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接受了日本人的劝说发起了对锦州的反击战，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涉及到了预算的分配问题。
鸦片战争时期，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为4000万两白银，同治年间上升到了6000万两，甲午期间增加到了8000万两，1903年时接近2亿两。
这种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和新税源的开辟密切相关的，鸦片战争时期九成以上的财政收入都是田赋，但是到了1903年田赋在财政收入中只占到了33.8%，而关税厘金则占到了50.9%，厘金为各省督抚所控制，关税则在洋人手中。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养得起北洋，一方面直隶地区的财政收入在全国排第三，1904年后湖广已经不向中央缴纳财政收入，因此也就不再排名，1904年之前湖广位列第四约在1800万两，而直隶地区年收入2165万。
排在直隶之前的是广东，约2300余万两，排名第一的江苏则接近4600万两，比广东和直隶加起来还多，所以今年苏北受到水灾时，朝廷最关心的就是苏北的灾情，若是江苏不能尽快恢复过来，那么明年的财政收入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了。
不过虽然大清的岁入接近了2亿两，但是大多数都是和固定支出向对应的，真正能够动用的活钱也就只有关余和厘金收入。国会的预算分配，其实就是对上交给中央的关余和厘金这部分收入的分配。
在国会打倒了后党之前，这些收入都掌握在了慈禧和满人亲贵的手中，这也是义和团事件后两宫出逃形成的大清财政新格局。哪怕袁世凯现在担任了国务会议主席一职，他也没法从国会手中拿到这笔收入的支配权，因为他没法迫使洋人和督抚承认自己是中国政权的唯一代表。
在洋人看来，国会至少在名义上代表了中国各方势力的共同体，国会所签字的东西，个别势力是没法推翻的，他们虽然看好袁世凯，但并不认为现在的北洋有能力推翻国会，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袁世凯的支持很可能打了水漂。而督抚们同样不会选择袁世凯来代表自己，这意味着他们成为了北洋的附庸，下面的人也就会放弃对于他们的支持。
因此现在只有国会才能从洋人手中拿到关余，从地方督抚手中拿到厘金收入，自然国会也就顺利成章的拿到了预算分配的权力。当然这几个月内国会对于预算的支出管理，基本上还是能够让各省感到满意的，毕竟武汉今年为战争支出、省外的赈灾和建设上支付了超过8000万两的账单，这已经接近中央预算开支的一半了。
在日常生活中，中央政府的主要活动其实就两件事，征税和开支。一个能够向地方征税，然后把钱花出去的朝廷才有资格称自己为中央，满清之所以在义和团事件之后还能维持下去，就是它还能保住对地方的征税权力。
国会把后党打倒之后，传统的满人王朝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各地督抚向中央交税，不是出于对爱新觉罗家族的效忠和畏惧满人的武力，而是认为国会代表着国民的意志，也承认了国会用于管理国家的权力。
假如撇开国会这个中央政府的话，那么下面的地方势力也只有武汉更像是中央政府了，因为北洋除了收本地的税赋外，压根收不到其他地方的税，而北洋收到的税赋也不可能花到外省去，这就是为什么北洋只是一个地方势力的原因。
袁世凯现在也只能接受国会在预算上的支配权，因为没有了国会他就收不到地方上的税赋。而想要让国会把预算分给自己，要么搞建设，要么是为了战争。以收复锦州为名义，要求获得预算显然更加合情合理一些。
在日本加入战争之后，南北国民都有一种胜利在望的兴奋感，他们迫切的希望朝廷尽快出兵和日本一起把俄国人从满洲驱逐出去，从而洗刷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屈辱。在这样的激进情绪中，任何稳重的主张显然都是不合时宜的。
因此，袁世凯也学着武汉操弄人心的手段，把收复锦州的行动鼓吹了一下，也确实让他收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支持，就连同盟会的一些人都发电支持了他。因此他也成功的从国会那里要到了一笔预算，为收复锦州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和武汉的合作，并不仅仅让袁世凯获得了一个国务会议主席的名头，也让他对北洋六镇及直隶地区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重新整顿，使得他对于北洋一系的武力控制力获得了增强。
