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政治会议是田均一主持的，但是田均一发觉今天的会议要比他想象中轻松了不少。林信义仅仅依靠理论上的辩论就把其他委员给压制了下去，如果是换做他自己来推动工农关系的确定，那么是不可能如此顺利的。
对于田均一来说，党的政治会议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过去党的主要敌人是满清朝廷时，大家在会议上几乎不用说服就能取得一致。但是随着满清朝廷权威的崩塌，哪怕连党外的普通群众都觉得大清要完蛋了，这个时候党内的成员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多了几分自己的想法了。
这种想法倒不是全然是私心，但就如林信义当初对他所言，每个人都是身处于一个阶级之中，他可以背叛自己的出身，但没法背叛自己的阶级，作为乡绅家庭的知识分子投身于革命，这种事情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少见了，但是想要让这些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承认，他们和劳动者地位一致，往往都会引发诸多反对。
包括田均一自己，一开始也是认为劳动者是愚昧的，他们太容易受到物质的影响，所以不可能坚定的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成立之后，田均一才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实际上容易放弃革命的是那些知识分子，而不是底层没有什么知识的劳动者。
这些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原因，一是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太平天国爆发后，捐官成为了官场一大主流，通过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反而变成了少数派，虽然满清从入关开始就一直把卖官当成了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但在太平天国时期这样大批的出售官职，也是极为罕见的，哪怕大明要完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卖官过。
满清入关后，用满汉并立已经分去了官场一大块蛋糕，明代时连皇帝都不敢轻易折辱的进士官，在满清不过是和家奴并立的存在，所以进士在清代的地位已经大大的不及明代。再加上捐官体制，清代的士大夫对于皇权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
这一点其实可以从明清的拥立情况就能看得出来，明代士大夫的党争几乎都是从拥立谁为太子开始的，而在清代，没有那个汉人大臣敢议论皇帝该立谁为太子的。不过士大夫的地位虽然远不及大明，可终究还是统治阶层，清代官民之间的差异要比明代大的多，因为满人是真不把平民当人看，满清一朝屠杀本国平民的记录是空前绝后的。
所以，清代读书人想要做官的心情反而比明代要激烈的多。满汉并立也好，用捐官也罢，只要不堵住了读书人科举的门路，那么他们还是愿意拥戴大清的。但是辛丑事变之后，满清开始取消科举制度，转而开办新学校，这就极大的激怒了把科举视为人生唯一希望的读书人，辛丑之后加入革命党的读书人可谓是比比皆是。
但是这些读书人在新的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之后，对于继续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事情就没啥兴趣了，因为对他们来说，革命已经完成了，自己都已经靠着入党当了新朝的官，现在当然应该维持官员的体面，而不是继续为民众做事。
毕竟读书人想要做的是百姓的父母官，不是做百姓的仆人，什么是父母？就是不管对错，儿女都应该顺从父母，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根本用意。在孝文化下，儿女就算被挨打了也得承认是自己的错误，哪怕他们没错，也不该对父母的责罚有什么怨言，毕竟父母给了他们投生于世的机会。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在击败了列强的舰队和俄国人的入侵后，其统治的法理性已经超过了满清，这就意味着，即便大家不做什么事，老百姓也是会承认工农兵委员会是合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员干部就不大想继续辛苦的做事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到了休息的时候，毕竟对于中国的官僚体制来说，评价官员的标准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官员的个人品德和其治下民众有没有安居乐业。
官员的个人品德靠百姓给官员送万民伞和立生祠，民众的安居乐业则以诉讼案的数量来评价，于是满清的贪官污吏们，一般在离任时都会强迫百姓送万民伞，并拒绝接受地方上的诉讼案，凡是来告状的都是刁民，要让地方里甲带回去好生看管。
与此一脉相承的，就是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治下，也出现了许多呼吁给民休息的呼声。认为不需要组织群众在冬天修理水库和河道，不需要让法院对任何民事诉讼都接受，看起来这些党员干部是为了老百姓好，毕竟冬天修水库和清理河道确实是让农民不得休息，不让法院接受民事诉讼也是为了建立和谐社会。毕竟现在法院接的最多的诉讼是离婚案。
