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到1月6日，俄军和北洋军队又爆发了三次规模不等的战斗，虽然王占元和鲍贵卿互相支援，但依然还是被俄军所逼退。战场被挪回到了高桥附近，北洋诸将终于被俄军凌厉的进攻给打灭了火气。
1月6日晚，冯国璋在高桥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第二镇的王占元、鲍贵卿等将领垂头丧气，认为俄军尚有勇气，恐非中国军队能够正面迎战，第四镇的将领们也有了畏惧之意，转而开始主张退守塔山一线的想法。
对于北洋军的表现，冯国璋也很感到难堪，但他只能向着一旁的傅慈祥询问道：“傅统制，你是怎么看退守塔山的想法的？”
傅慈祥沉吟了片刻后说道：“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搞清楚我们是怎么输的，这才是开军事会议的主要目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情况下，谈进攻或退守，本质上就等于是放弃了战争，那样的话我们应该考虑的就不是退守到什么地方，而是要准备如何结束战争了。”
听了傅慈祥的话，房内的北洋将领们只是略一抬头瞧了瞧他，便低下头去关注身边的炭盆了。看着炭盆内明暗闪烁的红光，大家都各自盘算着傅慈祥这话莫不是要对王占元等之前主战的人清算了？
王占元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先瞧了瞧同僚，发觉大家都不肯和他对视，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出声请罪道：“此前我一力主战，却没想到打成了这副样子，这责任我愿意承担，战后我自会向大帅请罪。”
第二镇统制王英楷身体不好，因此并不在前线，在场的第四镇统制吴凤岭倒是站出来为王占元求了情，认为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追究战事失利的责任恐怕有损士气。有了吴凤岭的带头，其他北洋将领也纷纷出声为王占元求情。
冯国璋于是顺水推舟的询问傅慈祥的意见，对于北洋将领向自己表现团结的场面，傅慈祥也颇感惊讶，但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才是他所熟悉的中国的人情世故，这两年他在德国和武汉待久了，所以才会感到有些不习惯。
德国并不是不讲人情，但主要还是在人事上有所体现，至少容克出身的军官在提升速度上不是那些普通家庭考入军校的军官能比的，不过至少在公事上德国人还能表现出公事公办的形象的。比如，德国人虽然歧视黄种人，但是在中国军队击败英国人攻入印度后，柏林军官学校立刻就调高了中国学员的待遇，认为他们和欧洲人的智力不会有太大差别。
而在大清，几乎就没有公家的事，只有私人的事，只要有人情，哪怕你对洋文一窍不通也能挂上翻译的名字领取干饷，若是没有人情，就算你是国外正规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你也别想谋求一个符合自己专业的职位。
大清是爱新觉罗的大清，也是满人的大清，所以大清的官职都是私人口袋里的财富，这些官职是用来养奴才而不是用来养人才的。你能否拿到这个官职，并不在于你有没有资格和能力，而在于你和决定这一官职任命的高层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联系。
所以庆亲王掌权的时候，连袁世凯这样的实权督抚都要给他送礼才能推荐自己看中的人才，庆亲王的儿子也能和袁世凯称兄道弟，因为庆亲王的儿子虽然没有明面上的官职，可却能左右老子在人事上的想法，这朝廷和他家开的公司也没啥区别了。
相比起来，武汉在这一点上就和大清差的太远了，劳工党是讲主义的，只有志同道合者才能入党，但是劳工党所掌握的工农兵委员会在人事任免上却倾向于各施其能，只要在政治立场不和劳工党发生冲突，那么即便上都能做到公事公办。
因此傅慈祥从德国归国之后反倒觉得做事痛快多了，不必再像从前那样，至少把七分精力用在琢磨人事上，三分精力才能用在本职工作上。而工农红军内部也不需要像北洋这样在外人面前表现出团结，红军的机制就已经保证了内部的团结，因此大家对别人的批评接受程度要比从前高的多，因为此种批评的目的是为了纠正错误，而不是为了争权夺利。
