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次承认私人土地所有权是在1871年12月太政官宣布废除东京的武家土地和町地，这是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了私人拥有土地，而不是只有土地的使用权。
为了推动地税改革，也就是从旧幕府时代的实物地租转为货币地租，维新政府迫切的需要确定土地的所有人才好进行征税，这就是1872年维新政府通过三次发放地券，确定了全国土地所有权归属的最大推动力。
但是这种土地确权的过程中，政府剥夺了农民在旧时代上缴贡税后可以使用的公地，这些公地是农民放牧和获取燃料的来源。其次就是过于偏袒过去的二地主和商人，按照传统习惯，许多人都声称自己拥有土地，证据由村长保管，但村长一般都会倾向于高利贷者和二地主，从而将土地所有权的证明发放给了他们。
对于那些农民来说，世代耕种的土地突然变成了别人家的东西，自己反而变成了佃户，这自然是难以忍受的，因此各地都爆发了农民骚乱事件，最终被对维新政府不满的旧武士们所利用，酿成了1877年的西南叛乱事件。
在维新政府的强力镇压下，试图恢复旧时代的武士-农民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农村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旧幕府时代，地税是五公五民，维新政府制定的地税为地价的3%，按照收获量计算约占24.5%，比幕府时代减少了4.5%，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算法。
把1%的地方税加到地税上后，明治时代的土地税和幕府时代的封建税赋就相差不大了，但是幕府时代收取的是实物税，也就是说交给幕府的税赋是固定的分成，好的年份固然要多交，差的年份却也可以获得减免，而明治时代则是不管年景如何都收固定的货币税，且只收货币。
这种税收方式对于佃户和地主的影响倒是不大，前者向地主缴纳实物，而地主可以储备粮食待到高价时卖出。但是对于自耕农来说，新的税收方式就相当的苛刻了，秋收时节是粮食价格最低的时候，但是为了缴纳地税自耕农就不得不出售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收成，在这个过程中被商人盘剥是不可避免的，要是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自耕农就只能去借高利贷，甚至要出卖女儿以缴纳地税。
于是从1883年到1890年，因为拖欠地税而被没收土地并拍卖的农民达到了367744人，土地拍卖的面积达到了47281町步。这些被拍卖土地的价值总额大约是拖欠地税金额的27倍，推行地税改革条例十年之后，佃耕土地面积从耕地面积的31%上升到了40%，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成为了佃农。
一位外国人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这样描述的，“在1884年，日本本土（包括城市在内）的土地买卖价格总额已经高出地价总额的4.8%，而1886年这一比率甚至高达5.1%……在20年内，在旧日土地所有人的土地被剥夺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土地所有人的转变；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日本所经历的困难甚至超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
而乡村贫苦农民组织的借金党，一个为反对大规模没收土地而成立的组织，他们在伊豆散发的告示和传单中这样说道：“现在的乡村，13%的利率已经被认为是非常厚道的利率水平，将本息偿还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五年也是仁厚的做法。”
农民的生活是如此的困苦不堪，以至于农民暴动事件贯穿了整个明治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西南战争之后，试图打倒维新政府的农民起义是消失了，但是反抗政府的农民运动却始终没有停歇。不过随着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加以干涉引导，减租减息和反对高利贷的底层农民运动被压制了，土地所有人对政府的反抗，也就是所谓的农本主义成为了农民运动的主流。
农本主义的核心诉求是，要求给与地主阶级以政治权利，反对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植政策，保证大米的价格，至于减租减息的问题则被稍稍提及，但并不要求具体的政策，也就是只有一个口号，而无实质性的内容。
而农本主义者除了地主阶层这个支持者外，还有另一个庞大的群体-小商业资本家，他们都和大米的交易、高利贷和地方小额投资相关，农村的凋敝首先就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意，米价的波动也危害了他们的商业利益，所以他们是比地主阶层更加激进的反财阀和反藩阀政治的力量。
相比之下，靠着地租过日子的地主阶级，其实并不是想要和藩阀、财阀进行斗争，而是想要把农民的不满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毕竟他们才是和农民最为接近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怒火很容易就会烧到他们身上，如果没有其他目标吸引农民的仇恨的话。
