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义的这番话其实倒是满符合现在的日本精英看到西方的学问的立场的，西方的理论就是用来改造日本的工具，哪一种理论能够让日本强大起来，那么就应该拿过来用一用。
事实上现在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感到警惕的主要是宫内和陆军，宫内对社会主义思想反感的原因是因为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幸德秋水等人对于宫中女官的诋毁，这极大的损害了宫中的形象，从而导致了宫中对于幸德秋水主持的平民新闻的打压。
不过宫中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其实并不怎么了解，他们不过是出于对幸德秋水等人的痛恨，所以才对社会主义者进行了连带打压，毕竟现在日本的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都是幸德秋水的弟子或信徒。
真正对社会主义思想感到警惕的其实是陆军，而且陆军也是在田中义一从俄国返回之后才对这一过激主义开始有所警惕，田中义一在俄国其实做的事情和明石元二郎差不多，为了能够了解俄国社会他深入到了俄国的工人群体中，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可以利用俄国工人阶级和过激主义在战时拖俄国的后腿。
正是田中归国后献出的这一奇计，才有了派遣明石元二郎前往俄国煽动俄国革命的计划。而原本被陆军上层认为希望不大的计谋，一些高层认为在战争期间国民意志高度凝结，不太可能被外国人煽动起革命，结果却获得了大成功。
只不过俄国革命对远东战争造成的影响力被中国军队奇袭西伯利亚铁路线得计划给覆盖了，日本国民并没有觉得是俄国革命结束了这场战争，而是认为是中国人切断了西伯利亚铁路线，从而令远东俄军失去了作战意志，俄国革命的爆发不过是给沙皇政府结束战争找到了借口。
这种社会上的认知甚至都影响到了陆军内部，以至于陆军对于明石元二郎的成功评价大大的降低了。但重点在于，陆军高层突然发觉田中义一的判断是正确的，过激主义妨碍了军队和国民的爱国精神，使得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候，这些过激党人反而产生了煽动革命夺权的野心。
因此陆军的实际主事者，桂太郎和室内正毅等人，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警惕心立刻提升到了最高，直接把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视为了颠覆皇国的逆贼程度。相比起宫中只是禁止幸德秋水等人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桂太郎等陆军高层则认为应当把幸德秋水这些逆贼直接清除掉，以避免毒害皇国青年。
而除了宫中和陆军之外的其他各方，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则大多抱有研究、改造和加以利用的态度，哪怕是反对幸德秋水的自由派学者，他们反对的也不过是反对社会主义思想中消灭私有制的论断，倒是没有对幸德秋水喊打喊杀的意思，自由派学者认为幸德秋水其实也是西化派的一员，只是和自己选择的西方学说不同，而不是真实的利益冲突，当前西化派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守旧的藩阀政治。
也许在明治维新初期，刚刚夺取了政权的萨长政权在思想上还是开明的，所以开国派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导权。但是萨长政权开国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治，而不是真的想要让日本全盘西化，所以在明治十年之后，当新政府的统治开始稳固下来，萨长政权也好，或是之后的长萨政权也好，就开始了对民权思想的不断打压，1887年颁发的保安条例，甚至把民权论者从东京驱逐了出去，禁止他们居住于东京市内。
这也是西园寺内阁上台后对平民新闻一案采取冷处理的客观原因，因为西园寺内阁背后的政友会就是民权主义者，他们认为平民新闻社案，其实就是藩阀对于民权思想的又一次打压，既然平民新闻社已经解散，宫中的意愿获得了满足，政友会自然不会接受陆军对幸德秋水等人的加重处罚。
新技术官僚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大致是随着当权者的立场进行变动的，因为这些新技术官僚还没有完成对于政权的掌握，所以自然就没有统一的利益被社会主义者所侵犯，而社会主义者对当权者的反抗，倒也迎合了新技术官僚们的心理，他们也觉得当前主政的藩阀元老，实际上已经阻碍了日本的发展，这些老人确实应该交出权力了。
所以林信义把社会主义思想当成国家体制改革的工具说，能够让小川平吉、原嘉道、高桥是清接受，即便是若槻礼次郎，在几位大臣中他更倾向于维护现体制，主张对国家体制进行微小的调整，而不是大动干戈。
新技术官僚这个群体，对于藩阀政治都是持改革主张的，只不过有的人观点激进一些，要求藩阀官僚全部退出，有的人立场温和一些，认为应该逐步退出。观点激进的大多是被藩阀政治所打压的人，比如小川平吉和原嘉道，他们原本有着极高的起点，但是在藩阀政治中却被迫选择了放弃官职从事律师职业。
立场温和的就是若槻礼次郎这类，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获得了藩阀的认可，从而靠着技术性的职位步步高升，虽然不能进入到政权的决策层，但至少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因此对于藩阀政治的痛恨就没有那么的激烈。