不过北洋将领的表现，让傅慈祥再一次的认识到，哪怕之前双方关系再怎么融洽，但两边确实不是同路人，所以到了这种关键时刻，北洋将领们还是对自己产生了防范，唯恐红军把手伸入北洋干涉人事。
他心里一哂，脸上却表情不变的说道：“我说的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想谈一谈这几天俄军为什么能够击退我们的原因。我认为只有针对俄军取得胜利的原因进行分析，接下来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
冯国璋听了这话顿时松了口气，北洋第二镇虽然名称上是第二，但全镇上下的官兵一直都是把自己当成第一的，毕竟第一镇不过是仗着旗人的数量拿走了番号，实际上并不能算是北洋的根本。
此次袁世凯发动了对锦州的反击战，正是为了一正北洋的嫡庶，北洋第一镇在京郊的表现实在是太败坏北洋的名声了，以至于南方督抚都觉得朝廷花了这么大代价养出的北洋军完全不值。因为北洋第一镇在京郊的败退，舆论甚至又提及了八国联军入侵时北洋军前身武卫右军坐视京城沦陷的旧闻。
虽然东南互保从政治上来说是正确的，毕竟东南互保让南方各省没有被牵连到战争中去。但是这种政治正确只存在于大清的汉人督抚之中，满人认为汉人督抚背叛了朝廷，底层的百姓则被之后签署的辛丑条约给激怒了，于是东南互保在民间算不得什么好评。
特别是在湖北对西藏出兵，对俄抢先宣战后，外争国权就变成了保国的新标准。在这之前，大清官僚的保国标准，就是少割地，少赔款，可以说这标准是相当低的。正因为标准很低，所以袁世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按兵不动也是可以被国人接受的，毕竟他至少替国家保住了一支成建制的武力，没有让国家建设的武卫军全军覆没。
但是随着武汉制定了新标准后，国民对于八国联军期间袁世凯的按兵不动就开始唾弃了，认为他花了国家这么多银子建军，结果外敌入侵时只会站在边上看热闹，武卫右军杀起自己人来倒是很积极，感情北洋军的目标是对内不是对外的吗？
舆论不断上升后，很快就有人指出，应当解散满清的军队，重建国民的军队。这种声音基本都来自于江浙和两广，江浙立宪派和同盟会都夹杂在其中，本质上就是这两方势力知道自己在军事上压制不住武汉和北洋，因此想要釜底抽薪，打着重建国民的军队名义，让武汉和北洋削减自己的武力。
虽然北洋高层对这种舆论不以为然，几个书生光凭一张嘴就想让北洋自砍手脚，天下哪有这样容易的事情。但是北洋高层并不是一点都不忌讳这种声音的，因为武汉完全可以借助舆论的声音逼迫北洋裁军，他们可以把宫内警卫部队都给裁撤了，难道还会忌讳裁撤北洋军吗？
这也是北洋将领们最后认同了袁世凯说的“必须要打一仗，长一长北洋士气”的主张。确实，不打上一场，他们在武汉面前总觉得自己差了点什么。
只是打过了之后，大家才发现什么是“看人挑担不累，自己挑担如山重”，为了在国民面前表现北洋军和北洋第一镇其实没啥关系，袁世凯不仅把机枪、手榴弹、迫击炮给前方各镇配齐了，还特意从武汉订购了一批后勤物资用于供应前线军队。
和武汉军队一起作战这么久，袁世凯也听到了下面官兵的抱怨，认为不是他们不能打，而是在后勤供应上差了武汉军队太多。武汉士兵每日的伙食为大洋2毛5分，而北洋军的伙食每月9钱银子，折每日大洋不到5分。
双方之间的伙食费用就差了4倍，而北洋军的伙食还要被克扣，所以士兵的主食不是霉烂的大米，便是混有石头沙子的小米，副食则经常是蔬菜，只有过年过节才有肉吃。虽然北洋军实际军饷要比武汉军队高，但是相对于顿顿都有一个荤菜的武汉军队来说，武汉军队的实际待遇其实要比北洋军高的多。
特别是武汉还有自己办的食品加工厂，给前线部队输送的副食品其实要比市场上的价格便宜不少，这就使得武汉士兵每日的伙食费虽然是2毛5分，可实际上的购买力却要高出一半以上。面对官兵们的抱怨，袁世凯这一次也是豁出去了，反正借着查抄京城满人权贵的财产加上海外列强的贷款，他手上暂时还是宽裕的。
但是现在战场上这么一溜，冯国璋都觉得要是傅慈祥现在发难，就连袁世凯也不得不对王占元等人进行处罚了。因为北洋这一铺投入的实在是太大，真的经不起失败，这个时候要是武汉选择了袖手旁观，北洋就真的算是被架起来了。
既然傅慈祥无意追究谁的责任，他也就立刻顺着对方的口风说道：“傅统制看来已经胸有成竹，那么不如给兄弟们讲讲。我冯国璋先把话说在前头，今天我们以国事为重，你们这些人最好把有的没的都放在心里，谁要是再和傅统制胡搅蛮缠，今晚就自己坐车回北京去，自己去向大帅解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