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会议之前，吴禄贞先去找了林信义，和他单独进行了一场谈话。对于他们这些北方人来说，1月大约是布尔尼亚最适宜的月份了，类似于江南地区的秋天，秋高气爽，很适合在树下漫步谈话。
吴禄贞来找林信义，也是想要了解一下他对于今后印度变化的看法，才好决定自己在会议上的立场。面对吴禄贞的请教，林信义倒也没有什么犹豫不决，他坦诚的对其说道：“印度的民族自我解放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不代表着印度就一定会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就我看来，在未来的十年之内，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许还知道要团结亚洲各民族去对抗英国人，但是十年之后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真正的站稳了自己的脚步，那么必然会有一部分印度民族主义者开始考虑印度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从而将其置于其他民族和国家之上。”
吴禄贞听了这个判断顿时皱起了眉头说道，“这么说来，也许未来的印度和我国也会存在边境上的纠纷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必要这样坚定的支持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吗？”
林信义沉默的看了他一阵后说道：“亚洲各民族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潮确实会随着民族解放运动而得到发展，日本、中国就是如此，印度和其他亚洲民族自然也不例外。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一种现实情况，我们没法在现实层面否定它。”
吴禄贞猛地警醒了过来，林信义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他常常会忘记这一点，但这也不能怪他，对于其他日本人，他始终能够记得他们的身份，但是在林信义面前他总是会忘记这一点，因为对方做出的一切判断并不是站在日本人的角度出发的。
印度人对于林信义的感觉也是如此，因此在会议中只有林信义能够毫无避讳的对各人展开批评，从不计较被批评者的身份，而被批评者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因为自己的民族受到了区别对待，其他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看到吴禄贞脸上浮现出几丝尴尬的神情，林信义心里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其实他现在之所以能够站在一种较为超然的角度去看待革命，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而是现在的满清根本没法获得他的认同。
事实上49年之后的中国人和49年之前的中国人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两个民族了，林信义所认同的中国是共和体制下的人民共和国，不是帝制下的满清，也不是汉人地主阶级统治下的贵族共和，所以他不可能去为满清或汉人地主阶级去争取什么利益。
但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哪怕是最激进的汉民族主义者，他们投身于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全所谓的华夏文化，是要打倒满人皇帝，而不是打倒汉人地主阶级。假如不是八国联军侵华打破了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迷恋，压根就不会有这么多革命者转向更加激进的革命理念，把这种传统当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吴禄贞正是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就在于满人主政，只要把满人赶下台去，让汉人来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中国也就能够重新站起来了。所以在进军西藏、收复山南时，他就是林信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对于支持印度民族的解放运动，就有些迟疑不决了，因为印度民族的独立似乎影响到了中国对于山南地区的控制。
假如这场战争的领导者是他的话，那么吴禄贞也许会优先选择和英国达成协议，而不是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去帮助印度人民武装起来，这可是冒着中国本土被英国人袭击的风险在做的，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都不会去冒这样的风险。
而吴禄贞之所以在不怎么情愿的情况下继续支持林信义，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胜利，在当前的战绩面前，没有那个民族主义者会跳出来反对林信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做不到这样的事的。
不过林信义此时也无意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指责吴禄贞，一战尚未开启，十月革命尚未爆发，民族主义正是当代的显学，这不是他批评几句就能压制下去的思想体系。只有通过一战所消耗的上千万条人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无产阶级的胜利，民族主义的谎言才会被真正的戳破。
他现在能够做的，也就是在联盟内部压制住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然后等待外部环境的改变，再对民族民主的思想进行体系上的批判，现在距离那个时机还远着呢。
林信义在心中思考着，口中则说道：“民族就是一个想象体。就好比印度的种姓村落和中国的宗族村落，在小农经济下，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和外界的联系几乎就不多，但是在种姓村落或宗族村落的内部，他则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因此，对于许多农民来说，他们对于自己在一个团体内部的位置是相当看重的，他们认为假如自己失去了团体内部的位置，那么自己就成为了被团体抛弃的流浪者，他们也就很难在外界存活下去。哪怕他们在团体内是受压迫的对象，在维护团体的时候，他们也自觉的把团体的利益当成了自己的利益。
国家和民族，几乎就是这种小农经济体的放大，只要不改变小农经济的本质，那么团体内部的固化阶级和排外思想就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不要看我们现在在印度农村推动了土地改革，但只要农业经济不做出改变，那么很快这些乡村就会重新形成一种新的固化阶级的小团体，为了捍卫小团体的利益，排外思想很快就会从农民的脑子里渐渐复苏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所以为的创造新世界的举动，实际上不过就是一种错觉，我们不过是打破了旧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然后推动了一批新的统治阶级上台，本质上并没有解决阶级压迫的根源。
这就是我认为的，印度未来会获得独立，但未必会走上真正的解放道路。所以，我们不能对印度革命的未来过于乐观，一切才刚刚开始而已。”
在和煦的阳光下吴禄贞思考了好一会，才接着问道：“那么你觉得，我们应当怎么做，才能避免印度走上排外的民族主义道路？或者，你所主张的印度工业化，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吗？”
林信义沉默了一会后说道：“印度的工业化和中国的工业化，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瓦解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不打破这个小农经济，就不能解除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哪怕我们用公社取代了地主阶级来管理农村，也一样改变不了农村的封闭环境。只有工业化带来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交换活动，才能真正的打破封闭的乡村，破坏小农经济下的人身依附关系。
也只有当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了小农和手工业生产的模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通过生产-交换这一模式形成一种共同的社会认知。即生产是为了交换，交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个社会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什么人或党团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劳动者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特殊的一位。
过去的地主阶级、皇帝、贵族和今天的资本家们，他们总是试图告诉劳动者，世界不能失去他们，因为没有了他们的存在，劳动者就不能生产，不能交换，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了。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劳动者，他们可以自由的生产和交换，从而在没有地主、皇帝、贵族和资本家的控制下满足自己的需求。
工业化是为了解决劳动者自由生产的问题，如何让劳动者能够自由的进行交换，这正是我们建立亚洲民主革命联盟的目的。我们将会在这一联盟下，建立起亚洲各民族的工农业生产体系，然后满足各民族的需求。
就如同当前的资本主义通过国际金本位制度控制了全球贸易，从而满足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需求，社会主义想要战胜国际资本主义，那么就得绕过国际金本位制度，建立起建立于劳动价值基础上的公正贸易，假如我们不能建立起属于劳动者的交换体系，那么资本主义就是不可战胜的…”
在同龄者中，吴禄贞其实也很少看得起其他人，因为他觉得这些同龄者在思想和能力上都远不及自己，真正能够获得他尊重的，也就秦力山、蔡锷等少数几人，因为大家在交流中不必多解释什么，就能理解对方在说什么。
但唯有在年纪比自己小的林信义面前，他总觉得自己的脑子时常不够用，这种不够用并不是说对方比自己聪明了多少，而是对方的目光总是在他看不到的远处。今次的谈话也是如此，他原本是想了解一下对方对印度未来的看法，结果最终又变成了单方面的教学了。
不过吴禄贞还是能够听的出来的，对方并不是在给自己画什么大饼，而是真正的在述说一个计划，只是这个计划对他来说还是太难以理解了，并不是对方说的不够详细，而是他的见识不足。至少他是知道，英国人已经按照林信义给出的计划开始对美国的股市下手了，有几位印度劳工党的代表化身为了印度茶叶协会的成员，出发前往美国监督这一计划的实施去了，英国人至少不是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