此前朝廷虽然给了北洋六个镇的编制，但是第一镇的番号给了旗人组成的新军，袁世凯压根控制不住，其他几镇也都安插了满人官兵以做监视。比如良弼刚刚回国不到两年，袁世凯就不得不将其任命为第八标统带官，以满足满人对北洋武力控制的欲望。
对于朝廷来说，满人是最可信任的，其次是派出学习的留学生，最后才是北洋自己培养的军官。铁良南下之前就在北洋各镇中大肆安插外来者，就是想要打破袁世凯私人控制北洋武力的局面。
当然，满人实在是缺乏人才，像良弼这样愿意前往海外学习军事的满人实在不多，回来之后骤然提拔，连基层都没待过，自然也就说不上对北洋加以控制了，反倒是这些满人和留学生进入北洋后就立刻获得了高位，引发了北洋基层军官的不满，认为这些人抢了自己的位置，使得他们上进无门，倒是更令北洋团结在了袁世凯身边。
现在么，趁着国会对满人掌权者的清算，袁世凯也开始了在北洋军中的清理运动，将那些强塞进来的满人官兵又调离了出去，从而把北洋六镇真正变成了以自己为首的军事集团。
毅军姜桂题部，驻直隶的淮军各营，这些过去只是和北洋有着历史渊源但没有上下级关系的军队，现在也被袁世凯整编成了北洋系统的一部分，从而让直隶的武装力量完全从属于北洋系统了。京城近郊的满人三大营和步兵统领衙门，现在完全成为了一个摆设，京城之内的治安归于京城警察厅，京城近郊的安危则被北洋第六镇所管理。
假如没有武汉在侧，袁世凯此时对于北京的控制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淮系最强盛的时期，从这个角度去看，京城满人称袁世凯是活曹操，也不算是空穴来风。不过现在有武汉在旁虎视眈眈，袁世凯也不得不先赚些军功来维护自己的声望先了。
就如徐世昌对袁世凯所言，“军队光有数量是难以压制住武汉的野心的，若是不能在战绩上和武汉相抗衡，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反抗武汉提出的要求。”
袁世凯是认同这位好友的看法的，军队人数再多，要是不能打又有什么用呢？列强几千上万人就敢对中国动用武力，难道是大清兵力不足吗？显然是人家根本没把大清几十万军队放在眼里。俄国人轻率的发起对华作战，也是因为在义和团事件中，大清军队表现出的软弱无能，所以俄军认为一两万人就可以打到北京城，迫使清国签订投降协议了。
湖北新军是什么人？这是几百人就敢前往西藏对抗上万英军，并把战火引入到印度的存在，也是在对俄战争中坚持不懈，围歼了一支俄军偏师的存在。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展现自己的人数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不要说吓不到湖北人，就连各地的督抚恐怕都未必会服气。
因此，想要赢得湖北人的尊重，并获得各地督抚的真诚支持，那么至少北洋军要在战场上拿出一点成绩来。于是袁世凯准备妥当之后，便下令段祺瑞率领北洋第三镇从承德向朝阳进攻，冯国璋沿着关内外铁路向锦州进攻，意图趁着俄军满洲主力为日军所牵制的时机，夺回锦州。
应该来说，随着日军加入战争后，西面中国军队不紧不慢的跟随俄军撤退的进军，确实让俄军高层产生了迷惑。库罗帕特金就一度认为中国人应该只有坚守壕沟的胆量，只要俄军不去主动进攻，那么中国军队是没有胆量来进攻俄军的阵地的。
特别是在日军在南北两个战场大展拳脚后，库罗帕特金为了加强对日作战的战力，已经开始偷偷的从西满支队抽调炮兵部队和步兵部队了。当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时，俄军兴城、葫芦岛一带的守军已经抽调了不少到锦州城，锦州的俄军都已经开始向奉天转移了。
于是，冯国璋、傅慈祥率北洋第二、四镇、工农红军第13师近9万人从绥中出发向兴城进攻时，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虽然俄军在兴城一带设立了壕沟和机枪阵地，但是因为日军的大举进攻，库罗帕特金把兴城的机枪都调了回去，火炮数量也减少了一半，毕竟此时整个满洲俄军的机枪数量也只有56挺，这个数量不包括旅顺和海参崴的机枪数量。
傅慈祥当然不会采用俄军的冲锋战术去填壕沟，在这种突破壕沟的进攻战术上，工农红军可以说是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毕竟工农红军一开始就是通过攻防演习来不断完善自己的堑壕战术的，武汉也给他们配备了破坏铁丝网和进行堑壕战的工具和武器。
而俄军把机枪撤走又减少了前线的火炮数量，又大大的降低了进攻方的困难。傅慈祥指挥的第13师，很快就突破了俄军在兴城的防御阵地，并毫不迟疑的向着俄军后方展开了突击，使得俄军没能在葫芦岛、塔城重组防线，开战后的第10天，傅慈祥所部已经突破了锦州南面最重要的塔山要隘，进入到了开阔的锦州平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