因此心态更接近于保守主义的若槻礼次郎对于林信义的工具说还是提出了质疑，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对私有制的否定，最终会危害到皇国的现体制，甚至有可能引发和邻国类似的平民革命。
如果说日清战争的结果让日本人开始摆脱过去对中国的仰望心态，那么武汉政权的崛起则再一次纠正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贬低看法。
武汉政权和列强联军在长江上的对峙，虽然让日本民众感到愤怒，因为受到最大损失的其实是日本海军，但也被不少日本人看成为了类似于英萨战争的复制，认为武汉政权就和当初对抗英国人的萨摩藩一样可敬。
而此后武汉政权不仅存活了下来，并在西藏战争中迫使英国人做出了妥协，这就使得日本的精英对于武汉政权的评价越来越高，特别是在武汉政权在对俄作战中所表现出的中流砥柱之势，各国派出的战争观察团对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感到了惊讶，并认为这场战争中北洋军虽然表现不错，但中国军队的核心其实是武汉的军队。
以列强所公认的陆军强国德国和法国的军事观察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就士兵的训练程度而言，北洋军其实是中国军队中最出色的，但是战场上表现最好的中国军队却是武汉军。按照一位德国军人的看法，北洋军只是在战场上参加了战斗，而武汉军则是在组织战争，所以凡是北洋军单独的行动，几乎都得不到什么战果，而哪怕是少量武汉军队参加的军事行动，也能基本保证战场上的主动权。
德国人对武汉军队的评价，极大的纠正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军队的轻视，而之后武汉政权逼迫清帝退位，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则带给了日本人更大的震撼。假如没有之前一系列对武汉政权的称赞声，那么武汉政权逼迫清帝退位的举动，至多不过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
但是武汉政权之前一系列让人赞叹的表现，就使得一些日本人很难把这一行动和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上的大革命，足以和法国大革命相媲美，只不过武汉政权没有如国民委员会那样砍下皇帝的脑袋而已。
当这些日本精英把清帝退位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后，中国革命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的讨论，就自然成为了日本学届和政治届的讨论课题了。而这种讨论不可避免的就和日本的维新运动进行了对比，然而就形成了应该对日本继续维新的舆论。
如果说过去的民权主义的兴起，主要是日本藩阀政治中失败的一方试图卷土重来，这依然是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那么现在对日本再维新的舆论呼声，实际上体现了广大平民阶层的心声，即民众借助邻国革命凝聚了改革的人心，试图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愿再被藩阀或民党所代言。
面对这种民众发出的改革呼声，对于若槻礼次郎这些体制内的官僚来说，当然是感受到了威胁的，他们只是想要从当权者手中分权，而不是支持民众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若槻礼次郎对于林信义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具论，依然抱有极大的警惕，担心会引发国内的革命。
林信义当着五位现任大臣敢于说出自己的主张，自然也是经过仔细的思考的，因此对于若槻礼次郎的质疑，他不假思索的反驳道：“国内革命的爆发肯定不会是社会主义思想引发的，从维新政府成立以来，农民暴动的事件数量已经超过了江户200多年的总和，我们总不能说这些农民是社会主义思想煽动起来的吧？
我们的邻国所爆发的这场社会革命，其革命的领导者武汉劳工党虽然是主张社会主义思想的，但它强调自己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而不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由此可见不是中国人信仰了社会主义才爆发了革命，而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激烈到一触即炸，才有了劳工党的胜利。
假如日本要爆发一场革命，那么必然是社会各阶层对现在的体制不满到了极点，而不是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更好，所以主张社会主义思想会煽动革命的爆发，这是当权者不愿正视社会问题，为自己推卸责任的借口。
试图通过禁止思想的传播来禁止革命，这就和消灭制造了问题的人来消灭问题一样荒谬。丰臣幕府和德川幕府都曾经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来维持幕府的统治，但这种政策导致了日本远离了世界，最终被黑船强行打开了国门，这就是现在日本处处受制于人的历史根源。