这一次农本主义者对西园寺内阁发起攻击，也确实是农民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再不缩减国家开支，让农民喘口气，搞不好农村就会再一次爆发暴动事件了。所以在看到获得战争赔款无望的情况下，缩减军备，整理国家开支，对农村经济进行扶植，自然就是农本主义者的第一想法。
只是这一次农本主义者对政府的批评，显然被有意的放大了，不少报纸突然翻找出了一些陈年旧事，表示当初确认土地私有权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少地主实际上是冒领其他人的土地，从而积累了自家的财富。
此外东洋经济新闻报声称：地主除了缴纳地税之外并不承担任何土地耕作成本，但是从土地收益中获得的份额却超过了农民的所得，这同样也是不合理的情况。
该报还罗列了一系列的数据，幕府时代国家拿走土地收获的5成，管理农民的村长获得18%，农民保留收获的32%。但是到了今天，农民保留的收获依旧在32%，国家收取的不到12%，但是地主拿到的土地收获却上升到了56%，这样的分配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但不是国家拿走的太多，而是地主拿的太多了。
在东洋经济新闻报刊登出这一系列土地调查收入的文章之前，大家普遍都没意识到地主在土地收益中占据了这么高的比例，大家都习惯于用当年的分配比例来主张地税过高，并把农民困苦的生活归咎于地税过高。
但是二三十年过去后，固定的地税对于不断高涨的米价来说其实是相对贬值了，原本主张每六年更新地价从而调整地税金额，但一直没有更新过，而地主通过分成地租和囤积居奇的手段，极大的侵占了农民所得，只不过在货币地税和实物分成地租及高利贷的掩盖下，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东洋经济新闻报由此提出了两项建议：要么纠正当初确认土地私权中的错误，把所有土地重新收归国有，然后再公平的分配给所有国民；要么对全国土地重新登记，对于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地主征收其土地，然后分配给无地农民进行生产，对于在乡地主则设定限额，对超出限额部分进行征收。
东洋经济新闻报对农村制度的系列报道和提出的建议，迅速的把舆论的焦点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地主阶级对于东洋经济新闻报简直是深恶痛绝，一度要求政府查封这等煽动暴行的不良报刊，不过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农民组合、工人阶级对东洋经济新闻报表示了支持，认为该报代表了日本知识界的良知。
向来主张对农民运动和自由民主思想进行严厉查禁的官僚们，这一次对东洋经济新闻报掀起的征收地主土地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力，并没有上门对该报进行警告并要求报社改正自己的报道方向。于是舆论在整个七月下旬不断发酵，就连众议院内的民党们也感受到了，对于当前的土地制度加以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了社会公众一致的意愿。
这个时候，缩军和整理国家开支已经不是舆论关注的热点，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才是公众所关心的重大事项。农本主义者之间也因此发生了分裂，保守主义者在这个关键的问题终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反对任何对土地制度上的变革，而改良主义者则认为可以适当的对土地进行调整，但反对国家强行征收地主土地。
农本主义者的分裂，使得议院内各党都出现了动荡，政友会的原敬不得不前往拜访西园寺首相，想要了解政府对于当前舆论的焦点土地改革问题是怎么看的。
虽然原敬退出了现政府，但是其依然是政友会的核心，而且还是越来越重要的核心。政友会虽然已经成为议院内第一大党，但是政友会的党员人数此时也不过才4万不到，相对于150万的资格选民，还不到3%的比例。
所以在西园寺组阁之后，原敬就开始推动对政友会的改革，一方面是邀请技术官僚加入政友会制定党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就是联合地方名望家，试图打破当前政友会内部的地方主义。
政友会名望家议员可以划分为九州、中国、四国、近畿、北信、东海、关东、东北八大军团，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甚至有自己的党团和幕僚体系。这是政友会成立时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代表着这一组织并不是因为统一的政治理念而成立的，而是为了权力而集合起来的。
松田正久作为九州派的领袖，是党内的温和派，而原敬则是主张改革党团的激进派了。原敬显然要比松田正久或其他党内领袖更加明白政党存在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所以在西园寺组阁之后，他就积极的推动了政友会在政治理念上的转型。
