转为军，从军人变回农民，不亚于一次投胎做人，一切社会关系都要归零，然后重新开始。
由百姓变为军人，因为此前没有收到过军纪的约束，所以这种转变是把个体的百姓转为集体的一分子，虽然对于新兵来说有些难以忍受，但不至于造成群体性的事件。但是把军人变为百姓，就是让集体的一分子重新变为个体化，这种时候要是处理不好，很容易就会引发军人群体的共同反感，从而形成群体对抗事件。
对于国民来说，军人是保家卫国的存在，这在两次对外战争中已经给国民灌输了这种牢固的观念。所以一旦军人和退伍军人事务局发生冲突，国民天然会倾向于军人而非政府。毕竟对于国民来说，当前的政府是强势的，自然也是遭人痛恨的，卫国牺牲的军人和强势的政府发生冲突，他们自然是要声援军人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国民的心目中弱化退伍军人事务局的形象，使国民觉得退伍军人事务局不是一个政府部门，而是一个为退伍军人服务的机构。这样一来，退伍军人要是对安置的条件有所不满，和退伍军人事务局发生冲突，国民也就未必会一边倒的支持军人，而是会为弱势的一方公道的说上几句。
陆军现在对军缩案没有什么意见，不代表当退伍军人对安置条件感到不满的时候不会站出来力挺退伍军人，那么这种冲突下，得到了国民支持的军人，自然就占据了对于政府的舆论优势。所以，对于组建退伍军人事务局，内阁应当谨慎的加以考虑。”
山本权兵卫不得不承认，林信义在这种细节问题上确实谨慎的不像个年轻人，但这样正好说明了他们在海军内部的斗争中为何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对方把所有可能的漏洞都计算过了。比如他身边的人只看到了陆军的屈服，对于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的成立则属意交给军部来管理，和林信义的分析一比较，就知道这些人纯粹是在给自己挖坑了。
很明显的一点，如果把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交给军部来管理，那么一旦出现退伍军人对安置条件不满，军部肯定会把锅甩给政府，而不是自己承担，毕竟军部只是派人管理，给出安置岗位的是政府，而想要让退伍军人完全满意政府的安置条件，这显然是不大现实的，毕竟每个人的欲望都是不同的。
山本权兵卫沉吟了许久后对着林信义问道：“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会让国民觉得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是一个弱势的服务机构，而不是政府的衙门呢？”
林信义看着山本首相诚恳的进言道：“招募女性担任管理局的事务员，由她们来对接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在我国，女性的地位远不如男性，不仅在政治上没有权利，就算是在家庭生活中也是为男子所支配，所以不会有国民以为，一名女性|事务员和退伍军人争论，是因为其强势而造成的。”
山本权兵卫为林信义的大胆感到了震惊，维新以来，实际上女性的社会地位还不及江户时代，毕竟江户时代因为幕府为将军挑选美人，还会形成整个家族因为养了一个被将军喜欢的女儿而飞黄腾达的事迹，因此江户时代的女性有着较为独立的地位。
但是到了维新时代，女性已经失去了独立门户的权利，哪怕按照财产继承原则，最终让一名女子成为了户主，但是这位女子也不能以户主的名义在政治事务上发言。在一些乡村，地主的户主其实是自动承担了村长的责任，作为日本社会的基层管理单位，村长有权向官府上书，也有权就议员选举投票时左右本村的投票结果。
不过维新政府很快就取消了女性户主的权利，从而使得女性完全的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比如乡村家庭出卖女儿以填补地税的不足，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合法的人口买卖。而根据日本的户籍法，女性不能成为户主，也就意味着女性只能在男性户主的家庭内生活，无法独立。
这就是为什么，柳原白莲和北小路子爵离婚后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婚姻，在其兄长的支配下，差点就被卖给了九州煤炭大王，因为离婚之后的白莲只能回到柳原家，而不能独立门户。根据日本的法律，其兄长是有权决定妹妹的婚事的，因为这就是户主的权力。
事实上要不是有林信义强势阻止，柳原家直接派人把柳原白莲绑回家，然后强行完婚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日本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政府压根就不会管。女子是财产而非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这个时代东西方的公认原则。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林信义提出让女性担任政府事务员，这实在是一种大胆至极的主张。山本权兵卫下意识的就想要否定，但是在最后一刻他还是按耐住了自己的情绪，因为他想起，林信义似乎从来没有感情用事过，他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都代表着精密的计算，反对的声音最终都会变成对事件的推动力。
因此出于一种谨慎心理，山本不免先向林信义质疑道：“我们先不提退伍军人和女性办事员冲突，国民会倾向于同情女性办事员这件事。你难道不考虑一下，政府任用一批女性办事员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吗？这件事情会让政府承受舆论的猛烈批判的。”
林信义的表现却正如山本权兵卫所猜测的，他胸有成竹的解释道：“舆论的批判之声对于任用女性办事员来说，也是一种助力。因为我建议，这批女性办事员应当首先任命牺牲的军人家属和军人家庭出身的女性，为了捍卫死去战友的家庭能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军部难道不应当和政府站在一起反对那些道德卫道士的批评吗？
如果军部和政府站在一起反对那些舆论，那么军部还有什么脸面去攻击退伍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为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一些小的问题，军部也会主动的去压制那些退伍军人的不满，以确保他们不会变成左右摇摆的墙头草。”
山本权兵卫思考了半天，终于想明白了林信义提出招募女性办事员这件事上给军部和社会上的守旧势力挖了多少坑，可以说政府在这一件事上完全可以拉一派打一派，压根不会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来，这可比把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交给军部管理，更能让政府占据主动权。
山本权兵卫结束了和林信义的谈话，虽然他没有给出什么结论，但他已经暗示自己会考虑林信义的建议，而林信义也顺势拿到了组建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的建议权。
和山本首相谈话之后不久，林信义就陪同妻子木子去拜访了津田塾的校长津田梅子。事实上这不是林信义第一次和津田梅子会面，之前津田梅子因为他让妻子转交的捐款而特意上门感谢过，而上一次两人会面时，他曾经建议过津田塾在教育方针上有所调整，要更加的适合于女性的生存需要，而不是仅仅为了提升文化素养。
津田梅子和下田歌子在女性教育上秉持不同的方向，前者希望培养独立的女性，而后者则希望培养合格的贤妻良母。但是作为士族家庭出身的津田梅子，她对于独立女性的看法和林信义有所不同，林信义认为独立女性首先要在经济上独立，然后才能形成独立的人格。
而津田梅子则认为女性独立人格来自于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修养，而不是考虑什么经济独立。当然，这和津田梅子家境优渥不需要考虑日常生活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因此津田塾教育出来的女性，除了当文学青年外，几乎没啥出路，这就意味着穷人是没法上津田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