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会议结束之后，杨衢云留下单独同田均一进行交流，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前需要同德国人稍稍远离，以防止德国人进一步在借款合同上给他们增加不利的条款。
杨衢云对他说道：“…我们越是表现的急切，就越是让德国人认为，除了他们之外我们已经没有了其他融资的渠道，那么他们就会进一步的抬高要求，我们在谈判中选择的余地就越小。”
田均一点头同意了他的看法，但他也摇头说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远离不远离德国人，他们都会知道我们现在的困境。因此，即便是按照你的方式，德国人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的，但是钱确实是非借不可的，不仅仅是为了赈济湖南的灾民，山西那边也需要建设啊。
汪楚珍发电报回来，说大同一带的旱情应当是确定了的，既然我们现在控制了雁北，就不可能不去管当地的百姓，否则当地的民众会如何看待我们？
而对山西北部进行救灾，最好的办法不是发粮食，而是在当地兴修水利和铁路，如果能够把武汉和雁北联系上，那么当地丰富的煤炭就能运出来解决南方工业和发电用煤的问题。
除此之外，把铁路延伸到河套和外蒙地区，不仅可以移民开垦内蒙的荒地，还能够确保外蒙的安全。所以，北方的建设也是不能停下的。”
杨衢云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过了好半天才开口道：“我们扩张的太快了，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这样下去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如果能够让我们安心建设五年，哪怕是三年，都不会像现在这样焦头烂额。”
田均一只能苦笑道：“我算是真正明白了林枫同志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了。革命不仅是对旧世界的破坏，也是对新世界的建设，假如我们有一处没跟上，那么革命的形势又会出现反复的局面。
我们必须要坚持建设新世界，这样革命才能继续向前，因为革命的脚步一旦停下，旧的势力就会卷土重来，而群众也不知该听谁的了。所以，宁可快一些出现问题，也不能慢下来，因为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停下脚步就意味着死亡。”
杨衢云思考了半天，也不得不承认，田均一说的是正确的。劳工党在人数上和舆论上其实并不占据优势，事实上劳工党的许多党员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没有入门，包括杨衢云在内；而在舆论上，主张生产资料公有的劳工主义，一直都被有产者们所敌视，认为这是黄巢和太平天国的贼寇主义，想要鼓动无产者去夺取有产者的财产，实在是卑劣之极。
那么为什么劳工党还能存在下去，还能不断的扩张控制区域？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工党一直在搞建设，哪怕在和列强对抗的时候，劳工党也没有停下对道路和水利的建设。这种建设不仅粉碎了地主阶级对劳工党的革命理念的污蔑，也令那些普通民众接受了劳工党的统治权力。
虽然在这个时代，民众对现状都普遍抱有不满，但是真正愿意豁出命来改变世道的，大约不会占总人口的10%，而同样的，愿意豁出命来保卫大清的人，估计连5%都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都属于普通民众，他们虽然抱怨现状，但又认命的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除非灾难落在自己头上，否则就不会真正用行动去反抗。
劳工党成立工农兵委员会，正是通过了不断的建设，把这些占据了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纳入到了自己的统治秩序下，让他们成为了新政权的力量来源。
这就是为什么，朝廷掌控着天下的时候，连36镇新军都编不出，需要放权给各地方督抚自己找钱编练新军，而工农兵委员会一开始不过就掌握了一个武汉地区，却迅速的编制出了5个师的武装力量，现在更是开始组建第十五师了。
因为工农兵委员会通过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儿童团、青年团、妇女会、工会、农会、士兵委员会等，把几乎所有的人都纳入到了一个个的集体中去，然后通过各种建设任务把这些社会组织变成了新政权的参与者。
表面上看起来朝廷掌握了近4亿人口，事实上清政府能够管理到的人口最多不过5%，清政府是通过一层层的个人效忠体系去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严格的来说，慈禧真正能够管得到人，其实只有京城里的旗人，京城之外她其实是管不到的，人家只是服从于大清国的这个体制。这个体制要是崩溃了，外地人就不会接受北京的命令了。
但是在武汉，哪怕不通过工农兵委员会的命令，劳工党也可以通过各级党组织领导各个社会性组织，最终重新改组工农兵委员会。也就是说，在武汉地区劳工党管理的人口几乎占了九成以上，而其他地方虽然比例不及武汉这个革命中心，但也是远远高于满清对地方的统治力度的。
