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的地址位于安福胡同内，这并不是什么好地方，边上是回回营和破旧的兵营、民居，虽是皇城根儿，但住的都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由朝廷一开始给国会选的地方也能看得出来，朝廷对于国会其实并不重视，所以随便找了处空闲的地方就安置了。
但是，随着国会连续发布了对于皇室专案的督办权后，国会的地位就迅速的上升了。特别是新华门被开出后，徐世昌认为正对着回回营礼拜寺有碍风水，而国会也需要有个专门用于议事的地方，因此他以改造府前街(今西长安街)的名义，开始拆除回回营礼拜寺及周边民居，以建设国会议事堂及附属建筑。
在袁世凯请辞军机处，张之洞请假养疾，庆亲王等满人大臣因为各类专案暂时停职后，北京城内能够负起责任的就剩下徐世昌、赵秉钧、朱启钤三人了，这也就使得徐世昌有了对北京城大举整改的权力。
此前北京城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过是为洋人和宫内的一小部分人服务的，因此洋人控制的使馆区外，北京城的大格局还是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慈禧为代表的满人守旧势力几乎失去了权力，上面没有了婆婆的徐世昌就试图按照使馆区的改造方式把北京城都改造一遍了。
朱启钤是这一想法的重要支持者，此时的警察几乎承担了所有城市管理的职能，但是封建王朝的特权却令警察没法实施自己的的管理职能，他们只能要求普通百姓遵守城市管理的各种条例，不要说王爷贝勒这样的满人亲贵，就是身上有个官位的芝麻小官也不是警察能够约束的。
过去北京城内管理市容市貌的官员可是非常清贵的御史，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也就是说他们是能够见到皇帝的近臣，不是什么普通的官员，要是被提拔外发至少也是道员以上的地方高官，外放道员都只能算是委屈了。
不过，这样清贵的官员显然不会为了一点小事找那些皇亲国戚的麻烦，除非皇帝想要敲打某些人，又或者出了人命案子或影响恶劣的传闻，否则他们也不会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如没有那个巡城御史会为了乱丢垃圾或逆向行驶去找同僚或王公大臣的麻烦的。
但是对于警察来说，他们要管理的就是这样琐碎的小事，可是他们的地位又非常的低下，在官员眼中他们其实连普通的吏员都算不上，就是一群“臭脚巡”罢了，达官贵人甚至能要求警察厅给自己派巡警看门护院，然后拿他们当下人使唤。
善耆管理工巡局期间，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善耆因为交了罚款，而被京城百姓称之为善。由此可看出警察地位之低下，满人制定了规则，警察敢于对满人行使此种规则都被视为了一种罪过，犯罪的人因为没有追究警察冒犯自己，倒是成为了善人了。
但是现在，慈禧所代表的满人特权被打倒，负责巡警部的徐世昌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以推动自己的政治理念了。改造北京城，让北京和使馆区的城市建设接轨，就成为了徐世昌的第一项动作。
改造府前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翻新城市建设，也在于重新构筑京城权力的中心。过去北京的权力中心在于西苑，在于老佛爷所住的地方，那么现在北京的权力中心则从西苑转向了宫外的国会，打通宝月楼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皇帝的声音传入国会，而是为了让国会能够更好的监视宫中的动向。
对于北洋来说，北京作为中国的权力中心是不可转移的，一旦中国的权力中心从北京转到武汉或其他地方去，那么就意味着北洋失去了控制中央政府的能力。所以，在打倒了代表满人专制的后党和军机处后，树立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秦力山以国会的名义连续办下了针对后党的大案，打破了了旧的满清权力中枢，这是符合北洋的利益的，但是接下来，北洋是不能容忍让武汉控制住国会的。当然，北洋上下也无意和武汉争夺办案的权力，那个实在是太得罪人了。
因此，北洋要和武汉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就只能从两个方面下手，第一个是控制北京，第二个是联合那些被武汉所敌对的旧势力。
控制北京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北京城市进行改建，城市改建将打乱城市原居住区的结构，使得原先的街坊邻居都变了样，那么底层也就无法抱团了。而且城市改建将会腾出一大片土地，为新贵们找到共同的利益，带着新贵们发财的北洋团体也就更加的团结了。