开国的目的，就是让日本能够随时的了解世界的潮流方向，使日本不至于变成第二个印第安民族。为了当权者的一己之私而禁止新思想的传播，这和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有什么不同？”
明治维新政府虽然依赖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正迅速的建立起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幕末被列强打开国门的印象此时还铭刻在日本人的记忆当中，维护皇国体制和维护大和民族的生存权力，此时还没有高度统一，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为优先。
林信义现在的主张是建立在开国是为了延续大和民族存续的立论上，这也是维新政府开国论的基础，作为体制内的一员，若槻礼次郎没办法反对这一点，否则他就等于是公开反对维新政府建立的政治根基了，这种立场一旦暴露，被舆论攻击就不可避免。
打掉了若槻礼次郎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维护体制的政治立场后，林信义话题一转说道：“我们主张打倒英法为首的全球殖民体系，是为了让日本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打倒了英法的全球殖民体系，并不代表着日本就有了发展空间，日本的发展空间必须要得到全球新秩序的保障，这才能真正的获得发展的机会。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如何打倒英法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新秩序。而任何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都是对于国际贸易原则的保护，比如旧中华帝国的宗藩体系表现在朝贡贸易制度，今天的全球殖民体系则建立于自由贸易制度。
朝贡贸易的核心是权力创造价值，即小国同意中华天子的统治权，从而获得天子的赏赐，不过小农社会的中华帝国最终难以把朝贡贸易制度维持下去，最终走向了闭关锁国，也就等于自行放弃了宗藩体系，从而给了欧洲列强入侵亚洲的机会。
而今天的全球殖民体系虽然起源于大航海时代的自由贸易，但这种自由只是对于帝国内部的商人而言，对于帝国之外的商人，其实是不自由的。大英帝国虽然没有直接用权力来给商品定价，但是大英帝国规定英镑兑换黄金的价格，而当前的国际贸易正是建立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上的。
英镑通过和黄金的固定联系，迫使各国接受了英镑的价值，对于各国而言，除了黄金和英镑之外，本国货币都不能使用于对外贸易，因为当前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能够和黄金自由兑换的货币，这就是英镑，当前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英镑自由的购买各国的原物料和劳动力，各国自由的换回代表货币的黄金和英镑，但不能再国际市场上自由的购买原物料。
比如美国向日本进口生丝，日本向美国进口钢铁和棉花，但日元和美元不能实现货币互换，而是必须先更换为黄金，然后以黄金对商品定价。那么谁来确保交易商支付的票据能兑换为黄金？答案是伦敦的金融城。
也就是说，国际贸易的支付兑换必然要通过伦敦金融城开出的票据才能完成一次国际贸易，英国人通过国际贸易的结算体系，获得了对于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力。
今年日本的生丝价格高了，日本的农民扩大了生丝的生产，但明年国际生丝的价格就可能跌了，为什么？因为日本根本消化不了自己生产的生丝，这些生丝就是为了国外市场生产的，因此面对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日本农民最终就成为了英镑-黄金贸易体系下的一个受害者。
我们要打倒英法帝国主义所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要夺回对商品的国际定价权，那么日本试图建立以日元为定价体系的国际贸易体系，这实际上就是想要取代大英帝国在当前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印度人和中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难道会认同日本的做法？
不，日本只会被新的国际秩序排斥在外，我们将会和英法一样成为失败者。所以，日本需要一种新的定价体系来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从而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
我认为，想要获得印度人和中国人，乃至所有后发国家认同的国际定价体系，只有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避免了封建时代的权力定价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定价，至少对于各国的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定价方式。
只有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构建亚洲经济合作组织，建立起以日中印为核心的贸易同盟，才是坚固而不可摧毁的价值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