在组阁之前，政友会许多人和进步党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抗税主义者，原敬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西园寺组阁之后，原敬就转而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此拉拢技术官僚，但是在地方上又全力支持地方名望家对于政治的垄断，从而营造起了中央技术官僚和地方名望家之间的联盟。
私铁国有化政策，正是这一联盟的利益所在。虽然因为海军突然出声搅局，使得私铁国有化案被迫搁置，但原敬并不认为自己的整党方针是错误的，恰恰相反的，他反而意识到了和军部合作的重要性，如果他事前能够获得陆军的支持，那么也就不会出现在内阁会议上被海军拦截的局面了。
因此在辞去内务大臣的职位后，原敬就把精力放在了和陆军接触，被迫下台的桂太郎也正好试图在政治上寻找帮手，桂太郎对于自己的下台也是不服气的，他觉得自己压根就没能真正的向国民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理念就被舆论给拉下马了，这是天时不利于自己，而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行。
桂太郎知道自己不是山县有朋，不能动辄打着天皇的名义去对抗舆论，所以他想要和民党进行合作，以待东山再起的机会。原敬和桂太郎两人的接触，完全是各取所需的政治联合了。
只是原敬还没有梳理好党内的关系，这边土地改革的问题又引爆了地方名望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顺带着让政友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他当然不能让这些地方名望家对政友会感到失望，于是便匆匆来拜见了西园寺首相。
西园寺公望第一时间就召见了原敬，他对于这位政友会的支柱还是相当信任的，哪怕对方提出的私铁国有化方案没能成功，他也并不认为原敬就会因此消沉下去。因此在看到原敬时，他还忍不住抱怨了几句，“你离开政府，真是让我白了不少头发啊…松田压不住内务省的官僚，时局真是越来越乱了。”
原敬已经习惯了西园寺讲话的风格，他知道有时候把西园寺的话当真的话，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当他还在内务省的时候，估计这位也会对松田说，他当内务大臣可真是替内阁树立了不少敌人。
因此原敬和西园寺稍稍寒暄了几句，就把话题引入了正题，“最近外面对于土地制度的批评可谓是甚嚣尘上，说是要对土地制度进行大的变革的小道消息也是多如牛毛。政府难道不打算对此约束一二吗？要是让谣言影响了政治，今后舆论就会变得越发的肆无忌惮了。我以为，这不是国家之福啊。”
西园寺看着原敬沉吟了数秒后说道：“确实不能让谣言影响政治，但是现在国家正面临财政上的难关，民众把精力集中到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上，总好过让他们盯着国家财政上的问题不放。
这场战争我们至少花掉了13到14亿日元，如果加上战后的善后问题，估计15亿日元都打不住。按照大藏省的计算，至少十年内我们都得靠着借款过日子。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寻找新的财源，以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
对于土地制度的改革，老实说，这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原敬顿时皱起了眉头说道：“阁下，土地制度或者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由我们来推动土地改革恐怕是不妥当的。政友会许多同志都是来自地方的名望家，他们都是反对土地改革的，您的决定也许将会造成本党的分裂，我恳请阁下对这一问题进行慎重的考虑。”
西园寺公望伸手挠了挠头，然后一脸苦恼的说道：“其实这不是我的意见，而是许多人的看法。当然，他们也不是真的要在全国推动土地制度的变革，只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让民众耐心的等待政府做出决策来。
所以，到时或者会选择一两个地方作为试点，拖过了这一时间段，等到经济转好，我们就可以宣布试点失败，然后维持现状不变了。政友会即便有一些人反对，也不能妨碍政府的大局。”
原敬发觉退出现政府还是有坏处的，若他现在还是内务省大臣，那么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是现在么他只能靠猜测来判断，西园寺的话语几乎表明开启土地改革的试点是不可阻止的了，哪怕因此造成政友会的内部分裂，他也不会做出退让，这就是一个相当坏的兆头。
原敬沉默的思考了片刻，终于再次出声问道：“这个许多人的意见，是不是也包括军部在内？”
西园寺沉思数秒便点头回道：“陆军的态度虽然还不明确，但海军是赞成的。”
原敬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开口问道：“海军支持土地改革，是不是和海军提出的充实工业基础的方案有关？”
西园寺点头默认，原敬略一思索又问道：“那么试点的地方会选在什么地方？”
西园寺沉吟了片刻后说道：“决定选在关东地区，不少人倾向于在东京都附近找个地方试验，大家都盯着，有问题也能及时叫停。”
原敬打消了反对土地改革的想法，西园寺既然已经把工作推进到了这一步，那么继续反对并不会改变其的主张，反倒是令他和西园寺之间对立起来了，现在的地方名望家还没有资格让他这么做。他开始考量，政友会该如何利用这一事件获得什么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