因此徐世昌要拆的何止是一条府前街，天安门前用来隔绝东西的城墙和北京城的城墙，在他看来都是要一一拆除的，只有把这些城墙给拆除了，城市内部才能用交通设施联系起来，八旗各控制一片城区的旧格局也就被打破了。
徐世昌大兴土木的时候，这边皇室事务委员会也正式的把各项专案指向了幕后的真正黑手-慈禧。9月1日，皇室事务委员会组建的特别法庭向慈禧、光绪帝发出了传票，要求两人于9月3日下午1点前来法庭就崔玉贵谋杀珍妃一案的初审进行作证。
就在这一天，秦力山在国会的大院内向记者们就俄国间谍案进行了谴责，“…我听到赵侍郎带来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们的将士还在前线和俄国侵略者浴血奋战，但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上层已经试图勾结俄国人对付那些保卫国家的爱国者了。他们有什么罪？仅仅因为他们保卫的是中国而不是满人，所以他们就该死？
劳工党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对于这些国家的叛徒，人民的敌人，除了死刑之外，我想不出人民有宽恕他们的理由。今天的中国已经分为了两个部分，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把我们的敌人送上绞刑架，我们才能让这个国家变成人民的祖国…”
秦力山杀气腾腾的话语让身后的议员们都变色了，记者们也非常的激动，有人当即向他问道：“那么太后是否涉及到了间谍案？假如太后也在案内，国会该如何处置她？作为大清最尊贵的太后，国会有权力对太后加以处罚吗？”
秦力山看着面前的记者们，想都不想就说道：“最尊贵？难道她会比四大贝勒时期的大妃阿巴亥更尊贵？按照满人的祖制，她几十年前就该陪文宗皇帝于地下去了。
这些叛国贼天天拿满人的祖制说事，却从不肯实施对自己不利的祖制，祖制在他们眼中就是用来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不是真正的不可违背的天条。
既然叛国贼用祖制或其他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谎言来愚弄人民，那么人民就有权力否定他们通过制造谎言窃取的权力。人民不承认叛国贼有什么特权，也不认为叛国贼有什么尊贵的，人民的审判也将是公正的，我对此从不怀疑…”
秦力山代表劳工党和皇室事务委员会的发言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之后，顿时震动了京城内外，就连张之洞、袁世凯、各国公使都坐不住了，向秦力山及劳工党以各种方式进行询问，想要了解劳工党是不是打算在这个时候打内战了。
他们的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不能让慈禧以不名誉的方式死去。张之洞、袁世凯和各国公使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劳工党想要打击后党，他们阻止不了，但是太后本身不能被打倒，因为这将使得中外联系的纽带彻底崩塌。
慈禧在位的这些年，特别是甲午之后的七八年里，其所代表的清政府和各国签署了许多条约，现在劳工党若是把慈禧彻底打倒，那么这些条约该怎么办？列强认为，这是新政府试图撕毁条约的开始，张之洞和袁世凯也认为，新的政府想要获得列强的继续支持，那么就得保持政权的平稳过渡，把慈禧彻底打倒的话，政权显然是没法平稳过渡的。
秦力山代表劳工党向张之洞和袁世凯只能保证一点，就是他们并没有处死慈禧的意图，但是纠正慈禧时期的执政错误是必然的。对于各国公使，劳工党则认为，这是中国之内政，各国无权干涉。并且，劳工党以国会的名义下达了驱逐所有在华的俄国外交官及军事人员，因为他们在中国境内实施了间谍行为。
对于劳工党以国会名义下达的驱俄通牒，各国公使认为俄国政府在中国的财物及租借地等应当由公使团先行接管，待战后再讨论如何处置。北洋及外务部面对公使团的压力选择了沉默，但这并没有得到劳工党的认同。
劳工党反而在报纸上公开发文宣称，“我国收回俄国政府所窃取的在华房屋及其他租借地等特权后，这些建筑和租借地就为中国所有，任何国家或势力企图侵占这些东西，就是对中国的宣战。中国人民绝不向侵略者投降。”
劳工党的这种强硬姿态，让各国公使越发觉得对华外交变得越来越棘手了。于此同时，9月3日对崔玉贵一案的开庭审讯，光绪亲自出现在了现场，慈禧未出现。但是这场庭审把皇权的神秘性给打破了，光绪亲自指证了崔玉贵当初是如何把珍妃丢下井的经过，并讲述了慈禧是如何下达命令的。
在这个审判过程中，皇权的神圣性荡然无存，因为旁听者只听到了一桩肮脏的谋杀案。所谓慈禧老佛爷，变成了一位阴狠毒辣的老妇，而光绪身上也看不到天子的威严，不过是一位被宫中太监随意欺凌的年青人，如此人物，凭什么统治这老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