但是这些党员干部完全忘记了这样几个事实，水库和河道的修缮虽然是国家的事情，可受益者却是当地的民众，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集合分散的个人的力量去做公共工程，让个人获益。修水库时认为是苦役，遇到干旱年景，这些官员就把责任推到气候不好，似乎他们做这个官是不用考虑自然灾害的问题的。
而反对法院处理数量众多的离婚案就更是笑话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自从建立以来就主张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这是许多离婚案出现的原因。而女性之所以要提出离婚，一小半是因为婚姻是父母做主非自己愿意，一大半则是难以忍受婆家的苛待。
党员干部不去处理引发离婚案的社会因素，反而以拒绝接受离婚案来维持表面的社会和谐，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已经和前清官员没啥区别了。
所以在党的会议上，对于民生问题的讨论，田均一往往要费很大力气去说服其他人，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不完全和他保持一致。从某个角度来看，就是某些党员干部并不完全认同无产阶级的立场，但田均一又不能把他们都开除出党，毕竟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不仅仅那些地主阶级还保持着旧的道德观念，即便是底层的劳动者也认同旧的道德观念。也只有在这种时刻，田均一才能理解林信义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主张要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因为这是批判旧道德体系的第一步。
在旧的道德体系中，妇女儿童属于财产而不是什么人，父母可以把儿女出售给别人，丈夫也可以把妻子当做财产抵消债务，这在旧的道德体系中是合法的，是不受官府和宗族约束的权力。甚至于，一个死了丈夫又没有男丁的家庭，男方宗族甚至可以收回男方的家产作为族产，而把妻子、女儿扫地出门，更无良的宗族甚至会找人贩子直接把母女发卖了，当然这说明男子只是平民阶层，而娘家也已经没人了。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推出了新婚姻法之后，固然让治下的离婚案快速上升，但却极为有力的打击了乡村中的封建势力，特别是宗族势力。和所谓的宗族保护同姓的神话不同，宗族实际上就是少数人控制同姓的工具，宗族内部不要说法律，连道德都是不常见的，把吃绝户当成理所当然的宗族，难道会对弱者有什么同情心吗？宗族只对那些能够给宗族带来利益的族人给与优待，这种族人一般都是读书好能当官的聪明人，至于普通人，就不要指望在宗族内部得到什么公平的待遇了。
相信宗族能够善待自己的普通人，和相信皇帝会保护小民一样可笑，压迫者只有在一件事上会承认被压迫者的权利，那就是受压迫的权利，毕竟没有了下面的受压迫者，族内的公共事务难道还要让族老们出钱吗？
而妇女儿童在宗族内更是被压迫的最底层，所以当劳工党提出保卫妇女儿童的合法权利后，立刻就在乡村获得了一大批拥护者。这些妇女儿童虽然不能给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提供什么力量支持，但是在其推动土地改革时，却能够给与极大的舆论支持。
正因为了有了农村妇女的天然同盟，劳工党派驻乡村的工作组才不会陷入孤立，许多村子里的妇女在土地改革及反宗族的问题上，天然站在了劳工党的一方。而一些持旧道德观念的知识分子，则只看到了离婚案的增加，让社会风气变坏了，女人都不愿意服从公婆和丈夫的命令，而想要抛头露面自己工作养活自己了。
对旧的社会生产体系的摧毁，使得旧的社会道德观念正在快速崩坍，但是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新的无产阶级道德观念还没有树立，所以党内外关于社会风气问题的对立，就变得越来越激烈。
田均一能够理解林信义反复强调的工业化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风貌是个什么样子，他还真的想象不出来，这就是他在会议上需要费相当多的口舌去说服别人的原因，因为大家认可工业化的重要性，但但反对在新道德观念没有出现之前摧毁旧的道德观念。
田均一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些看不清方向，自然就很难坚决的去压制其他人。但是林信义就不同了，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道德观念几乎是深信不疑，认为旧的道德体系必须被摧毁，这种不顾一切的前进姿态，反倒是让其他委员们犹豫了起来，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错误。
和田均一偏重于具体工作的做事方式不同，林信义虽然参加党内的会议次数并不多，但每一次都引发了路线上的争论，而每一次都证明了他是正确的。所以委员们和田均一争论的时候，心理负担并不大，因为大家只是就具体事务进行争论，哪怕错了也是考虑不周而已。
