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长江上第一等的客轮是英国人的，当然这是指19世纪末80年代以来，在这之前中国的内河航运事业是不向头等列强开放的，所以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一度占据了长江轮船航运业务的八成，之后旗昌放弃中国业务转回美国开展铁路事业，于是才有了招商局的根基。
而迫使旗昌放弃长江航运业的根源，一个是中国人自己创办了招商局，另一个是英国人拿到了长江航行的权力，于是英商怡和、太古两公司开始从沿海运输向长江内河航运业务发展，对长江航运造成了很大的竞争，木帆船时代，从上海到武汉运输一吨货物的价格要18两，而经过激烈竞争后，轮船每吨的运价跌到了3两一吨，旗昌觉得无利可图就干脆放弃中国业务了。
而甲午战争后，德国和日本在华势力大涨，于是德日对中国的近海及内河航运事业有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下，招商局却被盛宣怀经营成了自家的产业，不仅没有增加资本，反而抽出了大量利润以报效朝廷和向自家输送利益。
1902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就让杨士琦南下把盛宣怀从招商局赶了出去，这也是盛宣怀联合一班东南士绅积极反袁的根源。虽然盛宣怀对革命没啥好感，但是为了反对袁世凯，他宁可支持孙文的同盟会了，劳工党他也是痛恨的，毕竟劳工党也一样没收了盛宣怀在汉阳铁厂的资本，还在安徽积极的推动对李鸿章家族财产的清算。
只不过劳工党头比较铁，连土地改革这种得罪全体士绅的政策都敢干，自然不会在意盛宣怀的批评，而盛宣怀反而要考虑，劳工党要是真得了天下，会不会对自己进行彻底清算，所以反而不敢公开批评劳工党的行为了。
但是骂袁世凯他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因为袁世凯也是需要士绅们的支持的，他没收盛宣怀的财产，这本就引发了一部分士绅的不安，所以他可以通过反袁来团结那些对袁世凯不满的士绅们，倒是不用担心袁世凯能把他怎么样。
如果说招商局在盛宣怀手中还是北洋和个人的敛财工具，盛宣怀毕竟是能力的，他贪污招商局的财产，但在经营上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只不过是遇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才显得他比较无能。可杨士琦是真正的名士做派，你让他给袁世凯出出主意倒是还行，让他来负责一整个企业的运营，这就是要了他的老命了。
特别是袁世凯为了扩建北洋和掏空招商局，直接下令让杨士琦向北洋一系的政商发行公债，直接掠夺了招商局的本金，这就使得招商局开始出现连续的巨大亏损，到1906年杨士琦就干不下去主动请辞了。袁世凯和盛宣怀之间的争斗，直接令长江航运上唯一的中国航运公司遭到了重创。
如果不是武汉爆发兵变，直接用武力切断了长江中上游的外轮航行，那么招商局应该很难再恢复元气了，毕竟德国、日本都在不断加大长江航运事业上的投资，就连英国人都深感压力。武汉武力破局，总算是把长江上的航运业务抢回了不少。
英日由于始终不同意放弃对长江航运的特权，因此在几年内始终不能进入到九江以上地区，而德国最先和武汉达成了协议，不仅放弃了德国军舰在中国内水的自由航行权，还同意德国在中国组建的轮船公司接受武汉的注资。
汉美、北德路易、捷成洋行，三家德国在华航运企业，在和武汉协商后都组建了股份制公司，以负责太平洋及亚洲航运业务。武汉则成立了长江航运及中国远洋两公司和三家德国航运公司合作，分别负责国内航运和国外航运。
在对俄战争结束时，中国远洋航运公司虽然还不成什么气候，但是长江航运公司已经拿回了长江轮船航运业务的六成。由武汉到上海往来速度最快的客轮，是长江航运公司在德国定制的人民轮，是长江上第一艘使用柴油发动机的轮船。
说是定制，其实是德国生产核心部件，然后在武汉造船厂进行组装，大约有二成左右的构件是汉阳钢铁厂生产的。这艘先进客轮的建成落水，代表着武汉和德国本土的工业技术已经形成了配套，德国设计武汉生产，终于成为了现实。
这艘客轮的背后，代表着中德标准化已经成为两国工业的共识，德国工业界的目光开始从国内生产转向了全球生产。人民轮下水之后，德国工程师协会就在柏林召开会议，讨论效仿武汉成立德国的通用机械制造标准委员会，并决定吸纳中国工程师协会作为合作组织。
在人民轮下水之前，德国的工程师协会和其他德国工业组织只是把武汉建立的一系列工业组织视为拙劣的模仿者，他们反对这些中国工业组织制定的标准和发放的技术证书在德国是有效的，只有通过德国工程师协会的认证，才能视为符合了德国标准。