但是这种对社会的强化管理必须建立在一种共同的利益上，假如没有这种共同的利益，就变成了新时代的保甲制度了，而保甲制度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因为它不符合民众的利益，这不过是为了少数统治者对广大底层民众的压迫，自然就会遭到民众的反抗。
所以，一旦劳工党停下了建设速度，不仅那些普通民众难以忍受这种强化的社会管理，就连党内的成员们都会出现思想上的动摇了，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的工作下，看不到任何好处。
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因此这一理论是围绕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任何不劳而获的思想，也反对劳而不得的主张。当然，一些小农出身的党员或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总试图把科学社会主义加上一层道德光环，甚至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的理念联系起来。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一些党员不去研究资本论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却整天把目光放在了党员个人的品德上，认为党员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非如此则不能称之为劳工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反对给工人涨工资，理由是农民过的太苦，所以工人也不能过的太好。
当建设的脚步停下来时，这些高尚的党员的言论就会冒出头了，而他们的言论因为符合穷苦贫农的心理，反而获得了贫民的支持。而对于那些主张按照劳动分配的党员来说，这种主张自然是难以接受的，虽然在道德上他们同情贫民，但在物质生产上却不能认同这种平均主义。
在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两种声音都能被压制下去，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够普遍的提高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底层贫民的怨气也少的多。但建设速度一旦降下来，党内自己就开始思想分裂了。
杨衢云只能点头向田均一说道：“那么我尽量和美国人谈一谈，或者美国人会加大投资也说不定。”
田均一踌躇了一下后说道：“其实林枫同志让人送回来一封信件，我一直认为里面的建议过于冒险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得试一试…”
保尔·罗尔巴赫博士正在向自己的汉语老师学习汉语的时候，听到了田均一来拜访自己，他于是结束了课程，邀请田均一去会客厅见面。在中国待了半年之后，罗尔巴赫博士已经渐渐开始习惯于武汉的生活了，他觉得这里其实和德国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正处于德国快速城市化的时期，而武汉这座城市的扩张和德国的城市化相当的类似，实际上他认为武汉的建设更类似于柏林，一座被欧洲人视为暴发户的城市，却是德国人所迷恋的现代技术所创造的全新城市。
和欧洲其他大城市相比，柏林更加注重公共交通对城市居民的需要，环绕柏林的铁路可以让德国人在一个小时内抵达柏林的任何一个地区。虽然武汉的地理位置没法像柏林那样建立一个环绕城市的铁路系统，但是中国人还是竭力用现代的交通工具把城市的各个角落联系了起来，从而营造出了一小时交通圈。
从这座城市营建理念就能看得出来，工农兵委员会是有着和欧洲人相通的文明理念的，毕竟对于东方的王国来说，任何一座城市都应当围绕一个核心来建设，这个核心就是这座城市上流阶层所居住的区域，城市的其他部分都是为核心区服务的。
其实欧洲也是如此，只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贵族们一般都会表示自己和平民是平等的，只不过他们用地价的不同，把自己的住宅和穷人居住的街区分隔了开来。法国大革命至少让欧洲贵族们了解了一个事实，在断头台下，贵族和穷人的脑袋是平等的。
因此，欧洲人在东方时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心理，他们一边鄙视东方的等级制度，认为是一种野蛮社会的习俗，一边则毫不犹豫的把自己凌驾于有色人种之上，制造出了欧洲文明更高级的形象。
罗尔巴赫博士虽然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份子，不过他在武汉却很好的掩饰了这一点，因为这里的中国人不喜欢高高在上的老爷，不管他是外国人或中国人。在博士看来，这里似乎更像是进行了一场法国大革命，人人都在追求平等，并用平等的理念来装饰自己。反对平等理念的人，被视为是不识时务的老顽固或试图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样的人是没法得到这座城市居民的友善对待的。