但是和林信义进行路线辩驳，危险性就相当大了，一旦把自己置身于路线的对立面，那么就意味着他要交出中央委员的职务去地方工作了。劳工党的中央委员虽然在外人看起来地位很高，但是在党内其实只是一个代表职位，它不是由个人的威望和品德来决定的，而是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和党保持一致的执行者。
当你和党的路线不能保持一致，那么自然就不可能留在中央推动路线的进行，而这种调离也不会认为是犯了错误，而只是认为你不适合在中央负责工作了而已。当然，对于一些保留了士大夫习气的党员来说，这种调离中央的处分和惩罚也没啥区别了。
所以，中央委员们在路线问题上，表态都比较慎重。而同样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发起路线问题的讨论的，路线的实质是建立一个理论去指导实践工作，党内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理论认识上的高度，因此他们提出路线问题时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何况是其他人。
但林枫同志显然是例外，党内的路线问题，倒是有一半以上是他提出的，少数才是田均一、秦力山等人提出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建党原则和党的最高、最低纲领等问题，则都出自林枫之手。这些委员面对林枫时承受的压力，并不比面对田均一少多少，虽然后者在党内的权威更重一些。
而今天的会议，田均一的沉默实质上就是表达了对于林枫做出的工农关系的判断的支持，委员们面对双重压力自然更加谨慎了起来。何玉衡和陈仲甫虽然是新进中央委员，但他们在政治会议上的影响力并不大，何玉衡主要代表湖南党组织在中央的代表，而不是中央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陈仲甫的情况也差不多，不过和何玉衡相比，他的话语权更小，因为何玉衡代表的湖南党组织规模在各省仅次于湖北的党组织，安徽全省的党组织还不及长沙一地大。他们两人在政治会议上的积极发言，其实就表明了两人在中央没有多少政治利益要保护，而其他委员们的发言就相当慎重了，因为他们的决定和自己负责的部门利益是分不开的。
于是，在工农关系上的论断，还是比较顺利的通过了。反倒是在是否吸引外资开发东北地区的问题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虽然大家都承认，当前的工农问题核心在于农业生产力不足，大家也认可要优先发展农业生产力，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建立起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以应对小土地所有者在经济上和工农兵委员会采取的对抗措施。
面对统购统销政策，小农采取的比较普遍的消极对抗方式就是降低生产力，把生产所得用于消费而不是进行积蓄和投入再生产。按照农民的说法，“既然赚不到钱，为什么还要干这么辛苦，我只要种够自己的口粮就够了。”
不少党员干部之所以对统购统销政策产生疑惑，就是认为农民的积极性被这一政策给磨灭了，这样下去他们不仅不能从农村收购到必要的工业原料，甚至还可能要对农村进行补贴，才能不出现饥荒问题。
林信义主张在集体公社化运动之外在北方开荒建立大型国营农场，从而为公有制经济建立起农业生产的基础，这一主张是得到了许多委员的认可的，毕竟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办法。国营农场可以直接忽略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只要雇佣农业工人就够了，这样自然就不用考虑小土地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问题。
你可以用纪律约束农业工人，但你没权力去强迫小土地所有者的生产活动。对于劳工党的中央委员们来说，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在于被纪律约束，比农民好管束的多。因此在集体化运动问题上，本就有不少党员是持肯定态度的，现在的国营农场提议自然更加符合他们的想法。
但是在应用外国资本的问题上，反对的声音就大了起来，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倾向于陈仲甫的想法，觉得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外国人赶出东北，现在却又要鼓励外国资本去东北投资，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虽然武汉引入了大量的德国资本，但并不是所有党员都认可武汉的发展方式的，只是武汉引入德国资本起于张之洞时期，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成立的初期，他们需要德国人站在自己这边，所以武汉引入外资发展工业才没有得到党内主流的非议。
但是现在要在东北复制武汉引入外资的发展模式，自然就引发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委员们的反对。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委员则认为引入外资虽然能够节约时间，但利润都被外国资本赚去了，东北不过是农业拓荒，实在没必要让外资插手，不如武汉自己慢慢投资建设，那么收益就不会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