但是人民轮的成功下水，让德国的工业界突然意识到，中国人的工业能力虽然极为落后，但是在标准化的组织施工下，中国的幼稚工业却可以发挥出超出其能力之外的水平。人民轮的质量和德国产的类似轮船差距已经相当小了，但是人民轮的制造工期比德国制造减少了三分之一，成本也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双方展开竞争的话，德国制造全无优势可言。
过去欧洲资本家们都说中国、印度的人工极为廉价，只要能够开发出来，就能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这种论断始终没有得到证实，因为东方的基础设施和人民教育水平太低，虽然人工廉价，但是这种人工没法组织运用到工业中来，所以这种话只能算是美好的愿景。
而人民轮虽然只是一艘长江上使用的客轮，但是它使用的技术差不多是欧洲的先进工业，大部分欧洲造船厂还不能制造以石油作为动力的轮船。这就意味着，武汉造船厂已经可以生产欧洲最新式的船只，虽然技术依然是欧洲的，可是武汉已经有了生产的能力。
如果把船只换成其他工业品，那么就意味着德国工业已经可以向武汉输出技术，然后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廉价的劳动力。相比起中国的其他资源，人口资源才是德国资本最为关注，也是最容易变现的资源，矿产什么的，中国除了几种特有的矿产外，其他不是贫矿就是开采成本过高，因此很难为工业国所利用。
在巨大的收益面前，德国资本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自然就消失了，如果说之前是武汉追着德国工业要求建立一个共同一致的工业标准，德国工业还老大不情愿，认为中国人制定的工业标准怎么能够用来要求德国的工业，那么现在德国资本已经开始逼迫国内工业统一标准，而不再以中国标准和德国标准来当挡箭牌了。
林信义乘坐人民轮前往上海，这是人民轮的第三次航行，船上一应装饰都很时髦，就连木子都很喜欢乘坐这艘轮船的航行，因为她觉得这艘船的噪音很小，晚上能睡个好觉，且船上没有那么多烟灰，和其他燃煤船相比，人民轮显得极为整洁，这可真是一次舒适的旅行。
站在船头看着江上景色的木子兴致勃勃的向林信义问道：“什么时候往来日本和中国的轮船也能变得这么安静和干净呢？”
林信义随口说道：“柴油发动机的技术还不成熟，内河船只上使用没啥问题，反正坏了可以靠岸等待或换船，要是在大海上出了故障就麻烦了。所以，用石油作为燃料的海上轮船，至少得十年以后吧。”
林信义关注的和木子不同，他其实更在意船上使用的西门子广播系统，这是武汉第一次尝试试验新技术对于人的生活的服务。无线电和广播的技术其实在1908年都已经出现，不过相比起无线电的成熟，广播还只存在于少数人的想象中。
毕竟1906年美国人福雷斯特才发明了三极管，西门子公司虽然也做了相关试验，但还没有想好该怎么使用这项新技术。不过林信义倒是知道三极管的放大电信号的效用对于长途电话和广播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给了武汉工业大学一个建议，要求他们和西门子公司进行合作研究，三极管在通讯和广播上的用途。
人民轮上安置的广播系统，显然是个尝试。船上的人压根就没有发现，不少广播并不是船上的船员在讲话，而是从武汉传来的无线电讯号。也就是说，有人正坐在武汉对着不断远离武汉的乘客们讲述武汉的最新消息。
虽然因为技术的问题，这种广播系统并不稳定，有时只能勉强听个大概，甚至会出现完全被杂音掩盖，但是林信义明白，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降临了。人民通过广播可以收听到立刻发生的事件，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秘密外交，已经没有什么操作余地了。
所谓的秘密外交可不是关起门来的私密谈话，而是通过对国民封锁消息，从而掩盖了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变化的事件，这个被掩盖的事件才被称之为秘密。广播的出现，比报纸更容易动摇封建统治者对信息的掌控权，毕竟报纸还需要发行才能把消息传给民众，而广播只要上电台喊一喊，国民就知道了，留给封建统治者的应对时间被压缩到了极点。
这就是为什么后世非洲、南美的叛乱能够轻易实现，因为叛军只要掌握了电台，就可以宣告统治秩序已经完蛋了，中立派和反对派就可以迅速撇清同当权派的关系，政权也就实现了更替。越是缺乏教育的落后地区，广播的权威性就越高，因为人民所认可的权力来自于统治者的威严，失去了权威的统治者自然也就失去了统治。
日本在二战中因为天皇的一段广播而宣布投降，实质上就说明大多数日本地区都是比较愚昧落后的乡村，他们对于天皇的服从在于对天皇制国家的恐惧，一旦这个天皇制国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国民也就迅速的抛弃了这个国家。
那些因为战败而自杀的日本人，和战时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血书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由此可见，日本所谓的战败是因为天皇的投降只是一句谎言，事实上日本国民早就抛弃了这个天皇制国家，只不过他们因为恐惧国家权力而不敢起来反抗而已。
林信义听着船上的广播，心中想着是应该让改组后的无线电研究所和武汉工业大学接触一下，采取联合研究的办法，加快无线电广播系统的研制了，此前海军中的腐败分子极大的拖累了无线电技术的研究工作，但是日本所积累的技术人才还是优于武汉的，而指望西门子把技术都贡献出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广播系统一旦研制成功，那么对千叶县的土地改革将会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地主阶级对于地方上的控制力，其实就来自其代表官府对法令的解读。没有那个农民愿意和官府打交道，毕竟官府可不是农民的朋友，甚至连主人都算不上，他们是打着国家名义实施劫掠的强盗。
而地主阶级不过是把农民当成牛马来使用，至少他们是希望牛马能好好劳动来给养自己的，所以服从于地主的法令解读，至少比跑去询问官府，能减少许多麻烦。虽然江户幕府变成了维新政府，但是许多农民对于官府的认知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依旧觉得住在村子里的地主比住在城里的官员可信。
农民对于在村地主的信任，正是地方名望家操纵选举的根基。不打破这种农民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那么千叶县的土地改革就等于是官府和所有农业人口的对抗了，这显然是相当棘手的问题。只是棘手，并不是无法解决，毕竟千叶县只是一个农业区，面对一整个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资本组织起来的力量，千叶县的农民压根挡不住。
不过林信义希望能够把农民和地主进行区分，因为在这样的强势镇压下，农民只会越发的向陆军靠拢，如此以来，海军和陆军对抗就会变成海军对日本农民的对抗，这是没法赢得的战争。而想要打破农民对地主的心理依赖，就得先夺取地主对国家法令的解读权，也就是权威性，那么没有比广播更好用的新技术了。
从上海到横滨的旅途就没有长江上那么舒适了，因为一场意外的风浪，使得船上的乘客备受颠簸，木子看着脸色有些发白的林信义，不由取笑道：“作为海军军官，你这也太受不住风浪了吧。”
林信义看着脸色同样惨白，但强打精神起来的妻子，也只能吐槽道：“海军的船只可比这船大多了，船只越大，对抗风浪的能力越强。海军除了那些不正常的疯子，也没谁会在台风天出海训练的。”
木子有些愕然的问道：“为什么要在台风天出海训练？这也太不安全了吧。”
林信义道：“所以说，这些人就是疯子。在出海时遇到台风进行紧急损管训练，这是应该的。但是特意在台风天出海，说是要锻炼海军将士的意志力，这就是把将士们的性命不当回事了。他们大约觉得，海军除了偷袭战术外就没有其他战术了，所以才需要做这种恶劣海况下的训练…”
林信义对妻子的吐槽虽然有些夸大，但在海军中却不是什么个别现象。哪怕是和他关系较为密切的佐藤和秋山，在舰队训练上也是主张越严格越好。
事实上日俄战争之前，海军的作息还是比较正常的，周六下午半休，周日全休。但是本次对俄海战胜利后，东乡平八郎认为军中将士变得过于松懈了，毕竟在中国和俄国海军被击败，英国又是盟友，海军上下自然就有了一种太平无事的感觉。
伊集院五郎支持东乡平八郎的建议，首先在自己的舰队中推动月月火水木金金的训练制度，直接把周六、周日的休息给取消了。军令部中的不少新任参谋还支持伊集院的做法，只有林信义是反对的。不过在这件事上，他在军令部中得到的支持不多，倒是舰队官兵在支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